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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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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生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

——钱穆《国史新论》

因此，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是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钱穆《国史新论》

西方社会以劳工为无产阶级，劳工则低居人下。中国门第社会以读书人为无产阶级，而高出人上。此则中西传统文化之一大异处。

——钱穆《国史新论》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到。幸而这老树根深蒂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钱穆《国史新论》

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一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两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出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钱穆《国史新论》

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业，社会没有力量，全要仰赖中央，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和自卫，其所受祸害，较之晋代五胡乱华一段更深刻更惨澹

——钱穆《国史新论》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之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

——钱穆《国史新论》

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钱穆《国史新论》

但我们更应该说，电脑绝非是人的文化脑。倘要把电箭来代替人的文化脑，如欲用机器人来代替真人，而不知其间的差别，这又将是他日的一大错误。再说如记忆吧，你的脑子记不清，写一行两行字，便记住了。那一行两行字，也是你的生命工具，也是你的文化脑。而且那一行两行字，不仅替你记忆，也还能替一切人记忆。一切人看见此一行两行字，便都会记起那一行两行字中之所记，所以那一行两行字，也便变成了千万人之公脑了。千万人之公脑，又能变成一个人的私脑。如人走进图书馆，千万人所记，随手翻阅，都可记上他，心来。这便是语言文字之功，也即是那一张嘴的功。

——钱穆《人生十论》

就自然人言，从身上起见，则若生老死灭是一可悲事。就文化人言，就历史人言，从心上起见，则人之有死，实非生老死灭，而是生长完成。有死，故得有完成。

——钱穆《人生十论》

我常谓东方文化乃内倾型者，西方文化为外倾型者，亦所谓中国人追求真理重向内，而西方人追求真理则重向外。

——钱穆《人生十论》

若没有文化的人生，则自然人生也算不上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显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评价、恶的观念，也将随之而更鲜明，更深刻。

——钱穆《人生十论》

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界自然势力之阻抑与限制，有时要在人与人之间起冲突，更有时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的中间于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换言之，即人生种种目的之是非高下，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除却自由，仍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之标准。

——钱穆《人生十论》

人生目的和自由依照目前人類文化所已達到的境界,只有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都在正面誘導人,感化人,都在為人類生活提供新目的,讓人有更廣更深的挑選之自由,都還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能算是更好的。政治法律之類,無論如何,是在限制人、壓抑人,而並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只可管束人於更少的自由裏,只能算是次好的。戰爭殺伐,只在消滅對方人之存在,更不論對方自由之多少,那只能算末好的至於到了人吃人的時代,人類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那時便只有各自求生,成為人生之唯一目的。那時則只有兩個目的給你挑,即是「生」和「死」。其實則只有一個目的,叫你儘可能地去求生。到那时是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了。

——钱穆《人生十论》

再说如记忆吧，你的脑子记不清，写一行两行字，便记住了。那一行两行字，也是你的生命工具，也是你的文化脑。而且那一行两行字，不仅替你记忆，也还能替一切人记忆。一切人看见此一行两行字，便都会记起那一行两行字中之所记，所以那一行两行字，也便变成了千万人之公脑了。千万人之公脑，又能变成一个人的私脑。如人走进图书馆，千万人所记，随手翻阅，都可记上他心来。这便是语言文字之功，也即是那一张嘴的功。

——钱穆《人生十论》

我们刚才说，心跳进瓷土，就造成了杯子，心跳进棉麻，就造成了衣服。人类心灵这一种跳离身躯而跑进外物的努力，都得经过双手的活动而实现，而完成。现在我们说到嘴，却使我们的心，跳离身躯而跑入别人的心里去。如人类运用数字计算，最艰难的数学题也可用笔来解决。若使以前人没有数字发明，即最浅易的算题有时也会算不清。我们因此也可说那些数字，便是我们人类的新脑，是我们人类自创的文化脑。

——钱穆《人生十论》

在世界人类的文化历史上，犹太与中国，或先或后，在那一段时期内，都曾有过卓绝古今的大哲人出现。他们正都是处在身生活问题粗告一段落，心生活问题开始代兴的时期，遂各有他们中间应运而起，来解答此新问题的大导师。有的引导心向神，有的引导心向物，人心既是奔驰向外，领导人也只有在外面替心找归宿。只有中国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了。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

——钱穆《人生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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