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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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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应认清这一点：文献、证据“不会自己说话，除非人们知道如何去考察它们……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这种说法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观念之间的对立显而易见，不过，在这一点上，马克·布洛克与著名数学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e）不谋而合，彭加勒在对自己和同道的科学实践反思过后论证说，科学发现的产生过程开始于预先的假设。1902年，彭加勒发表了《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ese）。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人与人之间天差地别，因而观察能力也不是一个社会恒量。某些时代的观察能力较为匮乏。举例来说，虽然今天的大多数人对数字的敏感度还不很强，但中世纪编年史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更为常见，因为我们的感知已深受数学的浸染，正如我们的文明一样。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证据的错误终究是由感知和注意力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历史学恐怕只能将研究交给心理学家了。然而，在上述缺陷中，除了相当普遍的思想上的小故障，很多是由特定社会氛围中十分鲜明的因素造成的。因此这类缺陷通常【像谎言一样，】也具有史料的价值。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仅仅确认欺骗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找出欺骗的动机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欺骗的线索。只要欺骗的因由尚有不明之处，欺骗本身必然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因此问题只弄清了一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如此这般的谎言也是一种证据。若仅仅证明查理曼颁给亚琛（Aix-la-Chapelle）教堂的敕令是赝品，便只是避免了一个错误，而不是获得了一项知识。我们能确定这份赝品是红胡子弗雷德里克（Fredéric Barberousse）的近臣们制作的吗？这位皇帝是想以此来为他的帝国梦想服务吗？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面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新视角。史料批评从追索作伪行为转向了作伪者；也就是说，这一做法符合史学的座右铭，因为它转向了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为，即使表面看来至为清晰和直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只有在人们考察它们的时候才会说话。在布歇尔·德·培尔特（Boucher de Perthes）之前，索姆河（Somme）的冲积层上已有大量的燧石，跟今天一样。但这位考察者还没有到来，因而这里也就没有史前史。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中世纪史专家，我几乎不知道还有比契据集更吸引人的资料了。这是因为我大致了解我想要从中得到的是什么。相反，一部罗马铭文集对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虽然我好歹能看一点，却不知如何去运用。换言之，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研究从思考开始。【在任何科学中，】被动消极的考察从不会得出成果，如果这种考察真的存在的话。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来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若以自觉且克制的观察取代这种直觉印象，也许会更好【上百倍】。我想，如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其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他仍不失为伟大。但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也许就只配得上有益的古物学家的名号，就像皮雷纳所说的那样。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所有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希望并不是无止境的。如化学那样的科学可以开创自身的题材，实质上具有无限发展的意义。历史学却不行，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学科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作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为了价值的判断而追寻历史的起源则更不足取。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谴责他所谓荒唐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历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这样，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我们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假设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从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认识前一阶段，对于了解后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不必要的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空洞的评判，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给历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败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绝对化，并据此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历史学曾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思想，但并不全盘否定史料的考证，矛头指向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唯历史的历史观。布洛赫等人的史学实践表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绝不亚于前一代历史学家。可见，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反之，若是导致轻视史料、大发空论的批判，就难免使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因此这部著作的开篇辞是很沉重的。这是一个在悲剧情境中探讨的严肃论题。不过，马克·布洛克很快就再度发现并诉说着历史的一个优点：它“可供消遣”。在认知的愿望发生之前，历史受“天真的兴趣”的刺激。一旦好奇心和历史传奇恢复了声誉，它们便可从一个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为历史学服务：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读者可能就是“潜在的历史学家”。因此，为了写出漂亮的历史，为了传授历史、使人热爱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史除了“必然存在的艰辛”，还有“独特的美学愉悦”。同样，除了与学术和历史学研究必然相连的严格性，历史也有“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由此得出的一个见解我认为至今仍很恰当：“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不过应更深入地理解马克·布洛克。他并没有说历史是艺术，历史是文学。他说得很清楚，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过这门科学的特点之是它的诗性。这既是它的弱点又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它就不会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法则和结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假如，除去这类无需解释的事实，历史就没有任何确定性，那么，历史著作将沦为断烂朝报，而毫无思想价值可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还是耐心点吧，历史学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把历史学当作替罪羊，错误应归咎于那些劣等的史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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