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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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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太白又用白居易的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两人又笑了。这时，杜太白发现，这闻按摩房的顶棚上，贴着一张唐朝的仕女图、张营画的《就国夫人游春图》，又惊叹店主大头有文化。也许大头就是随手一贴，并不知道张萱和虢国夫人是谁：但随手一贴就贴出文化，也算有文化了。隔了几天，杜太白又去了“纯洁发廊”，找梦露绿色，边按摩边哪天。他觉得这个梦露有意思。或者，正是因为绿色，正是因为“纯洁”，没有堕落的心理负担，杜太白才来这里。杜太白这时明白，梦露做按摩女，和其他按摩女不同，只做按摩不做“保健”，等于卖艺不卖身，相当于日本的艺伎；也明白在“附近的人”里，梦露明明是女的，却用了男人头像的用意，也是用这种障眼法，过滤掉一些人；就像书过滤掉一些没意思的历史和没意思的人一样；也正是这个不同，吸引了杜太白；不同才有吸引力，相同让人乏味，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也吸引杜太白；有说有笑，生活才有滋味；或者，杜太白在延津，找不到其他可以这么说笑的人，才来找梦露。按摩一次八十，倒也不贵；花钱不多，图个开心，图个有滋味。之后隔三岔五，杜太白都会去一趟“纯洁发廊”。一天凌晨两点，杜太白在家睡不着，翻看半天手机，觉

——刘震云《咸的玩笑》

“要不你进了拘留所呢。” 又说：“争论我的死活，又涉及历史，这事就更难说了。” 杜太白：“啥意思？” 李商隐的老婆：“因为历史没有真相，只有真理。” 又说：“就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 社太白有些恍然大悟：“是我无知了。”又问，“这里就咱俩，没有外人咱抛开理论，只讲现实，抛开真理，单说真相，当时你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心里有个底。” “你猜。” 杜太白急了：“去你大爷的，我在拘留所待了半个月，你还说这番车轴德话，非把悲剧变成喜剧呀？” 不再理她。李商隐老婆又成了书上的图像。

——刘震云《咸的玩笑》

钱归谁管，看似是钱的问题，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主权问题。何况，当年杜太白跟前妻在一起，有过被奴役的历史，鉴古知今，彰往察来，眼见结婚之路，是通往奴役之路，是通往独裁之路，杜太白有些害怕了。

——刘震云《咸的玩笑》

“当现实没意思的时候，我愿意回到古书里。当然，我并不是厚古薄今，古代的生活，也和如今的现实一样，一地鸡毛，但书经过过滤和筛选，把没意思的生活过滤和筛选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生活；把没意思的人过滤和筛选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人；谁不愿意跟有意思的人和事待在一起呢？这就是书的作用，这就是看书的目的。”

——刘震云《咸的玩笑》

1这个趋势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能够编写历史的入，通常比一般人年长。十六世纪早期的作家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 Castiglione，[15281200：65）发现，任何年代中，老人都会觉得“世道一代不如一代”。这种看法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永远世风时下，我们早就禽兽不如了，他的解释是，这就好比站在船上离开海岸的人们会感到海岸在后退一样。人在变老的时候，其不是世界在変差，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在变差。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他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跟历史上无数个被仇恨冲昏头脑的人一样，等待他们的是毁灭之后彻底的虚无，到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存在的意义不如一张香河肉饼。

