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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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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所给予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成长地贝克顿，以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很快就变成是由外婆给予的，而并不是他。外婆则一直都在那里。早餐后，她会穿上工作服，在通往藏书室台阶旁的露台给狗刷毛，然后戴着厚皮手套，在温室或玫瑰花坛里侍弄花草，剪一些鲜花装饰屋子，然后再将另一些一排排放在“花房”里，这里有许多花瓶，狗儿们也在这里睡觉。她还用小张的镶黑边的纸写很多信，字体如同速记，只有她的女儿们能理解其意。她每天散步很长时间，晚上还服用大量番泻叶，因为她认为新鲜空气和大便通畅是健康必需。她密切关注着家务，有时也因习俗而有所简化。蔬菜、牛奶、鸡蛋和黄油都产自庄园，在固定的时节里还要腌制火腿、采集蜂蜜装罐、制作果酱，每个月还需要从伦敦的公务员商店邮购杂物。这是一种简单而有节奏的生活，她只关心管理，而不是具体操作，但后来她搬到了一幢较小的房子里，人员问题加上固定收入减少迫使她亲力亲为，尽管我们其他人也已经习惯性地干了多年，但她还是比我们都更了解该如何清洁、除尘、擦亮银器，等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因为上述这些话，我被自己的傲慢吓坏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期待爱，也几乎不再想去爱了，但如今，我却又陷入了爱河。感觉就是如此。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说的是实话一我十年后必须重读二下这段文字！一那我宣称现在自己很幸福就是合理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每次旅行回家时我都更加快乐，而且我从旅行中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能丰富我想象力的美丽事物，学到了有趣的知识，遇到了有趣的人，开怀大笑了很多次。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引导着另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神经，一根接一根地复活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中学毕业之前，我曾经相当有规律地写过段时间的诗歌。在牛津时又写过五六首，二十多岁时又断断续续写了三四首。这些诗并不怎么样，我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写好，但都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被我的意志力强拉出来的。它们代表着我人生经验中的强烈情感，是我“真实”生活的凝练，是非常隐秘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此类经验值得交流，所以当诗歌的灵感不再来拜访时，尽管遗憾，但我并不痛苦。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是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我的写作还很微不足道时，再提写作确实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这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但我相信正是写作的冲动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当我问自己：“如果灾难又发生了，我会怎么样？”答案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好的。我会继续写作。”正因我能这样说，所以我才能活在当下，并对它所提供的一切充满感激和快乐。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她害怕死亡，更糟的是她感到悲伤，她花了很多时间来问自己，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却往往无法回答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一段自然的关系是很可能的，是因为定义这种关系的界线已经被时间和习惯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彼此都没想过要提出质疑，但这些界线所划定的区域其实非常狭窄。当我们“最后一次”回到农场时，我已经十几岁，不再是个孩子了。当然，我依然认识农场里所有的人，但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出了和他们共享友谊的半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但战争对时间的影响，就像括号对文本的影响一样，当一个人恢复正常生活时，有时候感觉就像是中断之前的延续，所以即使带着战争的伤痕，你还是会突然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当那两个人在我们的作者资源库以及在我的生活里新鲜出炉时，日子正充满了惊奇、娱乐和欢愉的味道。到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这种感觉似乎很奇怪，但确实非常愉快。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想安德烈只是认为一个像样的出版商应该有诗歌产品线，就像过去，英国的乡村绅士即便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打鸟或骑马上，也坚持像样的房子里必须有藏书室一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39）……书里写了几个超现实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会假定你比实际更了解他们，这些人的穿行于陌生之地……故事中的一切，都被以一丝不苟的精准和清醒描述了出来，赋予故事一种在梦境中浓缩现实的感觉。也许可以称之为寓言吧，但寓意何在？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者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否则他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描写。我后来很快会发现，这样的幻想是浪费时间，好在浪费的是我的时间，但当时，除了很喜欢这种清醒精准的风格外，我还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这种因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大部分英国人看到“西印度群岛”这个词时，都会联想到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混合体，或许还带着点马斯蒂克岛的味道。我因为去过，自认为有根据，浮现在脑海里的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再加上牙买加的意象。所以多米尼克让我大吃一惊。首先，没人会认真地想把这里建成殖民地。哥伦布在1493年就发现了这里，曾经将一张纸揉成一团扔到桌子上，以此来描述这个岛。这个意象很不充分，但可以理解，整个岛屿由30英里乘以16英里密密麻麻的火山山脉组成，山脉被深谷隔开，瀑布咆哮其中，下面小河奔流。整个岛屿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还有些地方冒着热气、蒸腾战栗。其构造的内在戏剧性、雨林的热带丰富性，让这个地方异常美丽，却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人类有两种与这种地形相关联的方式。一种是像哥伦布发现时就生活在那里的加勒比人，与自然共存，而不仅仅是利用大自然或与之较劲，这时大自然会表现得热情好客，人不会冻僵，也不会饿死，因为有大量可用于建造庇护所的木材，有大量可以制造独木舟的大树，如果外敌入侵，极难深入腹地，而当地人却很容易隐藏、伏击。到目前为止，居住在多米尼克的加勒比人比其他任何岛屿都多，逃亡的奴隶在这里也比在其他岛屿上更能对心存报复的奴隶主进行彻底的抵抗。但如果是喜欢控制自然，以自然牟利的人，那就要么像西班牙人那样明智地离开，要么就硬着头皮努力工作，却只能得到可悲的回报。多米尼克的定居者尝试过种植各种作物：咖啡、可可、极少甘蔗（因为平地不够）、大量香蕉和柑橘类水果、香草、月桂……这些都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利，但随后又因飓风、枯萎病或市场变化受到摧毁或产量大大减少。在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地方，种植都能发财，但在多米尼克，幸运者可以勉强度日，想要富裕却绝无可能。18世纪初期，法国人首先介人此地，开始了种植园生活。今天的多米尼克人，几乎全是非洲后裔，依然说着法国种植园主的奴隶引人的那种以法语为基础的方言，天主教也仍然是岛上的主要宗教。作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抬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 168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终于我发现，根本没什么冷风嘛！退休后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想法竟然是：“我真的很开心！”不仅开心，还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与其为我的出版岁月结束而难过，倒不如说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终于摆脱了”。然后，渐渐地，情况越来越好，因为时间越久，办公室里最后那些悲伤的岁月就越不重要，而我也越发意识到，自己在那之前的岁月有多么幸运。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单说布莱恩所写书籍的质量，如果我们真的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给他做整版广告，并经常这么做，无疑确实会让他像格林一样有名。但是考虑到：第一，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起作用；第二，这么做会激怒其他作家；第三，我们负担不起。或者说安德烈是这么想的，在我们出版社，除了安德烈，没人可以决定能花多少钱干什么事。当安德烈认为将布莱恩的书籍广告转变为大牌广告的想法是无稽之谈时，我能做的全部，我必须承认，我曾梦想过的全部，也只是用不那么粗鲁的话向布莱恩传达安德烈的意见而已。到了1966年《冰激凌皇帝》出版时，布莱恩只是不时地喃喃自语，然后就似乎忘了广告这码事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年纪大了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你回顾过往令人吃惊的事件时，似乎都能找到解释，甚至司空见惯，这是随着时间流逝，反应逐渐迟钝的结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悦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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