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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夸张"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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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夜晚，我赶上了回家的末班车。挤进一浪一浪的人头里，随车摇摇晃晃往郊区去。经过一番奋战上车的人，变成层层叠压的肉，丧失了个体特征，也丧失了性别。一团团身体扭曲成各种形态，在车子颠簸的筛抖下松懈下来，慢慢填满所有空隙。抢到座位的，双目紧闭，歪头枕靠车窗、椅背、扶杆，舒坦松弛。更多站着的和我一样，睁着双眼，疲倦又忧伤地望着明灭的窗外。大家的表情都有些麻木，又不尽相同，也许每双眼睛后面都盘旋着不同的小世界。不能动弹，视线便容易固定在某处，慢慢失了焦。街边的商铺的不绝灯火，一晃而过，连缀成串串光斑，模糊柔润，似真似幻。但车里的人体罐头又跟这片繁华有多大关系呢？匆匆看客，不过一觑之缘，心理的距离更远非视力可测吧。恍惚中，隔岸观灯般的末世感涌上心头，不免怀疑生活除了煎熬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只因心中还支撑着责任或尊严一类的执念。于是摸爬滚打，未到崩溃的地步，人终究希望自己是硬气的，硬得可以坚忍而沉默地投入郊区的浓浓夜色。我把耳机音量放大，借助音乐驱赶喧嚣中渐起的焦躁。隔绝人声后，心里瞬间腾出一片不被侵扰的私人空间，让自己得以从人群中抽离。一段接一段的音乐，似乎有了伸展的空间，逐渐从无形中托出视觉意味，情绪和情感变得有形有色，在脑海里，在隆隆作响的背景前，冉冉升起。身旁人群如默片里的角色，动作和表情跟不上旋律而略显夸张。看车外滑过的行人是如此声画错位的滞后感，抽象又有趣。在注视路灯、树、阴影时，强烈的戏剧感似乎给它们注入某种人类的气质——负手伫立，为整车夜归人送行，远去，涌现，再次远去。

——陆庆屹《四个春天》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马伯庸《风起陇西》

“人们有时会想，这种被夸张化了的消极等待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行为上，也存在于中国政府的措施中。”“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力量强迫如此之多的沿海居民离开他们的城镇和乡村，付出巨大的代价迁往内陆，那么，它就应该有足够的力量装备一支舰队，去中介那些针对不幸家园的侵袭。”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人们有时会想，这种被夸张化了的消极等待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行为上，也存在于中国政府的措施中。”“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力量强迫如此之多的沿海居民离开他们的城镇和乡村，付出巨大的代价迁往内陆，那么，它就应该有足够的力量装备一支舰队，去中介那些针对不幸家园的侵袭。”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没钱。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摘录：“我仍然无法理解宥娜基于怎样的心态泄露了我的秘密，但我并不想把它归结为：她是个表里不一、无比狡猾的人，她有意想伤害我。不过，即便这是事实，即便宥娜不喜欢我，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我们会把爱和恨、羡慕和自卑、瞬间和永恒混为一谈，会认为“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同时也想对其施加伤害”这样的想法并不矛盾。我以为自己将永远无法原凉，我以为不论我对宥娜是何种心意，它们一直都是那么夸张过度，不过现在的我，即使不努力，也是会自然地想到宥娜，不带任何感情。也许我永远不会理解她，不过，我依然十分好奇：在宥娜的记忆中，我是什么样子的呢？她又会怎么想现在的我呢？”想法：我们从来都是一个一个不断在认知、学习适应周遭环境的人。其中与人交往的课题，似乎到现在也很难说自己得心应手。回顾过往，总有一个或几个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错过的曾经的朋友。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可以不带太多情绪地想起她们，但她们的名字、她们的印记却似乎难以遗忘。毕竟当时也在不断“学习”的我们真真实实地渡过了那段时光，而这些也真真实实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我仍然无法理解宥娜基于怎样的心态泄露了我的秘密，但我并不想把它归结为：她是个表里不一、无比狡猾的人，她有意想伤害我。不过，即便这是事实，即便宥娜不喜欢我，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我们会把爱和恨、羡慕和自卑、瞬间和永恒混为一谈，会认为“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同时也想对其施加伤害”这样的想法并不矛盾。我以为自己将永远无法原谅，我以为不论我对宥娜是何种心意，它们一直都是那么夸张过度，不过现在的我，即使不努力，也会自然地想到宥娜，不带任何感情。也许我永远不会理解她，不过，我依然十分好奇：在宥娜的记忆中，我是什么样子的呢？她又会怎么想现在的我呢?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妈妈怔征地注视着边笑边说的阮阿姨。我还记得妈妈当时的神情有些慌张。她觉得自己应该跟着笑，却笑不出来。阿姨每次说起受苦的经历都是边说边笑很夸张，这时妈妈就会努力地陪着一起笑。阿姨说妈妈心里充满了爱，天生就有与他人共情的能力，还说世界上应该多些像妈妈这样细心的人。她说妈妈是为了那些不堪受苦的人而生的，是代替他们承受痛苦的人。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阿姨也总是称赞妈妈。她说妈妈笑起来很漂亮，妈妈在的时候感觉房间都变得明亮了。头型圆圆的，很漂亮，脚步轻快，会打扮，门牙可爱，声音好听…阿姨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些话，每次妈妈都涨红了脸。经常听阿姨这么说，我也开始注意到以前不了解的妈妈的优点，并且为有这样的妈妈而自豪。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

