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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语言学家拉尔·齐曼（Lal Zimman）告诉我，我们文化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语言的作用远不如其他更具体的自由实现形式和压迫手段那么大，如同那句老话所说，棍棒和石头能打断你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伤不到你。“人们需要明白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人受到伤害、感到欢欣鼓舞，也能使人得到重视和尊重。这真的非常重要。”齐曼说道。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描述性强的话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一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尽管我个人很喜欢说脏话，并认为这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很喜欢刻薄地跟别人说“fuck you”、“suck my dick”（肉你丫的），但我不禁注意到，我们词典中大多数最有力的脏话都不是为了我这个女性说话者而发明的。像“fuck you'”“suck my dick”这样的短语属于英语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脏话——与性相关的脏话——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类脏话只能代表一个性别的视角。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入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pussy”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女性阴部的复杂性，也并没有描绘出对那些真正有阴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阴蒂、G点），而是把女性阴部描绘成一个模糊的、像小猫一样软弱、被动等着阴茎捅进去的地方。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学研究表明，现代人说脏话实际上很少带有敌意或冒犯；相反，脏话成了一种极其复杂、丰富多彩的语言类别，几乎可以用于表达一切情感——幽默、震惊、悲伤、团结。在一些语境下，有的脏话可能会被认为是礼貌的。大多数时候，脏话能促进社会和谐，比如你可能会对别人这样说：“That is a fucking brilliant idea'”（我靠，这主意真赞），或者“These cupcakes are the shit'”（这些纸杯蛋糕好吃到爆）。语言学家说，仅有的几种不礼貌的情况是你故意使用脏话威胁别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可这是为什么？用气泡音有什么好处吗？（当然，除了惹恼长胡子老家伙这个好处以外。）事实证明，气泡音的确有不少用处。首先，汤浅郁子指出，由于气泡音的频率非常低，所以这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竞争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权威。她在研究中写道：“低哑的嗓音可能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塑造成功形象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保持女性的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做演讲时，为了传达这种悠然自得的权威，会不自觉地用气泡音说话。当我问我的领导我在会议上有没有表现得缺乏安全感时，她说：“你听上去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哦对了，她也是个20多岁的女人。但是另一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在2012年告诉《纽约时报》，气泡音也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喜欢这么做。他说：“这是一种声带比较松弛时发生的振动…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在放松甚至无聊时使用它。”就像是在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告诉别人你觉得他们非常无聊。总而言之，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女性开始用越来越低的音高说话，更多地传达出主导性或者表示无聊，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年男人历来不喜欢女人做的事情。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鲍勃·加菲尔德和他的同行们如此毫不留情地抨击气泡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儿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从小就成长在充斥着严苛言行标准和期待的文化环境中，而女性被要求“应该”遵守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一不论是在会议中，还是在超市的队伍里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表演。“别问太多问题，否则你听起来会很不自信；不要说任何孩子的任何不好，否则你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母性的反社会人格；不要总是聊《美国白马王子》，这样显得你特别粗俗。”无论你的性取向或性别表现是什么，一个人只要曾经是女性——出生时被指定或是自我认同为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迫遵守父权制度为女性设立的一系列言语标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专门针对全世界医学院文献中性别偏见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看似客观的教材中，男性的身体——就像男性的说话方式一样——向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常态，而女性身上经常出现的症状却很少被关注，甚至完全被忽略。以心脏病为例，它是2015年美国女性的头号死亡原因，比癌症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心脏病致死人数中有超过一半是女性，而男性患者却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来。为什么？这是由于医学教科书和论文大多不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内，而女性患有心脏病时的症状通常与男性患者不同，比如女性患者会感到恶心和颈部不适，而男患者感到的是胸痛。这导致许多医生根本不知道如何识别、诊治女性心脏病患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小时候，男孩与其他男孩的友谊就像女孩之间的友谊一样亲密和情绪化。男性气质规范被灌输到他们身上之后，男孩才停止向彼此倾诉或表达脆弱的感情。到了18岁，社会上“我不是同性恋”（no homo）"的信条在他们心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觉得唯一可以寻求情感支持的人就是女性，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生来就有义务承担人类情感事务”的偏见。*no homo源自20世纪90年代嘻哈界，可以译为“我不是同性恋”或者“我没别的意思”，是男性为防止自己因为某些言行而被当作同性恋时使用的短语，例如“That guy is hot！No homo。”（那家伙挺帅！没别的意思），或者“No homobut I really need a hug right now。”（我不是同性恋，不过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个拥抱）。一译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糊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 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入“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琳恩总是任一个元整的意义单元的结尾，或在停顿间隙恰到好处地插入感叹词，永远不会强行抢过话头或打断会话，它们的作用是向说话者表达认同，同时表明听者在关注对方的叙述进展。这些感叹词使得会话富有成效，因为所有的“mm-hmm”和“yeah”都代表琳恩对谈话的投入和对谈话内容的支持，说明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堵任凭蒂娜自说自话的墙。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you're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识和团结。”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人们误以为使用“just”“I mean'”“I feel like'”之类的短语是女人犹疑不决的标志，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使用模糊限制语的表达更委婉、更包容，让听者感觉更好，并为彼此留下插话或者分享不同看法的空间。“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更衣室闲聊”只是听起来更男性化的“聊八卦，加德博拉·卡梅伦所言，这是谈论不在场的人的行为，其目的是建立交谈者之间的情谊和小团体内的规范，实现手段是把不在场的被议论对象划归为“外人”，以及使用尴尬的个人经历和粗鲁的语言来交换信任。正如卡梅伦所说：“就像分享秘密一样，分享这类越界或冒犯的词语是亲密的象征…这样做的含义是：‘我通过说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事情，用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词语来表明我信任你。’”这是在邀请听者与自己互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有大量数据支持的事实是，闲聊八卦是一种有用的、目标驱动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曾解释道，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相互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人”与“想法”对立的刻板印象助长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女人彼此交谈就是在“闲聊八卦”（gossip），是无意义、琐碎的；男人的交谈则是“谈笑风生”（banter），更睿智、更成熟，而且他们从不会堕落到讨论不在房间里的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觉得最成问题的文化信念之一是相信观看、参与和谈论体育比赛比喜欢美容和时尚更有价值、更高级。我曾经在一家美容杂志工作，那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但有几位高层管理者是男性。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家伙为了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多么努力：他们在公司内部做演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用体育运动打比方，然后立即表示这种比喻恐怕超出了我们这些愚蠢女人的理解范围。客观地说，讨论谁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并不比讨论谁在纽约时装周呈现了最漂亮的时装秀更复杂、更重要。只不过前者更以男性为中心就被认为更重要罢了。好了我耳朵已经冒烟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然而，今天最敏锐的语言学家提供数据表明，“少女腔”——最遭人厌恶和嘲笑的语言风格之一——实际上是标准英语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的样貌。这种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而这让很多中年男人非常暴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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