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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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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道：“我会用尽一切力量在伦敦扎根。无论如何，我热爱这座城市。这是唯一的地方。”她并非被对名利和光鲜亮丽的文坛生活的渴望所驱使，而是因为坚定期盼将时间花费在她真正享受且确定自己真正擅长的工作上。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39年7月，多萝西·L塞耶斯加人新闻部下设的作家规划委质会，就作家如何更好地为战争做出贡献提供相关建议。内部记录显示她“非常健谈、非常难应对”，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和当时很多作家一样，塞耶斯转而去做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战时工作，她志愿担任空袭管理员，为船员织袜子，还在伦敦动物园募集资金的时候认领了两头豪猪。这时距离上一本关于彼得·温西爵爷的书出版已经过去了两年，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一总认为世间所有间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曾在牛津高中和诺丁山高中给女学生上过一段时间课，不久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查尔斯·牛顿爵士。牛顿爵士当时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对性格开朗的哈里森印象深刻，就邀请她来文物室为前来参观的年长的女士们做讲解员。哈里森很快开始通过“巡回讲演”谋生：接下来十年间，哈里森为了向公众重现古时的节日、舞蹈和祭祀，设计了近似戏剧的表演剧，在全国巡回展演。表演时，哈里森会穿上缀满亮片的缎袍，戴上埃及珠串，披上光耀夺目的披巾，演到情节紧张时，她会将披巾从肩上抖落下来；她会特意将灯光调暗以模拟夜间神秘的崇拜仪式，她会说珠玉般流畅、清脆、响亮的希腊语。有一次，为了展现俄耳甫斯教入教祭祀仪式，她还安排了两位合作演员躲在观众席后方击奏“吼板”，这样观众就会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却看不见声音从哪儿传出来。1891年，《帕尔摩报》描述道“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亲自设计的巡演，这位女士以一己之力恢复了大众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虽然收获了如潮的大众赞誉，哈里森依旧没能获得机构认可。1889年，《妇女便士报》采访哈里森，问及女性身份是否对其职业发展造成阻碍。从不希望被人同情的哈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在这一领域，女性的身影目前尚不多见。我侥幸位列其中，也仅仅是在职业声望上有一些知名度。”就在采访前一年，哈里森曾申请接替查尔斯·牛顿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古典考古学的耶茨教授职位，但在最后阶段被学院拒绝了。尽管推荐名单上赫然列着整整一长列国际考古学家、学者和博物馆负责人的名字，学院委员会中有两位成员最后还是在文件上表明“伦敦大学学院内由女性来担任教职并非为人所乐见”。1896年，她再次申请该教职，依旧遭到拒绝。这一回，委员会毫无讽刺之意地表示，除了在纽纳姆学院的教育经历，申请人“未曾有同等机会扎根于各个学术分支机构深入耕耘”。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更属意他之前的学生欧内斯特·加德纳，私下透露哈里森已经出局。伍尔夫在小...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新出土的底比斯泥板上有个名为“埃利昂”(Eleon)的城镇，一直以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为它头疼不已——“战舰清单”中提到过这个名字，是从彼奥提亚出发的舰队中的一支。然而埃列昂却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般，作为希腊北部的一个地名，它从未在其他的古代文献中出现过。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城镇肯定是荷马虚构出来的。底比斯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泥板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泥板TH Ft 140上出现了埃利昂这个名字。这么说来，荷马的诗句是在直接向我们传达青铜时代的信息。而且，通过比较荷马的诗句和青铜时代的确凿证据，特洛伊故事中的另一个难题也将迎刃而解。人们经常问，为什么荷马要用两个名字来表示特洛伊。为什么他既叫它特洛伊，又叫它伊利昂？为什么这本讲述特洛伊战争的叫《伊利亚特》？