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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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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则像一只用过的一次性快餐盒，沾满了油污和泥无，不但毫无价值，还要持续地污染这个世界。母亲却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还一藏就十几年，仅仅因为上面印了我的名字一那是她帮我取的：在我的姓氏后面，第一个字是我出生的季节，第二个字是我出生城市的简称。多么工整！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齐备、无可挑剔、有依有据、中规中矩，谁也挑不出这个名字的毛病，因为它没有感情、没有喜恶、没有期许，有的只是铁一般的事实。她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也没有被人强迫，她自己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要生我。或许直到看见为我取的名字被印到了杂志上，她才终于为生养我这件事感到一丝欣慰。因为，那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她希望我成为的“有用”的人。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最后，大约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终于把两个书柜都填满了。我买了几百本书，几乎都是文学类的。这些书我全部读了，或许只有几本没能读完。除了纸质书以外，我还在网上下载电子书，然后打印出来装订好读。当时我只读和文学相关的书籍：主要是小说，也有少量文学评论和理论，还有一些作家的访谈和传记等。和文学无关的书我都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年龄偏大，写作起步又晚，在文学方面几无积累，应该集中精力于一点。当时我对自己的阅读量非常焦虑，尤其是上网和别的写作者交流时，看到他们如数家珍地罗列自己对经典作品的见解和获得的启发，那种感觉就像我和他们一起跳伞，可跳出机舱后才发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二○二○年三月的某天，不知道是受了什么触动，可能是因为整理和翻看电脑里的旧照片，也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触动，仅仅是脑子里莫名的一个闪念，我写下了一篇记叙自己三年前在D公司做夜班理货员经历的散文。写这篇文章我花了半天时间，下午动笔，晚上完成，全文四千多字，先是发在自己刚注册的一个公号上，只有一些认识我的朋友读过。几天后我又把它贴到豆瓣网上，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令我感到震惊一它被大量网友转发、评论和打赏，连带使我的写作也受到对我来说空前的关注。我算得上是豆瓣网的老用户，二O○六年就注册了账号，十几年来在豆瓣日记和评论里至少发过两三百篇文章（如今大多已设置隐藏），但读者寥寥，对此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这篇对我打工经历的记叙，单篇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就超过了我此前十年全部作品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从二〇一一年中，到二〇一八年三月，在这近八年的时间里，我都是独自一人居住，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相比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我算是很耐得住寂寞了，我说的寂寞不是形而上的那种，而就是指长期形单影只的状态。就像路驼尽管很耐渴，但也不是不需要喝水，我同样也有社交的欲望，只是这种欲望被我转化为了写作欲。然而我既要从自身内部汲取动力，或者说把内心的倾诉欲转化为写作行为，同时又不能使写作囿于一种自矜自怜、孤芳自赏式的意淫，这非得十分清醒和自省才有可能做到。我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剩的人，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往往喜欢写自己，而在写自己的时候又很容易沉溺，以至于对我来说，只有迈过了这道坎，才算是脱离了文学爱好者的范畴，进入写作者的阶段。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如今我到达每个地方的时间都和原来墨守成规的不一样，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因此不同。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正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份工作——这不仅是习惯的改变，或者时间和空间的对应变化，而是不带目的性地、从一种我从前因为焦虑和急躁而从没会试过的角度去观看事物——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有一个事实是，我并没有因为切身地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的金钱。实际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没因此有所改变，我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进快递柜里，也没有不接电话或索性屏蔽掉陌生来电——我像是变得既在乎钱同时又不在乎钱了。我常常羡慕“四通一达”的小哥，在我们梨园过半数的小区里，“四通一达”已经不再上楼。他们会把快件直接投进快递柜，要不就在小区里租个房子做驿站，发短信让收件人自取。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这就是老板带队和职业经理人带队的区别：比如我在C便利店时，只要把分内事做好，剩余的时间闲着就闲着，店长不会说什么，甚至店长自己也闲着；可是假如由老板亲自带队，她看见员工闲着，就会觉得自己吃亏，无论如何都想让员工动起来。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天我揿响的是一户101房的门铃。那个单元有六层，每层两户，从单元门进去几步远，左边就是101房。我清楚地听到急促的铃声同时在对讲机里和101房里响起，然后有一个男声问我是谁。