——胡波《牛蛙》

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相标榜的风气，他们用各种特殊的名目来称呼一些典范或领袖式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君”、“八俊”、“八顾”。“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而“三君”虽以窦武为首，但他是外戚，从士大夫阶层来说，陈蕃（字仲举）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俊”是指为人之英杰，“八俊”以李膺（字元礼）为首；“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八顾”以郭泰（字林宗）为首。他们都是在《世说新语》一开头就出现的人物。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总之，结合子书和史书的传统，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用富于艺术性的语言反映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是《世说新语》显著的特点；它既非史书，又和普通意义上的小说有所不同。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但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世说新语》只是“文学”而缺乏史学意义，那也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许多小故事与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可说是微波之下有巨流，更因为《世说新语》总体上有描绘出魏晋时代士族社会精神风貌的意图；它的故事或真或伪或无从辨其真伪，但这些故事却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氛围。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值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语》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谓王日：“支道林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載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语王日：“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道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支道林与东晋中叶的名流交往非常密切。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统计，现存文献记载所见与支有交往的上层文士凡三十五人，自会稽王司马昱以下，王羲之、谢安、超、殷浩、孙绰、许恂等等，一代名流，几无所遗。上面选列的《世说》原文，一条记录了清谈名家殷浩（殷中军）读佛经后的服膺之情，一条记述了支道林对王羲之（字逸少）讲解道遥游》的故事。王羲之属华门贵而世称才俊，所以起初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中。而正当他将要登车出门之际，支道林留下他为之“小语”《道遥游》，竟让他“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去。这些看似琐小的故事，都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发生重大历史变化所生的波澜。另外，文中称支道林“作数干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一描写也可以注意。佛教经典逻辑细密，文辞繁富而奇妙，支道林言谈的出众，显然与他经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有关。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士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土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国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对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最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性、智和美的理解与热爱。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细的描述。大概地说，土族是由地方性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一般认为，曹不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其他情况下，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古老的西安城，难得有雨，而雨中的古城，却并没有难堪的灰暗，反而呈现一种蓬勃的生气。但无论如何，这古老的城市，毕竟已渐在衰落中，汉宫风流，长存未央，固然已是遗迹，秦时豪华，巍巍阿房，更是已变作一堆瓦砾。只有大雁、小雁双塔，还行着昔日的瑰丽，笔直地矗立在西北亘古未息的风沙里，伴着曲江清淡的水波，向远方的游子夸耀着这古城的风流遗迹。大雁塔半里处，一片松柏如云，便是“西北神龙”韦七太爷的庄院，过了这片屋宇栉比的庄院，再行半里，那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便笔直地通向东边的城门。蒙蒙的雨丝中，城外放蹄奔来一辆马车，五匹健马，车上的帘幔深垂，马上人却是灰袍大袖，乌簪高髻的道人。傍着马车的四骑，俱是面容苍白，目光炯炯，腰边佩着长剑，像是终年不见阳光的中年道人，眉宇之间，又都带着十分沉重的神色。

——古龙《护花铃》

我的出发点是，我把人看作一种使用工具的动物，他的活动在于联结 M与分离。在这种活动中，他容易失去自我的有机感觉。手使得他可以操纵种种物体，这些物体作为无生物缺少神经系统，却仍然提供了自我的物质延伸。这是人的悲剧，他通过使用工具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有机延伸…当移情作用面临着无生命的自然界时，所有这一切疑问和难题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正是通过操纵或身穿他的血流并未达到的物体，人可以与并不是他自己的事物同化。服装与工具的悲剧最终是人类悲剧的历史，关于这一点，人们撰写过的最深刻的著作是卡莱尔的《旧衣新裁）。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我们已看到，东方的占星学是如何抛弃了这种最重要的天体图像及其对行星运动的数学计算，而代之以虚构的历书象征符号，以及东方的占星学如何因而破环了历史象征的定向功能。但是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占星学也提供了理性思想和魔法思想相互渗透的更自相矛盾的景象。占星学家们借助微妙的数学方法在托勒密的宇宙图像中标示了行显的真实路线，却把群星看作支配着人类命运的强有力的恶魔。p226-227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人可以与并不是他自己的事物同化。服装与工具的悲剧最终是人类悲剧的历史”瓦尔堡笔记5，p251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瓦尔堡对古典“记忆痕迹”的具体历史的研究，使他想到了另种吸收方式：重新解释。使用来自激昂状态之源的危险的“最高级”的艺木家，可能利用这些象征符号的充分能量，却没有同时充分展现它们的古老心性。他可以在一种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它们，“颠倒”它们最初的野蛮意义，却从它们作为表现性程式的价值中获益。p282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记忆理论要求存在这种连续不断的传统链条。按瓦尔堡的解读，象征符号是个体神经系统中的“记忆痕迹”在集体心理中的对应物。因此，它在一切变形中持续的存在和效力是这种理论的先决条件。他寻找他有时称作标准化石[Leitfossil]的事物，这个术语借用自地质学家，他们根据在有关的世[epoch]之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些生物的进化阶段来确定地质层。揭露并展示一个象征符号在连续的历史时期中的这些进化的状态，将是瓦尔堡希望发展的方法的宗旨。p298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魔既然想变成什么就能成为什么，久而久之，就对种种变化本身感到厌倦了。如此一来，魔就想为什么一定要变化成那些凶恶的形象呢？于是索性就变成了人的形象。魔变成了人自已。魔与人变成体。当初，在人神合力的追击下，魔差一点就无处可逃，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魔找到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人的内心，藏在那暖烘烘的地方，人就没有办法了，魔却随时随地可以拱出头来作弄人一下。这时的人，就以为自己在跟自己斗争。迄今为止，历史学家都对人跟自己斗争的结果与未来感到相当悲观。他们已经写的书，将要写的书，如果并未说出什么真相，至少持之以恒地传达出来这么一种悲观的态度。俗谚说，牲口跑得太远，就会失去天赐给自己的牧场；话头不能扯得太远，否则就回不到故事出发的地方。

——阿来《格萨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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