多亏了研究赫梯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我们才得以知晓其中的答案。荷马很可能是希腊爱奥尼亚地区的人，他可能生活在士麦那(Symrna)或者希俄斯(Chios)。公元前7世纪他的口述被记录下来时，爱奥尼亚地区的人会把通常出现在字母“i”前面的“w”省略掉［“w”在伊奥利亚(Aeolian)地区的方言中则保存了较长时间；例如，萨福就使用过“w”这个字母］。赫梯文本告诉我们，在特洛阿德的特洛伊地区存在着两个领地，一个叫维鲁萨，另一个叫塔鲁维萨(Taruwisa)。如果这些名字流传到后世，并由一名省略“W”的吟游诗人唱出来，那么“Wilusa”（维鲁萨）就变成了“(W)Ilusa”，接着变为“(W)Ilios”，最终成为了“Ilios”，而“Taru(w)isa”则变成了“Taruisa”并最终演变为“Troia”。因此我们有了这个讲述伊利昂(Ilios)的故事《伊利亚特》，和特洛伊(Troia)战争。《伊利亚特》的节奏也有助于我们明确认识到，荷马史诗中的许多诗句是在迈锡尼时代创作的。整首诗由六步韵写成...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 除了罂粟果形状的水晶胸针，迈锡尼妇女还会戴雕刻成罂粟花形状的红玉髓珠子，以及反映以罂粟为中心的狂欢仪式的金戒指。克里特岛发现的一尊迈锡尼占领时期的女神像，头上即戴着罂粟果编成的花冠。这名动作僵硬、昏昏欲睡的女神目光呆滞，手臂弯曲，掌心向外、向上。◆ 拥有长矛形叶子和浅粉色星状花朵的日光兰在古希腊随处可见。一般的希腊人相信，冥府的日光兰草地接受着死者消瘦的尸体；荷马则说，阵亡的英雄以这种植物为食。◆ 在斯巴达，海伦作为一名女神和巾帼英雄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在埃及，她作为一名高雅体面的妻子而备受尊崇，在整个埃及大陆，她都被奉为天地之灵。她是一条变色龙。然而正如史诗所言，海伦在爱琴海上漂泊颠簸了很长时间，因此，她最常见的装束和水中精灵有关。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 大海现在是一大片无辜的蔚蓝色，不时闯入低矮的群山和长长的慵懒的海滩。◆ 阿斯蒂安萨是海伦的侍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的“therapaina”（负责打理她的个人健康和形象）。◆ 《苏达辞书》告诉我们，菲朗妮斯(Philaenis)和艾拉芳汀(Elephantine)，这两个受到基督教神父大力斥责的著名妓女对它的借鉴也不少。◆ 千万别说“我要消灭它”，因为你无法消灭任何东西。相反，你只会连累你自己！不要杀害家族中的任何人，这么做是不对的。一个非常切题又能增加阅读趣味的女人是普度赫帕(Puduhepa)，她是一名玩弄阴谋诡计和权力寻租的老手：一名赫梯王后，活跃于公元前1280—前1230年之间，正好是后世普遍公认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1905年，一支由德国东方学会(German Oriental Society)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委派的考古队在哈图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他们在开挖大神庙（Great Temple，单单神庙所占的地方就有65米长、42米宽，接近于一个小型足球场；整个神庙建筑群的面积是14500平方米）的储藏室时，在遗址中央圆顶拱肋位置的废墟中，他们刨出了10000多块泥板碎片。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现的残片越来越多，最终，他们一共从泥土中挖出了30000多块残片。每块泥板原本都是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神庙和宫殿书库两侧的木架上的。这里是伟大的赫梯国王们的中央档案库，有协议、外交文书和行政文件，以及一卷卷的宗教经文（许多我们以为的世俗行为，在青铜时代晚期属于宗教范畴的又一明证）。赫梯人的法律规定详细：什么人可以结婚，什么人不可以结婚，对通奸的惩罚，对兽奸的惩罚，对诱拐的定义，等等。随着这些泥板文书被翻译出来，赫梯人不仅一下子有了名字，还有了历史。那些识字的赫梯人不仅口齿伶俐，还很爱说话——他们使用的语言往往新颖而生动。一名学者指出，这些字形，即赫梯人使用的图形符号或字符以及楔形文字，可以有力地刻在书写用的泥板上。书法艺术相对来说才刚起步，但是赫梯人似乎知道如何把它发挥到极致。迈锡尼人还在史前时代徘徊时，赫梯人已经在学习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哈图沙的一些发现与帕里斯和海伦的故事格外有关系。泥板上的文字五花八门，但有一种“阿卡德语”（Akkadian，一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闪族语言），似乎成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旅行者、商人和外交人员使用的“国际语言”。哈图沙等赫梯遗址出土的残片中发现了按格式填写的外交文书：书记员在空格处填上适当的文字。在巴比伦和埃及的政府部门中发现了与这些赫梯文书相对应的文书。公元前13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无疑存在一种各国认可并恪守的外交和行...