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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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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我们必须接受并真正鼓励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试图从语言或其他方面攻击贬抑女性时，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边，站出来维护她们。 165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幸运的是，如今你再也不会因为你想和谁上床或者你的性别而被逮捕了—尽管仇根犯罪仍然十分普遍—至少在大多数英语国家是这样。但人们仍然强烈地需要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这些不同的身份。我们仍然渴望标签。语言学家说，这是因为语言具有使经验合理化的力量，类似于一个想法只有被正式命名才能生效。“这显然能赋予人们力量，让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拥有这种体验的人，而且这种体验是可以命名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性别和语言学者拉尔·齐曼解释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划分到现有的类别中并因此感到被赋权，可能将来有一天，非标准的性别和性向会被世人广泛接受，那么到时候这种标签光谱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目前来讲，标签可以使许多曾经感到被孤立和被忽视的人们得到认同。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nonbinary”（非二元）一词开始进人日常词汇。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成为首个将非二元性别作为第三个类别纳人官方出生证明的州，这样那些间性人和/或非常规性别者（gender--nonconforming）就拥有了日后合法更改自已性别身份的权利。一年之后，俄勒冈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在驾照上使用非二元性别符号“X”的州。随着人们对性别的态度缓慢但持续地改变，我们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在非标准性别方面，讲英语的人可别以为只有自己是具有创造性或进步的。因为西方人绝不是描述性别光谱的先驱。在世界的每一块大陆上，几十种繁荣的文化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承认了多元性别的存在，并提供了描述三种或四种，有时是五种性别的词。正如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在她的定义中提到的那样，社会性别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特定的身体和行为。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like”的频率比女性高。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 rural 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们习以为常的女性化言行。这意味着你说话时要努力避免上文列出的所有语言特征，因为拉科夫认为这些特征使女性听起来缺乏安全感。她的建议与40年后的那些广告和文章如出一辙。幸运的是，自拉科夫的书出版以来，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1世纪的许多语言专家已经在严肃看待“山谷女孩语”，并弄清楚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位学者是来自匹泽学院的语言学家卡门·佛特（Carmen Fought）一顺便说一句，他的嗓音是我听过的声音中最柔顺舒缓的。正如佛特所说：“一旦女人在陈述句结尾用了升调，或者说话带有气泡音，就会立刻被解读为缺乏安全感、情绪化，甚至是愚蠢的。”但有趣的真相是，年轻女性使用这类语言策略不是出于下意识的矫揉造作，而是把它们当作建立并加强关系的有力工具。气泡音、句尾升调，甚至是“like”这样的词，都不是她们头脑混沌的迹象，恰恰相反，它们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社会效用。另外，女性并不是唯一使用它们的人。在世界上的许多语言中，气泡音并不是某种随机产生的怪癖，它是其所属语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之间的后台谈话，其意图与《走进好菜坞》录音中唐纳德•特朗普的下流戏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建立团结关系和亲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谈风格有重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因此，听者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似乎并不重要。特朗普或许从来没有真的“一把抓住”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但是在与比利·布什的谈话中，他愿意讲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敢打赌，世界上的男人们在更衣室里发表的所有性别歧视言论中，至少有50%不能真实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一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一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一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兄弟——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于性别化的语言差异，有些解释不那么似是而非。其中一种解释来自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出版于1990年的畅销书《你根本不懂：会话中的女人和男人》（You Just Don't Understand：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坦墩在书中指出，女人和男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从童年开始，女人和男人就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中，所以他们长大后对事物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谁更好或更差，只是不同而已。结果就是，男人说话的目的是交流信息，而女人交谈的目的是建立联系。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认为，女性的会话风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策略，能反映出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这个观点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情感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并承担同情他人的任务。所以当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谈时，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她们非常出色地同时完成着上述社会期待，并且享受着情感回馈。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真挚共情和支持的女人都知道，这个过程让人非常有满足感。但是很难说女性是否天生就更能共情，反正专家学者对此2017年，社・布纳（LisaHuebner）在接受《时尚芭莎》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拒绝的观念是：女人“总是在生理上天生能够比男人更好地感受、表达和管理情绪”，因此应该负责做这些事。当然，有的人的确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处理情绪，这是他们的个性使然。但正如许布纳所说：“我认为，我们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能力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 心理学家妮奥贝·韦（Niobe Way）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女性并非天生就比男性具备更强的共情和建立联系的能力。2013年，韦出版了一本名为《深藏的秘密：男孩的友谊和关系危机》（De...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自叶斯柏森的时代起，语言学家为以上问题找到了一些答案。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语言学家珍妮弗·科茨（JenniferCoates）是研究“女生悄悄话”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年过七旬的科茨在性别和会话风格领域有超过30年的研究经验；尽管她从来不使用“女生悄悄话”这个短语，但她的研究为这样一个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即当女性身边只有其他女性时，她们的交流方式往往会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描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生理性别，包括外生殖器、染色体、性腺和其他生殖器官这些性征。与此同时，“woman”是一个只用于描述人类的术语，指的是一种社会性别，这是一个由文化创造的、更复杂的概念，下文会试着解释一下。通过给一个人贴上“stupid，crazy female”的标签，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的智力缺陷与她的外阴、XX染色体、子宫等有关联，仿佛她身体所属的生理性别类别导致了那些负面特征。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问题是“woman”和“female”语义辩论中最关键的方面之一。我们应该用“woman”这个词来描述社会性别（与文化和概念相关的东西）吗？应该用“female”来描述生理性别（与身体相关的东西）吗？为什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必须首先阐明区分的重要概念？此外，为什么我们现有的描述它们的词都那么模煳不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⁵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 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 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认为，女性的会话风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策略，能反映出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这个观点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情感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并承担同情他人的任务。所以当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谈时，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她们非常出色地同时完成着上述社会期待，并且享受着情感回馈。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真挚共情和支持的女人都知道，这个过程让人非常有满足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个词的再定义不必完全“去贬义”。收复一个词并将其重新定义的道路向来不那么顺畅。“queer”和“dyke”仍然会被用作辱骂同性恋者的脏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收复再定义”结果是失败的。语义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意思会慢慢地与另一个意思重合，然后完全盖过后者。只要一个词的正面含义稳定地趋于普遍、变得更主流，到下一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掌握这些新赋予的含义。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煳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性与性别的侮辱比针对男性的要多得多。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缺省，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收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诚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很遗憾，戈登一史密斯是对的。仅凭告诉一个街头流氓，或其他任何实施言语性骚扰的人他的话很伤人，根本不足以让他改邪归正。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问题：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什么、支配什么。街头骚扰，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个男人用他永远不会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触摸陌生女人——比如在拥挤的酒吧里，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时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这些恶劣行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人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 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1ike”的频率比女性高。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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