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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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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察觉到了床在中间的好处：可以从任何方向爬到床上，也可以从任何角度下床而不吵醒姐姐。我渐渐发觉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床并非一定要靠着墙才行，也许它不仅可以摆在屋子的正中间，还可以斜着摆，或者干脆挨着门口，一进门就睡觉，再或者，床可以带在身上，那样的话，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想睡就能睡了。重要的不是睡在哪里、怎么睡，而是可以入睡，这才是睡觉此事的重点。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如果说日常工作只是在一种重复劳动中对职责的划分感到困惑的话，观看《切尔诺贝利》时，我对于这种责任制度的反逻辑有了一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体会。即，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不是对自己真正在做的工作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你可以判定风险和后果，但没有规避的权利。每当你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担忧/建议/解决办法，大概率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好笑的是，一旦担忧成真，责任就变成了你的，因为你是执行这件事的人。如果遇到糟糕的上级，那真的比踏入不适合的行业还要糟糕。这种隐忍、反抗、妥协，会把人的身体和精神慢慢掏空。会你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感情，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就像被挂在天花板上的海报，只有拾着头才看得到，但你只能低着头工作。你知道海报在那里，但是你永远没有机会去看一眼。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但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他问我：“你父母同意了吗？”时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自认为已经过了做事情需要父母同意的年龄。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困惑。也许在他的认知里，一个农村女子辞掉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大事；又或者，也许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我所工作的那座边境小城的文化体系里，一个单身的女子辞掉工作，是需要“管理者”，也就是父母同意的。事实上，在长时间的成长和工作阶段，我经常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对待。我很惧怕集体的概念，我是一个完全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的人，适应集体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读过加缪的《异乡人》之后，我对此尤其有更深的体会。集体，尤其是我见过的集体，是一种非常分裂的存在，它要求你与众不同以便“创新化”“多样化”，同时它要求你不能与众不同，必须“思想统一，服从安排，听从指挥”。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能坐在电脑前打一排字出来，留在时间线上…这算见过世面。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出来，会唱十三种不一样的调子，能种二十种作物，知道什么花在什么时候开放，雷雨过后甲玛沟会长见手青…这也算见过世面。可她们还是羡慕。其实她们羡慕的似乎也不是我本身，她们羡慕的是当年自己丢失的那个可能性。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过了一段时间再给她打电话，她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像小孩子一样分享着种种见闻：第一次独立寄快递，第一次请姐妹唱K，第一次完成银行转账，第一次凌晨三点去烧烤摊喝酒…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察觉到了床在中间的好处：可以从任何方向爬到床上，也可以从任何角度下床而不吵醒姐姐。我渐渐发觉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床并非一定要靠着墙才行，也许它不仅可以摆在屋子的正中间，还可以斜着摆，或者干脆挨着门口，一进门就睡觉，再或者，床可以带在身上，那样的话，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想睡就能睡了。重要的不是睡在哪里、怎么睡，而是可以入睡，这才是睡觉此事的重点。自从教会自己接受这个想法，我就再没做过那个关于大海的梦。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一直不信任自己，所以由我为起点的所有事件，我都无法确认其可靠性。贫穷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它会让人对自己不信任，过度思考和自身相关的事情，问了太多为什么，问着问着，一切都会变成自己的过错。这样的思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一直不信任自己，所以由我为起点的所有事件，我都无法确认其可靠性。贫穷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它会让人对自己不信任，过度思考和自身相关的事情，问了太多为什么，问着问着，一切都会变成自己的过错。这样的思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渴望宁静，渴望更高的生存质量，那我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我决定解放自己，不再做多余的思考。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的脸腾地红到脖子根。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算世面呢？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能坐在电脑前打一排字出来，留在时间线上…这算见过世面。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出来，会唱十三种不一样的调子，能种二十种作物，知道什么花在什么时候开放，雷雨过后甲玛沟会长见手青…·这也算见过世面可她们还是羡慕。其实她们羡幕的似乎也不是我本身，她们羡慕的是当年自己丢失的那个可能性。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梁安小时候的绰号叫“黑娃儿”，因为他脸很黑，又经常戴一个黑方框眼镜，看起来就像淹在一团黑里面。我们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聊天。深秋萧瑟，他裹紧身上的薄羽绒服，腰习惯性地弯着，双臂交叉护胸，拳头按压着心脏和胃的部位，好像还在担心它们会跳出来。他说话很慢，非常非常慢，好像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出来的。他说，他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回来。在家里，哪怕一年比在北京少挣三分之二，也很值得，主要是感觉好，很踏实、很安定。他给我讲了2019年差点拿到手的一个大项目，语气颇为遗憾，但又有一种淡然。他觉得那终究不是给他这样的人的，想多也只是奢望，没有意义。一个朋友从河北回来，说雄安新区那边一个县改造城区，盖了很多楼房，楼房需要简装，正在招标。梁安开着车，拉着朋友，开了十三个小时，到那个县城去了解这一情况。确实有这么一个大项目，并且，因为那边竞争太激烈，房地产商还倾向于给外地的装修公司。梁安拿着预算方案，去和人家谈判。对方说，这个项目是政府出资，资金有保证，你就只管干。梁安心里很是喜悦。再谈下去，对方说，政府先出资一半，这一半钱要分三批给，第一批是工程开始时给，第二批到工程百分之七十时再给，第三批是结项，再付款。至于另外百分之五十，要