妈妈慢慢走着，前后大幅地摇动着双臂，看起来很可爱，我也模仿着她的动作，忍不住大笑起来。于是妈妈更夸张地挥动着胳膊，似乎自己也觉得好笑，笑了起来。正是炎热的七月正午，即使一动不动也会冒汗。也许是因为艳阳高照，也许是好久没出来散步了，我的心情很放松，和妈妈的对话难得不带任何紧张感。另外我也想告诉妈妈，和她担心的不一样，我过得很好。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我也觉得《六英尺下》夸张，主要是我不太相信人可以那么强，整天那么剧烈的内心冲突然后表现得那么镇定、那么多复杂微妙的情感紧张然后全都能理解对方并忠于自己，我不知道我觉得虽然那些人看起来都特别不高兴但是其实太理想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人类这个物种发展的前沿么，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宣传式的电影里讲的那种英雄，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当然如果人们能普遍地自省到那个程度，对个人界限与情感中真正的付出和隐秘的自私能有这么多共只，当然那样挺好的，我就是得太遥远了。我自己就不用说了，我怀疑多数人也都跟我差不多，虚弱摇摆，面对剧烈变动就懵住了，任人宰割放任自流，甩到什么境地都能委进去求安逸，然后在安逸里对着不大点儿的小事儿大惊小怪、作弄自己一只敢来点可控制的刺激，可控制的刺激又总是不透彻不过瘾，所以得不断地来没完没了。好像有点虚蹈了啊。我还有一个心得，我觉得人们作弄自己的样子总是很拙劣，是因为要边演边看不能专注，因为没有别人看，必须得自己看，这就叫刻奇吧，我觉得刻奇令人难堪，归根结底是因为匮乏、可怜，跟乞丐令人不忍直视是一样的。生活没有观众，没有上帝的话就太需要观众了，尤其是电视时代人们习惯了观看也就习惯了想象自己被观看。我想写写这个，但是觉得太难了，而且也不知道这种肉虫人值不值得写，因为并不怎么美好，就只是真的而已。

