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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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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的担忧今天看来依旧存在）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意识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IT不在重要》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字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苏珊・雅各比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成为今年《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理查徳・霍夫施塔特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雅各比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闻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柯拉科夫斯基指出，有太多的西方知识分子高谈阔论对异族文化的开放性，但实际上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与欧洲中心主义。他写道：“一个欧洲人言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的，通常并不意味着如果他自己在报税作假时败露就愿意被剁手，或者，如果与婚外伴侣做爱被抓获就愿意被公开处以鞭刑（或对于女人,被投以乱石）。在这种情形中，说这是《可兰经》的律法而我们必须尊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实质上是在说，如果那种情形发生在这儿是可怕的，而对于那些野蛮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这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文化传统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说法最不适于表达这种尊重态度”。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6]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有可能以另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正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那幺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得多。”个人视角并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形成的。虽然视角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改变也不容易，但不是凝固不变的。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蕴含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是，价值多元的现代性困境也并非与当下的中国完全无关，与千年传统文化的断裂，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急剧的社会分层造成的严重利益分化，这些都是我们当下面对的事实。在十多年来的公共思想论述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言说、“新左派”的批判话语，还是以“读经”运动为象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呼声，都标志着当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某种分裂。虽然各种不同的主张都暗含着某种重建价值共识的努力，但彼此之间很少有深入的卓有成效的对话，更不用说共识的达成。在大众传媒的讨论中，几乎对任何一个公共性问题都会出现相当严重的分歧。而互联网上的争议更为激烈，对所有重大的公共问题几乎都会形成正反两方的对立意见，而论辩的结果常常是以互相指责甚至人身攻击而告终，似乎谁也没有从中获得什幺启示和教益，谁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对方。生活在一个充满分歧和争议的世界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否也面临着价值认同的危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严格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很强的形而上学宣称。简要地说，它主张不存在任何普遍的认知或/和价值的真理（真相），所有真理（真相）都只相对于特定（历史、文化或个人）的语境而言。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而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幺人对随便什幺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它是由“人"和“二”构成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个体要想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这）意味着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学习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的过程。☑ 这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可以延伸为一种关系性的文化观（the relationalconception of culture）。将"关系性”视为文化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影响的“诸文化”（而不是单一固化的文化）存在于世界。单独的文化共同体无法构成有意义的自身，也无法真正认识自身。文化只有在与外部的相逢遭遇中，通过发现相似与差异，并反思这些发现，才可能展开认识自己的过程，获得自我理解，不断澄清和调整内部从而达成自我同一性（认同）。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如果说“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是福山的问题，那幺我们的问题是“面对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竞争选举、议会与多党政治以及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能够发展既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华的精神文明，那幺，中国模式就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到那时候，历史终结论自然会进入历史博物馆，而福山及其信徒或许也会心悦诚服地向中国致敬。毕竟，在福山的笔下“最后之人时代”的来临也不是多幺值得庆贺的前景）。但在此之前，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捍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也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就此而言，西方中心论恰恰缺乏费孝通所言的那种自知之明。在智识意义上，其谬误的关键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于“中心主义”。揭示西方中心论的智识偏狭性，并批判和克服由此造成的文化与政治霸权，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应当立足于跨文化的主体间性（trans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将“自我与他者”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的、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主奴关系）。实现文化主体性的理想，也不是通过将他者“客体化”（物化），而是要根本摆脱陈旧的“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遗产），最终寻求在同样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们也明白传统对文化的塑造力量以及对文化的创新和制约作用：因为“过去”在结构意义上塑造了当下生活的背景条件，因此也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向“异类形式”转变的可能和程度。而当时的思想论辩中也从不缺乏文化守成主义的声音：我们总是依据自己的传统来感知、认识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忠实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有我自己才能发现和阐释。这是一种积极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这是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与同的与可能值价我们是谁？无数的“我”何以形成“我们”？这是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也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政治整合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享廷顿在2005年5月出版了一部新着一问题进是美国人？》，触及了美国在认同问题上的困惑与迷失。亨廷顿元所关注的是美国的移民问题，主要是大量来自南美的西班牙裔移民。具体在他看来，由于这些移民与故国具有很强的文化组带，难以汇入美国践。伯的大炉”，使美国日益分化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以至于美国对“谁是美国人”这一民族认同问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有反额自己的主张很明确，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而又室的不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苏格度、社会制度和习俗。亨廷顿的新论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有人赞赏他不顾“政治正确”教条的威胁，公然讨论商界和政界出于身利益而不敢触及的问题。有人指出他将盎格鲁-新教主义（Angl Protestantism）作为美国正统文化代表的偏颇与狭隘之处。也不哲学大概就是说了一通，拓宽了你思维的边界，然而还是无法解决你的困惑，它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不会非黑即白，只是尽可能拓宽黑白的边界，让灰色地带更多，让我们穷尽了商谈与的对话的可能性，能够达到最大的共识。能够觉得自己的牺牲降到了最小，然而牺牲还是在那里没变，只是你自己觉得更宽心了而已。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大约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泰勒认为包括下述四个相互关联的原则：首先是一种信念，认为所有关于社会的思考都应当始于个人，而社会应当为个人之间的互惠利益而存在。这种“个人先在于社会”的信念拒绝了前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当他嵌入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之中，才可能是一个适当的道德行动者”，而新的信念期许“一个人可以外在于社会而成为一个完全胜任的人类主体”。其次，现代政治制度的出现是针对这样一个背景——预先存在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人。政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使得个人为相互利益服务，促进交换和繁荣。因此，政治的目的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是理解的政治社会目标不同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人与超验秩序的联系。第三，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个人首先被理解为权利的自主承担者，在塑造他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中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第四，平等地向所有个体确保他们的权利、自由和互惠利益。[5]这四个原则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而新的“现代社会想象”支持这些原则，并赋予它们实践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于个体（而不是基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合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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