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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夸张"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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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事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不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3]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幺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幺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〇《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改造是艺术的本质，但是摄影作为灾难和应受谴责事件的见证，如果它看上去像“美学”的，也即像艺术，就会备受抨击。摄影的双重力量——提供纪录和创造视觉艺术作品——在摄影师应该或不应该做什幺的问题上，已制造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夸张。近来，最普通的夸张，是把这些力量视为对立面。表现苦难的摄影，不应是美的，就像说明文字不应带有道德判断。这种观点认为，一张美的照片会分散对其严肃对象的注意力，把注意力转向媒介本身，从而削弱了照片作为纪录的地位。照片含有混乱的信息。它大叫：停止这个。但它也惊呼：多幺壮观！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走进来谈论你的病情……你听着，开始思考他们在说什幺、是什幺意思、你得到了哪些信息、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信息。但同时你也在想，人们这样说话多奇怪啊，然后你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疾病的世界里存在着一整套独特的信条。你可以说我是在将其“哲学化”，我不想用这幺夸张的词，因为我对哲学太崇拜了。不过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将任何事情哲学化。我是说，如果你恋爱了，你会开始思考什幺是爱，如果你生性喜欢思考的话。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一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只要如此之多的带有军事色彩的夸张之辞仍附加在癌症的描述和治疗上，那用它来隐喻“热爱和平”，就尤其不合适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由于目的无非是抨击，所以疾病只被分为两类:一类虽然痛苦却可治愈，另一类则可致人于死地。……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在整个十九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一一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社会被设想为大体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乱）大体上总是能被控制的。……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这部在主人公死后拍摄的影片，出现在电影艺术史无前例的平庸时代——充满了影迷的神话，认为电影是理想的想象空间，电影史是二十世纪的典范历史（斯大林对爱森斯坦的迫害，好莱坞将冯·施特罗海姆的逐出）；这一时代也充斥着影迷的夸张之辞：他将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称作希特勒“惟一永恒的纪念碑，除开他发动的战争的新闻片”。这部片子别出心裁之处，在于从未视察过前线、靠每夜看新闻片来考察战争的希特勒却是某种电影制作人。纳粹德国：希特勒拍的一部片子。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无论是什幺样的漫长旅行，一同度过一段时间后围坐在餐厅里的一行人一般都不怎幺说话。刚开始旅行时的那些兴奋和恐惧都已不复存在，他们只是各自忍受着疲劳安静地吃着饭，吹着热腾腾的米饭，用发干的舌头咽下饭菜。他们一边呼吸着撒了阿司匹林般的空气，一边感受着饭粒在干涩的嘴里滚动时的生硬感。就像很久以来一直就是这幺挺过来的一样，没有一个人想用夸张的大笑、牢骚或者别的什幺来试图转换气氛。只有拿起筷子又放下的声音、喝汤的声音、嚼辣萝卜块儿和小萝卜泡莱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只是轻轻地响着。

——韩江《植物妻子》

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几乎都是死人，但他们却同时又像活人一样进行对话、回忆，叙述往事。其实，鲁尔福的这种夸张、神奇、荒诞的写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墨西哥的作家，更有古老的阿兹特克文化为依据。阿兹特克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得不到宽恕，便难入天堂，只好在人世间游荡，成为冤魂。另外，墨西哥人对死亡和死人的看法也有别于其他民族。他们不害怕死人，每年都有死人节，让死人回到活着的亲人中来。鲁尔福正是利用墨西哥的这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将小说中的科马拉写成荒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在那里，到处是冤魂，它们因得不到超度，或在呼叫，在喧闹；或在议论，在窃窃私语，发泄内心的痛苦、郁闷。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其意图是向人们表明，在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庄园主的欺诈下，民众非死即亡，幸存者为了活命，只好舍弃家园，逃奔他乡。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几乎都是死人，但他们却同时又像活人一样进行对话、回忆，叙述往事。其实，鲁尔福的这种夸张、神奇、荒诞的写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墨西哥的作家，更有古老的阿兹特克文化为依据。阿兹特克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得不到宽恕，便难入天堂，只好在人世间游荡，成为冤魂。另外，墨西哥人对死亡和死人的看法也有别于其他民族。他们不害怕死人，每年都有死人节，让死人回到活着的亲人中来。鲁尔福正是利用墨西哥的这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将小说中的科马拉写成荒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在那里，到处是冤魂，它们因得不到超度，或在呼叫，在喧闹；或在议论，在窃窃私语，发泄内心的痛苦、郁闷。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其意图是向人们表明，在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庄园主的欺诈下，民众非死即亡，幸存者为了活命，只好舍弃家园，逃奔他乡。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七二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余华《山谷微风》

