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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
——钱穆《国史新论》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传统上所谓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国旧传统之所谓士,乃是不从事于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道不谋食”。其所谓道,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育。实是一种不出家的,又没有教会组织的一项教徒。……若定要把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事实,则中国民族像似一无宗教无信仰的民族,或说是仅有些低级迷信的民族。试问偌大一民族,只有些低级迷信,更无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民族不涣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历史文化之大目标前进。又绵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岂果是中国历代皇帝专制,能使其达于此境?只细读中国史,便知其绝非如此。
——钱穆《国史新论》
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
——钱穆《国史新论》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踏看基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
——钱穆《国史新论》
西洋Feudalism 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 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 新的政府与法律不及产生, 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 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 要求保护, 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 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来此种契约关系, 逐渐扩大, 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 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 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 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 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 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 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 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钱穆《国史新论》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到。幸而这老树根深蒂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钱穆《国史新论》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
——钱穆《国史新论》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帝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钱穆《国史新论》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
——钱穆《国史新论》
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远存留,永存不变,那么也没有了历史。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我们将无可再表现,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没有事可做,又要这些人何用?人到没有用,历史自然也断了。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来做新事,有新的成功。
——钱穆《国史新论》
“连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入侵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为自由工商业为不发的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钱穆《国史新论》
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璞,挽回结集城市的智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庄老。黄老尚带政治性,庄老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
就自然人言,从身上起见,则若生老死灭是一可悲事。就文化人言,就历史人言,从心上起见,则人之有死,实非生老死灭,而是生长完成。有死,故得有完成。
——钱穆《人生十论》
在世界人类的文化历史上,犹太与中国,或先或后,在那一段时期内,都曾有过卓绝古今的大哲人出现。他们正都是处在身生活问题粗告一段落,心生活问题开始代兴的时期,遂各有他们中间应运而起,来解答此新问题的大导师。有的引导心向神,有的引导心向物,人心既是奔驰向外,领导人也只有在外面替心找归宿。只有中国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了。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
——钱穆《人生十论》
求圆满,则必求有限。求有成,则必求有死。死是把人生定一界限,可让人生圆满有成。就自然人言,从身上起见,则若生老死灭是一可悲事。就文化人言,就历史人言,从心上起见,则人之有死,实非生老死灭,而是生长完成。
——钱穆《人生十论》
在过去贫穷和被奴役的时代,黑人在新年和圣诞节时才可以吃到灵魂饭,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黑人平时的餐桌上。然而灵魂饭自身的经历恰恰是黑人作为奴隶的历史,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P147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从苏格拉底到马尔克斯,有关灵感解释的历史,似乎只是为了表明创作越来越艰难的历史。而究竟什么是灵感,回答的声音永远在变奏着。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所以要解释灵感,并不是他们知道灵感,而是他们不知道。”我不会奇怪。P65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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