——梁鸿《梁庄十年》

1 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6年开始实施，是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惠民政策。我采访了一位在新农合工作了十几年的工作人员，对其中的问题非常熟悉，因此就有了以下的话：“刚开始，人们没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农民交钱少、受益部分少，参合率不高。随着受益面的增加，农民参保意识越来越强。但是，交的钱也越来越多，从一人一年10块，到一人一年280块，因此出现很多问题。这一问题不单单是农民看病的问题，还涉及整个医疗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譬如农民交钱之后，会无形中放大自己的疾病意识，医院也不加劝阻，这样，使用的资金越来越多，本来是为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服务的，变成为普遍的人服务了。现在，甚至一个咳嗽都要去检查核磁。这样，医院的接诊率高了，就可以运转起来。这时，就开始有人钻空子。尤其是乡村医生，有一段时间，骑摩托、租车下乡拉病人，不管什么病，都接到医院，当养生治疗。钱就这样流失了。当时，一些乡村卫生院基本上发不下来工资，有了新农合之后，也能发下来了。其实，就是这部分回留下来的病人。对民营医院而言（参加定点合作医院的话），一个医院住的都是亲戚，他大叔他二姨都在医院，都是去个车来看病，都可以从中套取资金。”“县城的公立医

——梁鸿《梁庄十年》

我想起我童年的玩伴。多子。顾名思义，多出来的丫头。她家门口有一个大平台，是我们那一片吃饭时的主要聚集地。多子母亲眼睛半瞎，父亲身体不好，两个姐姐都是十几岁便出嫁（和我二姐差不多年龄，我们大家都没想起她们，我也是想起多子时，才想起她有两个姐姐。其中二姐在和丈夫闹离婚期间，又回到村庄住了很长时间，人们都说她出门打工后找别人了。我还记得她窄窄的脸和灼热明亮的眼睛）。多子没上过学，很小便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的骨骼极为粗壮，身板宽阔结实，神情郁郁寡欢，很少笑。我上学回来，先经过她家，一般是先在她家玩一会儿，然后再回家。说玩，也没什么玩的，她忙忙碌碌做饭，我跟前跟后瞎转。她妈坐在门口，听见有人过去的声音，就仰着脖子长声问候，她爹坐在屋子的最深处，吧嗒吧嗒，抽着长长的旱烟。夏天漫长的午后，我们在旁边的麦场上玩耍。她的筋斗翻得特别好，嚯嚯嚯，一连翻好几个，最后双手着地，头倒立，双脚稳稳地靠在麦秸垛上，我却像一只狗熊一样原地倒下。那一刻，她和任何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一样，指着我，又蹦又笑，一边又翻身打几个车轮，灵巧极了。再大一些，我到吴镇读初中，她仍在家干活，我们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我初中毕业时，听到关于多子婚姻的一些传言。先是

——梁鸿《梁庄十年》

这些机器在湍水上下游统治了几十年时间，凭借其冰冷无情的外表和改变河流的能力而让人臣服。而今，随着新政策的实施，这些沙堆和机器被彻底遗弃了。从2018年开始，穰县就不允许私人开采河石了，理由有二：一是私人乱采造成河道严重受损，二是，私人在河坡里圈河圈地，坐地起价，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政府红头文件下来，所有湍水沿岸的私人挖沙厂一律停办。如发现私人继续开采，不但没收机器和沙石，还予以重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开采沙石了。毕竟，老百姓还要建房，还需要沙石。于是，穰县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开采公司，正式的国家单位。愿意参与的私人挖沙厂可以继续开采，但必须先把沙卖给开采公司，开采公司再卖给老百姓。有许多私人挖沙厂想继续干，但后来发现，开采公司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利润。同时，老百姓也发现，他们到河里买沙，不只是手续多了，沙价和原来比起来有增无减，还不如从私人那里买。于是，穰县老百姓笑说，这哪是整治河道，分明就是多安排几个人吃国家粮。

——梁鸿《梁庄十年》

父亲去世之后很长时间，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内部。“爱”究竟如何形成，以什么形态存在，这是我一直迷惑的问题。

——梁鸿《梁庄十年》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一条抽象的、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梁鸿《梁庄十年》

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这是我放在文档开头的第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但是，好像还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

——梁鸿《梁庄十年》

“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说，“叫个啥？妈啊，多长时间没提过了。” 五奶奶嘿嘿笑着，脸上掠过一阵羞涩。那是属于少女时代的羞涩，在另外一个陌生的村庄，另外一个家庭，它曾经伴随五奶奶很长时间。我看着眼前这一群女人们，突然想到一个间题，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我姐姐们的、我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我好像太久没想到她们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你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里，终其一生，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メ家的”“媳妇”。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在家庭社交场合，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细究起来，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梁鸿《梁庄十年》

我们的生命是从头至尾的模仿，但在一切虚假之中，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比时间花还真。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日影在地板上无声移动。我们像是沉浸在荡起涟漪的、熔化的黄金里，在一种丝绸般触感的愉悦的氛围中。花静默地吐出香气。时间踮着伶俐的足尖跑过去。

——张天翼《人鱼之间》

我不信在一支舞的时间里舞步和谐，就意味着后半生婚姻美满，“一直幸福生活下去”。我不信高居于豆茎顶端的富足世界里，那金子是靠魔法母鸡生下来的。我也不信善良天真、会跟动物说话，就能在矮人之家快乐地过活，最后等来完美的王子。

——张天翼《人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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