虽然我们之间隔了两层门，但他离我实际上只有几米远。在我回答了他之后，他就开始为我开门了。在他的可视对讲机上，有一个开门的按键，这个按键显然是机械式的，因为当他摁下去的时候，我能听到响亮的“啪叽”一声。这里的门禁开关普遍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经常要反复摁多次才能把门打开。也有些屋主大概厌倦了和这些按键周旋，会亲自跑下楼来给我开门。可是这次我遇到的这位屋主，显然是个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在原则上决不轻易让步的人。他很清楚这个按键时灵时不灵，因此他没有奢望事情会一蹴而就。他一上来就疾风骤雨般地连击按键，于是对讲机里传出一阵连绵而密集的“啪叽”“啪叽”声，好像有一群小鸭子边拍打着翅膀边扑向水里。由于他在不懈地努力着，我只好尽力地对着镜头绽放出包含着鼓励和期待的微笑。这样，当这位藏身幕后的爵士鼓手边打着鼓点边看向屏幕时，就会感到自己的付出无疑是值得的，有人正被自己的努力所感染，一心一意地准备着迎接那个高潮的到来——也就是门被打开。于是他似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你那个体检报告只要多给50块钱，隔天就能取到，不用等三天。”我说：“我也问过能不能加快，但护士没告诉我啊。”小哥说：“他们就是为了多收钱才故意拖时间，你要主动给，问是没有用的，她不会说，因为收这个钱不合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的某某在炒股，语气听着却像是叹息，仿佛那个某某堕落了，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违法道路。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和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挂钩。假如社会上普遍地关心和讨论某些问题，那么个人就会从中得到启发，促进思考，然后增加认识。而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对于很多切身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对象仅限于身边的熟人。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我们在当地没有亲戚。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尤其是我父亲，他是农民出身，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在单位里连一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往往直到快元宵节了，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所以当我踏入社会后，我表现得比身边的同学更单纯、幼稚和迟钝；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对地下室的印象是阴凉、幽暗、衣服难干、自来水很冷，不看表完全不知道时间、早上用厕所要排队……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相比起11月，12月的工作其实更艰苦。一方面，12月的白昼变得很短，早上七点过了天才开始亮，下午五点不到太阳又下山了，这令人感觉时间稍纵即逝，因此容易变得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三轮车里的电瓶到了冬天，充满电也只能跑夏天时三分之一的路程。这就像一枚定时炸弹，随时会令我们瘫痪在地。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因为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感，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快天黑时，匆匆地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儿，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虽然那个超市很小，商品种类不多，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因为要去上班，我就没时间创作了，这令我的朋友很不满。他们说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这么说似乎也没错，可是人活在世上，很难不受到奴役——要么受这个的，要么受那个的——无论工不工作。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搖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或许因为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促销正式开始后，我感觉并没有原来预料的那么累。最初的三四天，我们的货量翻了近三倍，接下来的几天保持在平常的两倍左右。当然，当货量翻倍的时候，我并不需要花费翻倍的时间，毕竟我的工作区域没有随之扩大，只不过快件的密度增加了。举例来说，我在京通罗斯福广场里送出10个快件和送出3个快件，所花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早上我们把到货卸下来后，原本就逼仄的站点就像只盛满水的盒子，快件几乎漫到我的腰部，并且向门外淌出。我早上六点半吃了早餐开始干活儿，到晚上九点多才吃第二顿，但并没有感觉到饿。可能在本应感到饿的时候，由于过度地集中精神在工作上，我没有留意到身体的状况，而当时间点过去后，那种感觉就消失了。我的身体会自觉地调整内分泌水平，就像逆来顺受的劳工在发现雇主并不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后，默默地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辞职以后，我在家里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养身体，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个长长的假期。有一则地狱笑话说，如果你自杀成功，人们会说“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真是可怜”，但你说你想休息一年，人们就会觉得你疯了。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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