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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卢维纳是看不到蓝天的。在那里,天际退了色,永远蒙着一大块阴云,总没有消散的时候。整片山地都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颜色的东西可以养养眼;一切都给包裹在灰雾里。……随时都能看到这种忧伤。在那里吹着的风搅动着这种忧伤,却永远不能把它带走。它就停留在那里,仿佛就生在那里似的。这种忧伤甚至可以尝得到,感觉得到,因为它总是停留在人身上,死死地把人压住 ,因为它让人窒息,就像是在活蹦乱跳的心头敷上了一大块烂泥。……谁也不记得时间,谁也不关心一年又一年如何过去。一个个日子,开始又结束。然后就是夜晚。只有白天和夜晚,知道死去的那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死是一种希望。……坐在门滥上,看日出日落,头抬起来又低下去,直到最后一身的弹簧松弛了,然后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没有了,好像永远生活在永恒之中。这就是那里的老人做的事情。……老人们就坐在门口,套拉着手臂,等待着他们,等待着死去的那一天。能激起他们的热情的,只有儿子的感恩之心所带来的愉悦……他们在卢维纳的那片孤独中独自等待。圣胡安卢维纳。这名字听起来像是天上的某个地方。可那是个炼狱啊。……人去了那里,待到习惯了哪里的大风,就只能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了。这会把人弄崩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他应该是约莫一点钟的样子到的,这是人最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做梦;这个时候,他们刚刚互道过‘晚安’,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了黑夜的手里;这个时候,身体的疲倦撩拨着猜疑的琴弦,让琴弦断裂。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我爹送给她做命名日礼物的那头母牛给河水卷走了。现在我姐姐塔霞啥也没有了,我们家里人愁心思的事情,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因为“小花蛇”可是我爹花费了好多气力搞来的,当时它还是头小母牛。我爹打算把它给我姐,为的是她能有个值钱的东西,不要像我另外两个姐姐那样,去干出卖身体的勾当。听我爹说,我那两个姐姐早就不学好了,因为我们家太穷,她们又不听话。……她们去了阿尤特拉,或者我也不知道究竟去了哪里;反正她们是做了妓女。所以,我爹开始为塔霞犯难了……现在牛没了,他觉得她一下子变得好穷。她还在一个劲地发育,还想嫁一个能永远喜欢她的好男人。若是牛还在就不一样了,到时候总归会有人要娶她的,至少人家会看重那头漂亮的母牛,要把它也一并带走。……“错不了”,他说,“不管她走到哪里,只要让人瞧见,准会把人家的眼球撑破的。她最后要变坏的,我看她最后是要变坏的。”从远处飘来的腐臭的气味直往她湿漉漉的脸上扑,她的一对奶子不停地上下跳动着,好像马上就要开始膨胀,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了。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他们跟我们说:“从村子到这里的地,都是你们的。”我们就问:“就是这块平原?”“是的,就是这块平原。整个大平原。”我们住口不说话了,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这平原。我们要河边的土地。从河边到那里,净是肥地,长着那些叫木麻黄的树,还有青草,还有很好的土。不要这摊叫做“平原”的硬牛皮。可是他们不让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委员来这里,不是来跟我们商量的。……“这个嘛,你们要书面反映。现在你们回去吧。你们的矛头要对准大庄园,不要对着给你们地的政府。”“您等一等,委员大人。我们可没说什么反政府的话。要反对的,只是这块平原……”……我们分到的地,在那高高的地方。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我抱住她,想安慰安慰她,可她听不懂我的话,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她嘴里发出和水流拍击河岸一样的声音,这声音让她浑身打战,而河水还在继续涨。从远处飘来的腐臭的气味直往她湿漉漉的脸上扑,她的一对奶子不停地上下跳动着,好像马上就要开始膨胀,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了。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我们得等着黑夜来临,才能暂离这烈日和路途中的炽热白光 往后白昼变得越来越长了。我们是在2月中旬离开森松特拉的,3月初往后,天就亮得很早了。天黑之后我们刚闭上眼,太阳就再次把我们晒醒了,还就是这个好像刚刚才落下去的太阳。 夹在一大群人中间赶路,我从没有感觉到生命流动得这样,人生是如此残酷;我们就像一大团层叠在烈日下的虫子,在这尘烟中扭动着身躯。这尘烟把我们所有人困在同一条道上,胁迫着我们前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这尘烟,目光滞留在这尘土上,好像撞上了某种不能逾越的东西。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您准会想,我在同一个说法上绕来绕去。就是这样的,先生……坐在门栏上,看日出日落,头抬起来又低下去,直到最后一身的弹簧松弛了,然后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没有了,好像永远生活在永恒之中。这就是那里的老人做的事情。”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而我有了一种感觉,觉得我们好像没去过任何地方,我们只是路过这里,歇歇脚,然后还要继续赶路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我们得走下去,因为在这里,悔恨和对塔尼罗的回忆总是缠绕着我们。