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19世纪，西方游客曾发回有关安纳托利亚中部发现了奇怪石刻和废弃城市的报告。其背景一直是个谜：直到1876年，牛津的亚述学教授，尊敬的亚奇博德·萨依斯(Rev. Archibald Sayce)在圣经考古学会(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所做的报告中说，赫梯人被“正式地”重新发现。萨依斯注意到，波加斯科(Bogazköy)、卡拉贝尔(Karabel)和卡赫美士(Carchemish)这3个地方的石刻非常相似，于是提出，曾经存在一个横跨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他问，这些人是否就是《圣经》中多次提到的赫人（Heth，被认为是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迦南部落）的后代，或者说是神秘的赫梯人呢？想到公元前1275年发生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和伟大的赫梯王之间的卡迭石战役（Battle of Kadesh，这场战役阻止了埃及人继续向北扩张），萨依斯意识到这位赫梯国王就是赫人后代的首领。在阿马纳发现的泥板文书(1887)中有2封“赫梯国王”的来信。青铜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已经证明自己是地球上一个“失落”的伟大文明的故乡，它正慢慢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今天，从伊斯坦布尔到青铜时代的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Hattusa)，需要至少12个小时，但是20年前我第一次去时，一路搭顺风车往东，整整花了2天时间。这里是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需经过好几百公里人烟稀少的平原、几座现代化的工业中心，再穿过森林密布的深邃峡谷，方能到达。我是被这里的考古挖掘吸引来的，当时这里发现了新的石碑和泥板残片。从这些发现中流淌而出的声音、想法和丰富的信息是相当惊人的。我在伦敦已经看过一些翻译的文本，现在我想调查它们的出处。没想到哈图沙给我的视觉和身体上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已经知道赫梯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并查阅过相关的协议和信件，这些资料见证了整个地中海东部...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一个非常切题又能增加阅读趣味的女人是普度赫帕(Puduhepa)，她是一名玩弄阴谋诡计和权力寻租的老手：一名赫梯王后，活跃于公元前1280—前1230年之间，正好是后世普遍公认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我们在土耳其南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一块风化的石刻那里面对面地见到了普度赫帕：在一座菲拉金浮雕(Firaktin relief)上。她穿着女祭司的袍子，正向赫梯万神殿中一位重要的神祇奠酒——太阳女神阿瑞纳的赫帕特(Hepat of Arinna)。作为这名女王唯一幸存的雕像，这块石刻表现得非常得体。普度赫帕一开始是一名女祭司，一名“伊什塔尔的女仆”(hand-maiden of Ishtar)。据说她拥有绝世的容貌，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称自己被迫依照梦中的指示娶她。多年以后他写道，女神伊什塔尔给了他们“夫妇之爱”。伊什塔尔负责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的事务，就像阿佛洛狄忒会到古希腊等地方去一样。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彼此相爱，并使他们的爱情得以实现：这都是你的命令，伊什塔尔。他去引诱一个女人，并完成了这项任务：这都是你的命令，伊什塔尔。——《胡里安人献给伊什塔尔的颂歌》(Hurrian Hymn to Ishtar)，约公元前14世纪极度虔诚的普度赫帕热情地重整了赫梯历法中的许多宗教节日。我们之所以知道她的影响力，是因为她留下了一条了不起的痕迹——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岩石和黏土上。与当时的许多女性配偶一样，普度赫帕和国王共用一枚印章。2004年10月，在绕着广阔的哈图沙遗址游览了一圈，又喝了一杯浓汤般的土耳其咖啡之后，我开始研究这件王室官僚机构的重要工具留下的少数几块泥封之一，这块泥封现存古色古香的波格兹卡雷博物馆(Museum of Bogazkale)，博物馆位于毗邻考古遗址的现代村庄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由于赫梯帝国把他们的事情都详细记录在泥板上，现在这些泥板正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1990年，哈图沙东北的萨皮努瓦(Sapinuwa)出土了3000多块泥板残片，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任何一名来访的希腊大陆贵族的切身感受。