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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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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不公正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来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赶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当时间已经逝去或者尚未逝去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摊开地图。 地图是我的目光最喜欢停留于其上的物体之一。那些地点,那些山脉、河流、平原、湖泊还有汪洋大海,它们一点一滴地构成了一幅画面:正是在它那平面的、单线条的标记和色块之中,我们得以寄托了自己对时间变迁的理解和对空间的遥远想象,而从我们个人的微薄力量来说,这寄托是如此伟大,因为我们对于那庞大时空的复杂情感与记忆竟然得以依附在这薄薄的一纸之上。而当我回过头去看时,所有那些关于点的记忆,已是那样的重重叠叠;所有那些所谓的风景,在记忆里已变得如此漫渺而不可深究。我能够记住的只是一些人、一些片断,只是某一时、某一处。那些令人感动,让人震撼,引发出无边的欢乐与苦楚的,也许只是苦寒山崖中那一整面赤红的、寸草不生的绝壁,也许是滔天大河的那出人意料的孱弱细微的源头,也许是一座孤独的村庄上空那渺渺的炊烟,也许是晨雾里在山坡上对我挥手作别的小姑娘的红色头巾,也许是寒冷的清晨一个农夫的自如的歌声, 甚至也许只是那头小毛驴的温柔的、睫毛卷曲的大眼睛。你们,我们,他们那些源于大地、终将回归大地的事物是否曾经等待着被他人记录?在大地上生活着的那一切,是否只是偶然地闯入了时空的轨道然后又从天幕上匆匆划过? 巴米扬,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的一种记忆。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异域来源与可怕疾病之间的顽固联系,是霍乱之所以一直比天花更令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共爆发四次大霍乱,其死亡率一次比一次低,而天花灾难却随着十九世纪的推移有增无减(五十万人死千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天花流行),但天花不能被构想为一种非欧洲来源的类似瘟疫的疾病。 瘟疫不再被"带去",如圣经和古希腊文献所描绘的,因为中介间题巳经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们被瘟疫所"侵袭"。而且是屡遭侵袭,如笛福用来说明《大记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后那场瘟疫袭来时伦敦所发生之事"之记事的副标题所不言而喻地显示的那样。甚至那些袭击非欧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欧洲人]称作"来袭"。但对疾病侵袭"他们"的描绘,总是不同于对疾病侵袭“我们"的描述。“我柜信,半数左右的扂民死于这场侵袭,“英国旅行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在腺鼠疫(有时称作“东方瘟疫")肆虐开罗之际抵达该城写道,"然而,东方人却比欧洲人在同类的灾痛下表现出更为隐忍的态度。“金莱克这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伊欧森》(一八四四) 其富有暗示性的副标题是“东方之行带回的印记"——从这一幻象落笔,即没什幺理由期盼免千灾祸的人,其感觉灾祸之能力势必萎缩,然后对众多由来巳久的有关他者的那种欧i州中心主义假说进行了阐发【疾病与异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自我的回忆即是对一个地方的回忆,这样的回忆涉及他自己在该地是如何为自己找到位置,又是如何在它周围找到方向感的。在城市里没有方向感,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那本尚无译本的《世纪之交的柏林童年》(A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这样开头,“但在一座城市里迷路,正如人在森林里迷路一样,是需要实践的。……生活中,我很晚才学会这门艺术:它实现了我的梦想,这些梦想最初的痕迹就是我在练习本上乱涂乱画的迷宫。”这段话也出现在《柏林纪事》(A Berlin Chronicle)中,那是在本雅明指出假如一开始“在城市面前就有一种无力感”,那幺,要经过多少实践,人才会迷路这一观点之后。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知道如何迷路的合格的街道路牌读者,而且能借助想象的地图,确定自己的方位。…地图与草图、记忆与梦境、迷宫与拱廊、远景与全景的隐喻不断出现,引发了对某种生活,同样对城市的某种想象。本雅明写道:巴黎“教会了我迷路的艺术”。城市的真实本质的展示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巴黎,这是他在整个魏玛时期常呆的地方,从一九三三年起,他就是一个生活在巴黎的难民,一直呆到一九四〇年企图逃离巴黎时的自杀为止——更确切地说,这是超现实主义叙述作品(布勒东的《娜佳》,阿拉贡(8)的《巴黎的乡巴佬》)重构的巴黎。用这些隐喻,他是在提出一个总的关于方位的问题,并且在建立关于困难和复杂性的一种标准。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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