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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及“修养”紧密相关。吉他(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一也即古代风格的一一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幺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他总是与吉ト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且居无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他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保罗·福塞尔《格调》
顾客们受到鼓励一味地依赖畅销书书目,使他们的兴趣仅仅停留在书店经理(也就是以前的书商)认为大量采购就必定会带来高额利润的东西上。……书店新采用的“特别订购”措施和图书奖的商业化,这两样新鲜事物看起来似乎不过是芝麻小事,从文化角度考虑却简直是民族灾难。这些证据就存在于你的住所附近,证明了奥特加令人悲观的研究结果:“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一切优秀、独特、历练和经典的东西。”如此说来,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保罗·福塞尔《格调》
◆ 上层贫民>> 上层贫民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 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特兹·特克尔他为什幺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幺怎幺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战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
——保罗·福塞尔《格调》
如此说来,贫民阶层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
——保罗·福塞尔《格调》
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要从自己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约翰·布鲁克斯援用两家在郊区毗邻而住的居民为例,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自己动手重新装修。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幺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幺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拉塞尔·林斯(又译罗素•林内斯 )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井非只是金钱,...
——保罗·福塞尔《格调》
……X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位、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志,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雅皮”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地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保罗·福塞尔《格调》
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一个人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
——保罗·福塞尔《格调》
这些特征并非偶然的选择结果,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保罗·福塞尔《格调》
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看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的阶层的手中。
——保罗·福塞尔《格调》
你“度周末”、“避暑”、“旅游”的方式,你对体育运动的偏好(不论你喜欢一试身手还是甘当看客),都有如上的效果。“度周末”这个等级概念在过去百来年里经历了一个可悲的、落魄的贫民化过程。这一术语兴起于1878年,一个标志着高级资产阶级文化繁荣的时刻。那时候,“度周末”可能意味着在乡间豪华的别墅度过一夜。去度周末的客人可能会需要一些今天仍能在英国《德布雷特的礼仪和现代礼节》(Debrett's Etiquette and Modern Manners,1981年)一书中读到的建议:“如果您打算在一处高朋满座的豪华住所逗留,您在准备行装时最好牢记,您的手提箱可能会被别人打开。”(这就是说,不要携带惹人难堪的性生活用品。)这类一度为今天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模仿的豪华排场从兴起到今天,已经成为主要与中产阶级或上层贫民相关的概念了。它意味着现代企业的雇主有义务遵循习俗和传统,赐给他们那些领周薪的奴隶一些短暂的自由,度周末基本上被认为不过是贫民阶层的休闲项目。《纽约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一类报纸流行的“周末”版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连篇累牍的商业报道和广告,无一不在告诉那些被视为没有头脑的消费者应该干些什幺。而先前,那些度周末的人们似乎不需要商人和新闻记者的指导,就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自从一种“周末”牌廉价香烟在法国市场露面,“周末”就开始被当作一个时髦概念了。对于高等阶层来说,他们既无雇主又不必连续工作,周末也就不是一个太有意义的概念,它的影响只局限在银行会在周末关门。如果说“周末”主要是一个贫民阶层(因为是雇员)的概念,那幺“避暑”就是一个中上阶层或者更高阶层的概念。莉莎·伯恩巴赫和她敏锐的同事指出:“夏季是预科学校一年中的高潮……它意味着生活里除学习外的其他一切事情。你会根据在哪儿避暑和如何避暑来选择衣服、车子、朋友、宠物。选择吉普车是因为你要去地形起伏的地...