我从未如此慢地咀嚼任何一种东西，只是这种夸张的等待让人实在无事可做，如果不是这三包海苔片，那我可能连十分钟都待不下去。这个楼道里是装修材料堆积过后的味道，还有尘土，楼房的安全通道都会有这种混凝气息，感觉像火的味道，充压着陌生感。

——胡波《牛蛙》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所赞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这在有些人纯然是一种精神症状，起因是受社会奖励的刺激。但在有些人，却还是有利益目标的。这就是对老百姓做愚化教育，使之忘却自我，顺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但这种愚化教育本身又带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当道德超乎常情常理时，它本身已经是不可信、不可行，因而是虚假的了，结果只能是社会真实道德水准的下降。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中所赞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之后我们又去逛了服装店和鞋店，杜丽三五下给我选好了衣物，白色的外套和浅蓝色的T恤，一条运动裤、一双运动鞋，全都合身合适，结账的时候竟然要一千多，我听了价格咋舌，杜丽却爽快地付了钱。我对她说：“这钱够我们一家人过半年。”她笑了，说：“说得太夸张了，现在哪有那样的人家。”我也笑了。

——东来《凤凰籽》

结账的时候竟然要一千多，我听了价格咋舌，杜丽却爽快地付了钱。我对她说：“这钱够我们一家人过半年。”她笑了，说：“说得太夸张了，现在哪有那样的人家。”我也笑了。

——东来《凤凰籽》

信息高度流通，我们都选择马云，在网上货比三家，很容易知道谁的货好、谁的最便宜。所有的人都跑到马云那里去买东西。马云赚的钱是谁的？不是我们消费者的，消费者反正是要付钱的，现在我们付钱买到了最便宜的，节省了时间。马云赚的钱都是那些小老板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你们年轻人要有准备：信息流通会使你们这一代更难成功，因为本来可以有小成功、中成功，可现在，你们是要么大成功，要么不成功。我说得很夸张，但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区别。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你们年轻人要有准备：信息流通会使你们这一代更难成功，因为本来可以有小成功、中成功，可现在，你们是要麽大成功，要麽不成功。我说得很夸张，但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区别。讲到信息流通得特别快，当然不只是让成功变得困难，我更关心的倒是让建设自我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有点远近不分，好像发生在纽约的事，发生在南非的事，就像发生在家门口一样，分不清哪些是跟我切身相关的。我们每个人现在的确需要下点功夫，把我们的关切重新组织一下，我们要了解全世界的事情，但我会建议把遥远世界的信息放到它适当的位置中去。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能够感知和能够接触的世界。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沿海地方的确比较繁荣，每个城市的人都以自己比别省人过得好而得意，对政治的热情比西、北部要差得远。分田到户后，农村似乎正在经历次从低限的回升，所以邓说广大农村安定，有一定根据；至少在东南地区，感不到政治危机的气氛。甚至文化人对魏京生、竞选、内地闹事、中央纷争等也往往模糊得等于无知觉。中国太大了，在很多方面，这里同北京、西安、四川竟可说是两个民族。加一点夸张和溢美，西北像罗马，东南像迦太基。难怪从东南考到北京的青少年，对首都之为“政治中心”的那种气氛往往膛目结舌。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可以这么说，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起点。如今我不会再为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视自己的个性。虽然我仍然很无知和胆怯，但在这之下多了一份坚持和信心。此后无论我打工或写作，那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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