——刘天昭《无中生有》

高中经常要独自面对爸妈吵架。他们变成另外两个人，怪力乱神在每个细胞里苏醒。乌云中隐现鬼脸，荒原上电闪雷鸣。房门关紧了，只留台灯，坐在桌前，摊一本书，心狂跳，头皮烧着了，战争一样。一句一句扎进来，一句一句对比事实，把虚假掰下来，没地方处置，迎来下一句。紧绷绷的麻木，看得见自己血流急速，脸色苍白。震惊于人的不诚实，妈比爸严重，妈比爸伶牙俐齿，为了控诉有力、为了激怒自己，把自己描述为完全的受害者，片面、夸张、真假混杂、理直气壮、说说自己就信了，委屈的感受倒成真的了，哭得极富感染力、感染力是骗人的，要抵挡住。无法接受这不美好，害怕自己要去谴责，不知道自己这不诚实跟爸妈的不诚实没有什么区别，一定要认为他们都是受害者，要归咎给命运和历史，向冥冥宇宙撒娇嗔怨。爸妈脾气坏，是历史射给小人物的阴影——是怀才不遇，委屈，受挫，是生活的折磨和囚禁，是没机会叹赏开阔的世界。那时候三娜相信遭遇改变性格，修养战胜基因；不明白悲剧总是命与运里应外合，如果不能自杀就要为那运气负责。现在不能再回避、哪怕是真的把爸妈的不幸归咎给历史、那控诉也不能消散、历史中也还是有具体的坏人，有明确的不能反驳的邪恶，也只能去恨。也只能愤怒，不能再说那些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再说他们被权力腐蚀，这么说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蒙混过关。人间的是非不能用人与上帝的不平等条约来混淆。她太了解那种不真诚一一任何小小的但是结实的烦恼都有可能让她抓更大更虚无的理由来救场。因果只是生机骇人的妖娆藤蔓，恩怨是非不过是这生机的诡计；这是观赏人类的一种方式，谁都无辜，谁都不配做责任人，个人和人类自以为是意志的东西，都是一个幻觉；电子不断奔向正电荷，是爱是恨，谁在乎。这样想着，逃过现场，其实什么都没解决，那个世界她飞不过去，胸中的愤恨和温柔就是醒不过来的真实。世界难道不是只有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选择？是不是真的有自由意志？意志也是科学可以消解的生理现...

——刘天昭《无中生有》

一一我也觉得《六英尺下〉夸张，主要是我不太相信人可以仏强，整天那么剧烈的内心冲突然后表现得那么镇定、那么多复杂微情感张然后全都能理解对方并忠于自己，我不知道我觉得虽然豫看起来都特别不高兴但是其实太理想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人类这个物种发展的前沿么，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宣传式的电影里讲的那种英雄，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当然如果人们能普遍地自省到个程度，对个人界限与情感中真正的付出和隐秘的自私能有这么多共识，当然那样挺好的，我就是觉得太遥远了。我自己就不用说了、我怀疑多数人也都跟我差不多，虚弱摇摆，面对剧烈变动就懵住了，任人割放任自流，甩到什么境地都能委进去求安逸，然后在安逸里对着不大点儿的小事儿大惊小怪、作弄自己一一只敢来点可控制的刺激，可控制的刺激又总是不透彻不过瘾，所以得不断地来没完没了。好像有点虚了啊。我还有一个心得，我覚得人们作弄自己的样子总是很拙劣，是因为要边演边看不能专注，因为没有别人看，必须得自己看，这就叫刻奇吧，我觉得刻奇令人难堪，归根结底是因为匮乏、可怜，跟乞丐令人不忍直视是一样的。生活没有观众，没有上帝的话就太需要观众了，尤其是电视时代人们习惯了观看也就习惯了想象自己被观看。

——刘天昭《无中生有》

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 “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杨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我知道这样想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嗯，这很重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课本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作为陪读家长你要明白，因为你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可能就断送了我们一位优秀教师的前程。我们学校对面就是教育局，家长不满意的话，过个斑马线就可以去投诉了。你想陪读，是为了孩子好，但对于老师们来说，你的存在是会让他们不自在的。虽然我们也提倡教育多元化，尊重生命多样性，但家长们背负房贷拼学区房送孩子过来读书，你换位思考下，假如你是普通学生的家长，你孩子班上有一个特殊孩子，你会怎么想？希望你能在学校做一个隐形人，不要在家长群里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在要求老师多关照你的孩子之前，先想想你能为老师做些什么。你一定要做到隐形、透明。”当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到“断送了我们一位优秀教师的前程”时，她的眼神如同她的语气一样夸张，身边的教导处主任也严肃地点头附和。我被她们如临大敌的气势镇住了，寻思为什么这所小学对特殊孩子这么不友好呢？是之前发生过什么普校融合的家校冲突吗？校长电视剧台词般的话激起了我的八卦心。后来打听到，在当年义务教育公办小学招生的七月份，一个原本在这所学校就读但决定转学的特殊儿童家长闯进了招生办公室，言辞激烈，并且向教育局进行了投诉，后教育局还介入了调查。关于这起冲突，我没有深挖，媒体也没有报道。

