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到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 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