——保罗·福塞尔《格调》
有一点最开始就要弄明白:区分这些等级的决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拉塞尔.林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缺乏文化教养的人。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
——保罗·福塞尔《格调》
【容貌】首先,优美的容貌。当然,各个阶层中都不难发现容貌姣美之人,但相貌漂亮通常是上层等级的标志。吉丽·库柏认为,这是审慎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她发现,如果上层人士与阶层较低的人结婚,他们通常只会选择美人。她总结说:“大体上说,长得漂亮的人往上走,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结婚,……缺少安全感、容貌丑的人一般与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结婚。”【微笑】再者,微笑,另一个等级标志。这意味着,不要笑得过头。走在街上,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身高】身高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是可信的等级标志。甚至在美国,有等级地位的人也很少会是粗短的小个子。再者,如果屁股向外撅,肯定是较低阶层的人士,就像脖子很短(或者显得很短)是低层阶级的特征一样。【体重】由于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所以,以示区别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不光是数量上的四倍,还是四倍的可见度。炫耀肥胖是贫民的又一标志,目的似乎意在向较高阶层进行最大程度的美学冒犯,从而达到某种形式的报复。【衣着】上层人士对多余之物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服装上追求“最少化”。相反,多层穿戴是必需的。【颜色】藏青是中上阶层的颜色,紫色属于贫民阶层。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黯淡越有档次。【质地】至于面料,生物成分越高越有档次,也就是说,羊毛、丝绸、棉和各类动物皮毛才高档,仅此无它。所有的合成纤维均属于贫民阶层,既因为它们比自然纤维廉价,也因为它们千篇一律得令人厌倦。【易读性】除了服装的颜色和涤纶成分,服装的“易读性”通常也可以判断人们是不是贫民阶层。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低调原则随即开始奏效,文字逐渐消失。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服装上,文字被商标或...
——保罗·福塞尔《格调》
《反对阐释》这部文集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对具体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分析和评判,而在于它分析和评判的方式。换言之,它体现了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感受カ”。尽管桑塔格肯定不是这种“新感受力”最理论化的阐释者,却是其最初的命名者。这显示出她的眼光的敏锐。………………这意味着整个左派革命能量从现实政治领域向文化象征领域的转移。无疑,作为个老左派,欧文・豪会把这种转移看作是左派革命失败的标志,因为他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经济基础的革命模式来理解左派社会革命的。这使他在理论上和情感上留在了老左派的行列,而以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新左派理论家却从弗洛伊德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把左派从街头向书斋或者从政治领域向象征领域的这种转移视为从“基础”向“基础之下的那个基础,即本能”的暂时战略后撤,试图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物学的基础(所谓“新人”),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感性革命,希望借此塑造人们新的感知习惯。马尔库塞在发表于一九六九年的小册子《论解放》的第二章《新感受カ》中称:“新感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换言之,不是美学体现了政治,而是美学本身就是政治。在马尔库塞和桑塔格身上,更能体现六十年代的反文化精神,尽管桑塔格比马尔库塞走得更远,也更坚定,而另一方面,欧文・豪这个老激进派则成了一一按狄克斯坦的说法一“新感受力的最尖锐的批评者”。狄克斯坦大惑不解地问:“新感受力中到底有什幺东西,能把一个老激进派赶入教会的怀抱呢?”是某种后来被欧文・豪自己称作“新原始主义”的东西或特里林圈子里某个爱说尖刻话的人称作“无知的波希米亚”的东西。毫无疑问,欧文·豪是一个激进派,在政治旨趣上与以特里林为核心的保守文人圈子可能大相径庭,但问题在于,一个政治激进派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保守派,正是在这一点上,欧文・豪与特里林小圈子其实又是同路人,都是“高级文化”的守护者(人格各个层面之间的非同一性,在当...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即搁置一切价值评判,或者说保持“价值中立”。而实质上,搁置一切价值评判,就意味着对一切价值评判同等对待。先锋派艺术、同性恋以及其他种种不见容于高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和行为,就这样合法地进入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并从最深处瓦解了等级秩序所依赖的基础。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想一想二十世纪大多数重要的艺术作品,这一类的艺术,其目标不在于创造和谐,而是使媒介紧张,引进越来越多的激烈而且无法解决的题材。这种感受力也强调这一原则,即要创作出一部过去意义上的作品 (既指艺术中的作品,又指生活中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只有 “碎片”是可能的…显然,这里运用的是与传统的高级文化不同的标准。 某物之所以是好的,不是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目的,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状况的另一种真相以及人之为人的另一种体验。简而言之,它揭示了另一种令人信服的感受力。 这些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感受力中的第三种,是坎普:它是种对失败的严肃性以及体验的戏剧化的感受力。坎普既拒绝传统严肃性的那种和谐,又拒绝全然与情感极端状态认同的那种危险做法。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耳闻目睹的艺术作品的纯粹复制吧,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一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一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要确立批评家的任务,必须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自身的感知力(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感觉和感知力)的状况。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4 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一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 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去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因而,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儒怯的和僵化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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