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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囚禁不停地召唤着人们,一声又一声唱的却是自由。
——张大春《聆听父亲》
惟有洗澡才能显现人生中美好部分的繁琐细节。
——张大春《聆听父亲》
一具健康伟岸了七十六年的躯体在摔了一交、损伤了一束比牙签还细的神经之后,就和整个世界断离。
——张大春《聆听父亲》
的确。我不该忘记:当我初入学的时候,我父亲在我的学籍资料卡的宗教栏里填写了“儒”这个字。他也解释过:儒教就是孔夫子的道理;明白了孔夫子的道理就不需要什么洋教了。
——张大春《聆听父亲》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张大春《聆听父亲》
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写稿用触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假的;如果你写稿用讨论的,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的。
——张大春《聆听父亲》
许多青春订交结盟的友谊会使人在年事稍长之后以互相交换陈旧回忆的方式抚慰人们各自在生命中遭遇到的种种创伤或失落,所谓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回忆使回忆者当下的现实显得不再那么沉重,也使逝去的现实显得轻盈很多。
——张大春《聆听父亲》
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在他们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读者。』这个『理想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一气说到这里,阖座拊掌笑叹,成谓“套四宝”似乎不只可口,还真有能令人会心之处。倒是那魏三爷话锋一转,接道:“不过,我有位老友别立一解,他说:“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照我这位老友的说解,举凡衮衮禄禄、高踞庙堂的诸公,蠢斯蠢矣、拙斯拙矣,倒还真要有几摺肚围才行。”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我练这“拆架”手艺,足足耗去八年辰光手艺成就,抗战也打完了。“这还只是个匠作熟巧的功夫,“套四宝”的佳处却不在这一面上。各位试想,活生生的四味全禽,要之以鸭最蠢拙、鸡稍轻健、鸽更不驯而以鹌鹑最为佻达活泼,却给囚在最里层。发明这道菜的厨子想必有一肚皮冰炭难容的感慨,恨世间野性尽为蠢物缚束牢笼,才想出这么一番折腾来——其中最见深刻的,正在“拆架’的意思上。君不见,如何教人收伏野性、甘为蠢物囚裏呢?很简单,‘无骨’可矣!没了骨头,尽管委曲求全,毕竟只能盘中作肴而已了”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面具爷爷”闻言之下悄然说道:“人世间哪里有鬼神可以立足之地?自凡说神道鬼,皆是因为怕人失去了敬畏之心,才借这鬼神的说法来畏之、戒之的。人一旦有了敬畏之心,也就不至于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 “他既然变不成个鬼回来,又为什么要替他打扫房子,还擦皮鞋呢?” “面具爷爷”想了片刻,一副不该说、又不得不说的神情,几度启齿,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最后终于迸出这么几句来:“人虽然不在了,可是祭之、祀之就仿佛他还在的一般。这里头有个极深的意思,叫‘祭如在’。说的是我们活着的人眼中不能只看见现在的人、现在的事。”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这种对不起人的感觉只会令我想逃得更远一点,仿佛只有把亏负或歉疚捅得更深、更大、更不可弥补,才能解决已然的一切。我于是冷冷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猜想她一定也感觉得出些许尴尬,她的笑容还勉强挂着,扭脖子绕室环顾了一大圈,道:“搬来这么些年,我还是头一回进来—咦?还有回声呢!”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读者」。这个「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 . 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龙芳和陈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触犯甚至挑衅这个「理想的读者」。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我的老师方凤梧先生一向以为:绘画这门艺术有几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实物;因为不经过这一阶段,画家便不能体会自己和外物之间的关系。修养稍微高些的画家便不会以形似为满足,他还会要求作品能够表达意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要更进一步,画家更应视其作品为表现某一意义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现普遍意义的寻常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画家还应当注意:某画是在向某人传达某义,而非向所有的人传达某义;是以画家还须懂得如何让这唯一的意义只容会心人赏识 —— 这便是第四个层次了。