这里有祭司、女祭司和神庙助理、医疗顾问、理发师、看门人、马夫、官员、抄写员、吞剑者、杂技演员（岩画精彩地描绘了“爬梯人”比赛，即看谁在没有支撑的梯子上站立的时间最长）、演奏风笛、响板和铙钹的乐师、舞者，以及一群普通的家政人员。公元前13世纪是赫梯文明的鼎盛时期，彼时城堡内肯定人头涌动。和迈锡尼社会内部一样，妇女在这里非常引人注目。宽阔的马路上铺着厚重的大石板，许多妃子(naptartu)在上面走来走去，这些都是为了充实宫廷要员的后宫而引进的外国女人。赫梯文中甚至有“妾”这个称呼，叫“E-ŠER-TU”，或“esertu”。引进这些女人的目的，通常是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诞生更多的王室后代。安纳托利亚的王室需要有正式的后裔来充当外交官或婚嫁的对象，同时在王国内部或王国外的广阔世界充当家族的代表。普里阿摩斯就以生了50个儿子而著名，而青铜时代晚期的文献资料则显示，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们确实都拥有庞大的家庭。控制宫中女人行动和婚姻的是“塔瓦娜娜”（Tawananna，王后）。这就是环绕在我们青铜时代的海伦周围的王族和社会状况，不管她是做俘虏、小妾，还是正房。一块被称为《阿拉克桑杜条约》(Alakšandu Treaty)的破碎赫梯泥板告诉我们，嫔妃生的儿子也能继承王位。对文本的宽泛解释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泥板中所说的特洛伊王子，一个叫阿拉克桑杜的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希腊小妾。我们已经知道，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帕里斯还有一个称呼（亚历山大）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阿拉克桑杜的希腊语形式。只不过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把荷马笔下的特洛伊王子亚历山大（一个喜欢希腊女人的...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荷马很可能是希腊爱奥尼亚地区的人，他可能生活在士麦那（Symrna）或者希俄斯（Chios）。公元前7世纪他的口述被记录下来时，爱奥尼亚地区的人会把通常出现在字母“i”前面的“w”省略掉[“w”在伊奥利亚（Aeolian）地区的方言中则保存了较长时间；例如，萨福就使用过“w”这个字母]。赫梯文本告诉我们，在特洛阿德的特洛伊地区存在着两个领地，一个叫维鲁萨，另一个叫塔鲁维萨（Taruwisa）。如果这些名字流传到后世，并由一名省略“W”的吟游诗人唱出来，那么“Wilusa”（维鲁萨）就变成了“(W)Ilusa”，接着变为“(W)Ilios”，最终成为了“Ilios”，而“Taru（w）isa”则变成了“Taruisa”并最终演变为“Troia”。因此我们有了这个讲述伊利昂（Ilios）的故事《伊利亚特》，和特洛伊（Troia）战争。《伊利亚特》的节奏也有助于我们明确认识到，荷马史诗中的许多诗句是在迈锡尼时代创作的。整首诗由六步韵写成，许多诗句读起来很完美，但是有些句子却完全不符合韵律，在通常应该很流畅的地方出现了刺耳的不和谐音。但是，如果不用古希腊语，而是用青铜时代线形文字B的元素（迈锡尼人使用的语言）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些诗句将非常合韵。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但是，《星报》和其他类似报刊并没有把安妮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仅仅视其为“底层”的一部分，所有的贫困妇女，无论其年龄或处境如何，都被归入其中。正如《每日邮报》所指出的：“没有一个犯罪中心是人人都犯罪的，即便是多塞特街的寄宿屋，也并非全住着极端堕落之辈。”与《星报》所暗示的不同，安妮并没有整日睡觉，以便在晚上起床，“借着夜色从事她那可怕的营生”。她缝布头、钩毛线，一心想通过阿米莉亚·帕尔默说的那些她自己的小生意来赚钱。报纸对她的描述也没有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安妮患有肺结核，就算不是性命攸关，却也足够严重。她不仅服药，在她死后找到的遗物中还有着两瓶药和一些处方信，处方信似乎是她某次去圣巴多罗买医院看病时拿到的。除开想和泰德·斯坦利过夜外，身患疾病也是她坚持要有一张8便士的双人床的重要原因。这些“双人床”四周围着一道木头隔板，不仅提供了难得的隐私，而且正如克洛辛汉之家的另住客伊丽莎白·艾伦所评论的那样，“8便士的床”具有“比4便士的…床更大的优势。睡便宜床位的房客…一大早就要让出床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安妮会很珍惜在床上多躺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她就会在上午10点左右被赶到街上，带着高烧、疼痛和折磨人的剧烈咳嗽。