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在那里,时间是漫长的。谁也不记得时间,谁也不关心一年又一年如何过去。一个个日子,开始又结束。然后就是夜晚。只有白天和夜晚,直到死去的那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死是一种希望。“您准会想,我在同一个说法上绕来绕去。就是这样的,先生……坐在门槛上,看日出日落,头抬起来又低下去,直到最后一身的弹簧松弛了,然后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没有了,好像生活在永恒之中。”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在那里,时间是漫长的。谁也不记得时间,谁也不关心一年又一年如何过去。一个个日子,开始又结束。然后就是夜晚。只有白天和夜晚,直到死去的那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死是一种希望。……坐在门槛上,看日出日落,头抬起来又低下去,直到最后一身的弹簧松弛了,然后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没有了,好像永远生活在永恒之中。这就是那里的老人做的事情。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夹在一大群人中间赶路,我从没有感觉到生命流动得这样慢,人生是如此残酷;我们就像一大团层叠在烈日下的虫子,在这尘烟中扭动着身躯。这尘烟吧我们所有人困在同一条道上,胁迫着我们前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这尘烟,目光滞留在这尘土上,好像撞上了某种不能逾越的东西。而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像一块厚重的灰影,自上而下,重压在我们头上。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智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唐代智识分子的论断似乎更适合于对科举制度结果的评判,轻薄自此始但不是终。更何况,汉的举荐就好吗?战国的纵横就值得咏怀吗?或许,尚古是一种情怀,而情怀往往代入偏颇
——钱穆《国史新论》
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三、世界趋势。
——钱穆《国史新论》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P90 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但中国古人亦未尝不知世袭皇室可能有坏处,皇室传统终必要更易。中国人向来便很少信有万世之一统近神权的观念。
——钱穆《国史新论》
P158-159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从下层社会影响到政治,总不如从上层政治影响到社会,更易有效,至少是更应尽先着力。上层政治摇动,理想社会不易产生。两汉的缺点是平民智识分子,骤遇到大一统政权之建立而相形见绌,不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那时的对抗形势,是皇室(外戚宦官)与知识分子之对抗。唐代之牛李党争,则是门第与科举进士之分朋角逐。两宋、晚明已无门第,乃是书院讲学派与科举禄利之对抗。换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智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智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藉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再总括言之,东汉以下智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但摧残智识分子的,还须凭藉另一批智识分子。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钱穆《国史新论》
P143 个人主义者,则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逃避现实,寄托心神。集团主义者,则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刺激新生,恢复力量。南方以空寂精神接近佛教,北方以悲苦精神接近佛教。而其间仍有一共同趋向。佛教进入中国,依然是上倾势力胜过下倾。最要是佛教开展,急速的智识化与理论化。换言之,则是宗教而哲学化。小乘佛教在中国并不得势,而大乘宗派则风起云涌,群葩烂漫。佛教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中间却先经一转手,经过中国智识分子之一番沙滤作用。如是则佛教东来,自始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性的淘炼中移步换形,而使其走上中国化。
——钱穆《国史新论》
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国史新论》
P208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钱穆《国史新论》
P260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帖经墨义。“帖经”是把经文帖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P261 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P269 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二是消融社会阶级。三是促进政治统一。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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