一旦进入这个层次,一幅绘画便犹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会感悟到彼此之间无上的契合。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可是在这一刻,有一种感觉再也不肯躲藏,它从虚无缥缈之处鸣鼓吹角迢递而来,连这「人遁阵」的铜墙铁壁皆不能抵挡。它撞击在我的心脏中央,让眼前的一切景象模糊消逝,代之而出现的,是昔日小五在美满新城二楼楼顶上的情状;她站在我前面、左右榣晃着身体、为我屛蔽着迎面飞来的暗器。那是一个孩童戏着老鹰抓小鸡的动作,显得多么滑稽。但是有过那么一个片刻,我笑不出来 —— 我看见小五后脑发际插了支簪子,底下露出块青青白白的头皮,她当时正在以生命捍卫着我。我从来不知道:亏欠之感是如此雄浑、滂沛且顽强的一股力量。它一旦迸出,便滔然莫之能止,逞其颠扑冲撞之势揭露箸记忆之中每一处你原以为覆盖完好、掩埋紧密的隅隙。用具体一点的话来描述,就好比推骨牌;一旦在某辜上你自觉对某人有所亏欠,便几乎可以在一切事上发现你对所有的人都不免亏欠。 对一只老鼠来说,这负担太过沉重了。我垂低了脸,只手环胸,另只手搓着鼻头,犹似要搓出一句什么象样的回答。此际我一脑子都是闹哄哄、乱纷纷的人影;里头有红莲、有孙小六、有徐老二一、有孙老虎和孙妈妈,当然还有家父和家母;也有高阳,高阳身边是我的系主任王静芝教授——我还隐约看见那几个侨生、南机场卖烧腊的老广,以及拎着鸟笼子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至于在小五背后有如神悟的片刻——无论是肉体上的刺痛抑或是情感上的怜惜——永远失落而不可再得了。我祇能这样勾勒:也许是在小五专注地用身体翼护我的整个过程之中,她发间的簪子和香水与当下险恶现实的疏离和不协调所牵动的荒谬感所引致的。试想:小五在那天清晨离家上路之前,曾经以多么温婉而柔缓的动作、多么细致而繁复的步骤整理过她的长发,并且在脖颈、耳根和我无能想象的部位扑打上不多不少的香水。她决计无法逆料的是这一切的努力都成为惘然——我眞正注意到那发簪和香水的时刻正藏匿在她的背后,触目所及的还有一片掩翳在零乱发丝之下的头皮;以那样贴近的距离去凝视一小片遍植发根的头皮诚然不会产生什么美感,它甚至有些丑陋……这,便是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以后,我对当时那即生即灭的怜惜之情所作的一个勾勒;我把发生了不及半秒钟的过程停滞了、放大了、凝显了。于是我才能够约略察觉:其实我一直要逃离的不只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村子、我的生活,我还同时想要逃离面对小五的处境。也祇有在她的背后,以那样漫不经心的一瞥,哪怕只是一截若隐若现的发簪、半缕若断若续的香气和一片其实谈不上美丽的头皮——这些都是被什么切割了的片段,在这些片段里没有逼人面对或正视的东西,我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谜底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当你觉得某个文字符号图像陈述行为活动现象状态的背后可能容有某种意义的时候,死活你都找得出那意义来才对。比方说,当小五问我:“‘你不欠人的,人也不欠你的’—世上真有这么痛快的事么?”她这问话只不过是一个谜面,谜底是:“你欠我的多了,你别想那么痛快。”谜底也可以是:“我们是一路长大的,你还送过我一个簪子,我也给了你一条围巾 — 你要不要娶我?”谜底更可以是:“你不可以不爱我。”真是越想越恐怖的谜底 — 它。谜底。似乎注定存在,且先于谜面而存在。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聊斋》上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说一老头儿,年纪很大了还没儿子,便去请教一个高僧,高僧说:‘你不欠人的,人也不欠你的,怎么会有儿子?’”我拣好了一袋子书,拎一拎,嫌不够重,又回头往架上抓了几本,道:“这样说起来,小六上辈子还是你们家债主呢。”“书上怎么这么教人呢?总不能为了怕欠债就不成家,不养儿育女了对不对?”小五站起来,带些挑衅意味地瞅着我。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 —— 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 …… 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祇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 —— 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祇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 —— 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硏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祇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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