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康韦的缺席和家庭面临的极端困苦开始导致他们肢体上的冲突。凯特的姐姐们和她的女儿都注意到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尽管艾玛称“总体而言，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两人之间的争吵”已经变得难以忽视。根据安妮和艾玛的说法，康韦立誓戒酒，两人的分歧因凯特“酗酒成性”而加剧。在这一点上，两口子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时间长了，安妮和她的姨妈们都相信，挨打是凯特咎由自取。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对家庭暴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即经常把暴力行为的发生归咎于妇女本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暴力被认为具有惩戒作用。丈夫对扇耳光教训人毫无悔意，妻子则常常觉得自己是“自找的”。很多过错都可能招来丈夫的不悦，单子列出来能有一长串，包括使用粗话、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不服从命令、“以下犯上”，或者仅仅是挑战到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在这些家暴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因素能比酒精更为重要。一个喝醉的男人和一个不同意妻子喝醉的戒酒的丈夫，都有可能殴打妻子。在审判中，妻子长期酗酒常常被配偶成功地用作辩护理由，以反击对自己施暴的指控。1877年，也就是凯特和康韦的关系因为类似的原因开始破裂的那一年，一本法律教科书《刑罚原则》将殴打妻子描述为一种“犯罪严重程度差异极大”的罪行。该作者总结说，虽然在一些重案中，施暴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但大多数身体虐待事件被认为过于“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每个社区或家庭都对此视而不见。虽然邻居和朋友可能会避免在家庭纠纷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干预，但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是会通过观察女方的外表，或是提醒男方外面能听见家里的动静，来密切监视交战中的夫妇。周围人采取的行动大多是间接的，通常是在女方觉得有必要躲开丈夫的怒火时，为她提供避风头的地方。埃多斯家的姐姐们正是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凯特不断恶化的家庭状况。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当时，斯坦福大学学生布罗克·特纳被指控强奸和性侵...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虽然这三个佣人都从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干活儿，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但安妮身上的家务活儿是最重的。小家庭的佣人什么事都要干，从每天三次清洗餐具，到把煤桶拖上楼、铺床和给壁炉生火，有时她们也被称作“万金油女仆”。在卢尔家，管家福特夫人可能还兼任了厨师，这时安妮就需要从旁协助，不仅做饭时要打下手，还要服侍主人用餐。即便家中只有两位老先生，安妮要干的活儿也有一大堆，很少得空。她要么在打扫灰尘、清理壁炉，要么就在擦地板、掸地毯、准备洗澡水、擦亮靴子或是缝补衣服。伦敦有大量的商业洗衣店，如果卢尔先生没有选择把脏床单送去店里洗，那么洗涤、漂洗、拧干和熨烫床单的繁重工作也会落到安妮身上。女佣虽然从早忙到晚，拿到的报酬却低得很。根据比顿夫人在当年出版的《家政宝典》中的建议，安妮作为一个“万金油女佣”，年薪应该在9到14英镑之间，如果威廉·卢尔为她提供津贴，让她自己购买茶叶、砂糖、便宜啤酒等日用物资，那么这个数字将降至7英镑6先令至11英镑之间。雇主相信这个最低数额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要给这个年轻女子管吃管住。在卢尔家，空间似乎很充裕，安妮和福特夫人在杜克街2号的建筑师办公室楼上有自己的房间，埃莉诺则睡在3号的阁楼上。在此之前，安妮都和一家人挤在两三个房间里，在威廉·卢尔家的佣人房里她第一次能够独处，这种感觉对她来说一定显得稀奇又美妙。成为住家佣人后，安妮就很难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女佣的放假时间由主人酌情决定，大多数佣人每月放假不会超过一天，甚至只有半天。周日去教堂一小时左右也是允许的。但是，在这些限制下，安妮想要往返温莎就很困难了，1861年以前史密斯一家都住在那里。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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