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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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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希把这五份文件往桌子上狠狠一拍，终于图穷匕见：“您坚持实施这个鼠疫大检疫，坚持要把租界搞得鸡飞狗跳，不是为了什么卫生，根本就是希望上海因为鼠疫而封港。那支漂在海上的船队便有充足的时间转移货物，好保住你的董事职位！”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他扫视两人，继续道：“如果一件事是自然发生的，那么它的每一个节点，该符合消息传输速度。这份时间表太过紧凑，一个反应接着一个反应，彼此衔接不甚自然，只能认为是事先设计，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安排好的。”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克莱格肥厚的嘴唇颤动起来，似乎再没有余力维持面部肌肉。孙希把这五份文件往桌子上狠狠一拍，终于图穷匕见：“您坚持实施这个鼠疫大检疫，坚持要把租界搞得鸡飞狗跳，不是为了什么卫生，根本就是希望上海因为鼠疫而封港。那支漂在海上的船队便有充足的时间转移货物，好保住你的董事职位！”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搬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们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名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一是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在先后数次大举动上，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内造起了极大的声势。程任卿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看到好几个当官的都被迫妥协了，觉得这个议事局确实能干大事，纷纷慷慨解囊。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顿生，暗中策划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他们来查出真相。但其工作条件实在差劲，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纯属义务劳动，甚至不算实习历事。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这意味着，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库一向穷惯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没法控制自己。从正德九年尝到甜头以后，他们疯了一样想要更多的驳费，就让驳查监生往死了查，要求“一字错讹，片纸瑕疵”。那段时间，被驳回原籍的黄册如雪一般飞舞。别说民间，就连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给这种行为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滥驳”，说这简直就是“以一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院的兴建时间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画上最后的句号。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迁移。杨干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灊口，经杨于寺，逾石砧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大明近三百年的时间，黄册对抗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人家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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