——朱矛矛《树儿》

自2018年的春季学期起至2019年春季学期止，除开寒暑假除外，我都坚持每周六带树儿参加一个理念引进自法国的名为“亲子开放空间”的公益儿童游戏治疗、心理咨询项目空间。心理咨询师Lisa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她是凌医生的同事，一位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她硕士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临床心理学，很擅长艺术治疗。Lisa的右手佩戴了三枚造型夸张的戒指，个性十足。同时，她也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心理治疗师，心中好像住着一个小顽童，非常擅长跟孩子玩耍。“我患病服药的事，是不是会对我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亲子开放空间里，我问Lisa。“不必太过焦虑这一点。你生下了树儿，你就是她妈妈，就得把她抚养长大。有些孩子的妈妈四肢不全，有的妈妈耳聋眼盲，但孩子还是会认她们当妈妈。全力以赴当妈妈就行了。”Lisa 教我怎么陪孩子玩，教我怎样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主动进入树儿的世界。“你是有共情能力的，但你把这种能力关上了，这么做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虽然关上后你可能会感到安全，但这会让你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据我观察，树儿遇到新的小朋友时会抬手遮住眼睛，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回避未知风险的表现。她已经四岁了，你得慢慢教她去面对陌生的人和事，不能一直这么逃避。树儿还不会跟小朋友玩，她拒绝别人参与她的游戏。在孩子的团体里，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游戏规则，树儿明显无法适应。你需要尽可能多地陪她玩，慢慢引导她去交朋友。”Lisa一边跟树儿玩小手躲猫猫，一边跟我聊，“回忆一下你童年是怎么玩的，然后把自己当小孩，跟树儿玩。”我试着不再孤零零地盘坐，默默观察、留意树儿，而是像其他参与活动的妈妈一样，与树儿一起梳洋娃娃的辫子，戴上动物玩偶手套给她讲故事，逐渐克服自己不自觉地疏离树儿、逃避与树儿玩耍的毛病。最后一次参加亲子开放空间活动，一向给人稳定、温柔印象的Lisa告诉我：“树儿妈妈，我...

——朱矛矛《树儿》

汉娜·阿伦特利用《纽约客》委托给她的任务促成了一个机会：在她看来，纽伦堡审判当时并未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而借由艾希曼审判正好可以直面纳粹犯罪的动机。首先是理论兴趣。研究“这场灾难中全部阴森可怖的、在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夹杂任何成文材料的干扰”。如此一来也就触及到了她后来在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涵盖的基本主题。在她而言，这并不算新鲜事物。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给出证据，表明那套罕见的“最终解决”新方案，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政府组织大屠杀”的雏形。这种新在于，它脱离了任何道德维度；同时，实现它不需要外界诱因，也并无可见的目的。在那本书中她指出，纳粹的灭绝体制趋向于在完全无外界刺激的条件下运转，并且把罪行变成了家常便饭。一旦有了这种习以为常，良知的呼唤就成了对牛弹琴。除了想要借助艾希曼审判来检验这类泛泛之谈，她还对审判的历史意义从头到尾进行了审视，并认为审判将会表明，“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犹太人的助纣为虐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这种说法纵然不乏夸张，但并非无凭无据。在对材料进行彻底研究之前，她就已经暗示过，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组织对执行“大屠杀”负有连带责任。实际上，所有针对她的书的尖锐批评，都是把上面这个观点当作了靶子；即便不是逐字逐句，许多批评者也还是指责她把犹太人写成受虐者，或如犹太宗教哲学家盖尔肖姆·肖勒姆那样，说她对犹太人民缺乏热爱。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曾经说，极权统治下有一种趋势，即通过口号教条和恐怖行径让所有民众团体严阵以待，让他们马上适应新的身份角色：不是刽子手就是受害者。她写道，该机制在于将恐怖不断升级，令人寸步难行，以为“他们及他们的自发行动只会阻挡自然和历史运行的轨道”。 [28] 她在分析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时，以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为例追溯到上面这个观点，纵然某些方面不乏夸张之嫌。一般来看，批评她的那些人忽略了她之所以如此执着的初衷何在。她的目的在于，证明那样一种极端情况的确存在：对无辜人群的灭杀会无声无息地发生，且不经过任何良心的挣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后来的几年里，阿伦特也承认她的一些表述有误或过于夸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或曰败坏名誉的副标题。“平庸的恶”这个短语进入了流行语词典以及熟语大全。经过反思，她对使用这个令她遭遇围攻的短语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若是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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