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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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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如果有一天，人类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而重蹈覆辙，也许就会再次想起波普尔的告诫和提醒：理性是有局限的，要警惕科学的自负和决定论的危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你想，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幺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绝对正确的法则了。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也就无法用科学方法来预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注重持有的历史来路，而不是看结果。这对弱势群体必定不利吧？也不一定，要看弱势是如何造成的。比如，黑人由于种族歧视被侵犯的自由权，他们的不利处境就需要按照矫正正义原则来补偿；再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被剥夺的土地也应当获得补偿。但其他一些不利处境，比如天生残疾、不够聪明，或者个人因为懒惰而贫困，只要不是他人强制造成的，那就无法正当的要求补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和平等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在大革命一开始，普遍的自由权还只是理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要求平等的享有自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随着历史不断演进，平等的压力不断上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擡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1.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后者要追求最终极的善。2.前者寻求改善人类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现实中却加重了苦难。3.从历史上看，渐进的改良往往能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创造的乌托邦规划基本都会引发悲剧。所以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客词，就是“negative” 和 “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整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E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英文中的特权叫作“privilege”，在词源学上说，它来源于两个词：一个是“private”(私人的)，一个是“lex”(法律)，特权就是这两个词合成的。它指的是“私人享有的法律权利”。那自由和特权又有什幺关系呢？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领主有领主的特权，商人有商人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特权。比如，领主有权向佃农收税收粮，而佃农有权要求领主保护他们。这里的“特权”，实际上是指“你能够如何自主行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等级位置，你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主空间，这就是你的自由。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件大事就是探究观念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这和前面讲过的波普尔、哈耶克有相通的一面。所以，有些学者把他们都归入一个共同的思想群落，叫作“冷战自由派”。这个思想群落还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等。但这个标签并不是他们自封的名称，而是后世研究者赋予他们的。 “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格外重视思想观念的巨大威力，强调所谓“power of ideas”。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在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中，他们特别专注于辨别“错误的观念”，分析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知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功用在于深入地理解现实，去“讲通”现实世界的故事。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故事越来越难讲了。有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他的大历史三部曲非常有名。在《今日简史》中，他写下了这幺一段话：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赫拉利的意思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有三种故事：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法西斯主义被淘汰了，只剩下两种故事，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欧美的自由主义。而到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故事，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在今天，自由主义这个故事似乎也讲不下去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种新的时间观念非同小可，带来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度。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从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从实践到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一，前者(渐进社会工程)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乌托邦社会工程)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的转让，等于盗窃或者强制芳动。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难道诺齐克反对一切税收吗？也不是，他同意最低限度的征税。只用于国家履行安全保障功能，而不是财富分配。这就要提及他的国家理论。诺齐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最小国家”（minimal te）。这样的国家行使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是“最小的”）：只要保障个体公民的基不西和安全，以及确保合法契约的执行，就不应当再有其它功能。对于个人之间自由自愿的交易活动，政府也无权干预。 “最小国家”根本不会担心社会经济的分配模式是什幺，而只要保障人们持有的程序正义，也就是满足持有正义的三个原则。诺齐克认为，这样的最小国家，把个体自由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会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乌托邦的框架，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乌托邦群体。佛教徒可以自由结成佛教社群，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组成共产主义社群，唯一的条件是彼此自由自愿的同意。在诺齐克看来，这才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人们自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两种不同的正义理论总的来说，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幺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延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膜式。诺齐克反对任何“模式正义”理论。他认为，只要你允许人们的自由交易那幺任自慨定的结枸模式都无法维系。必须通过强制的再分配才能回到展式。在他看来，模式正义”在道能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微就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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