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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带有“神灵性格”的佛陀和带有“历史性格”的佛陀在形象上的确常常交错并存。一方面,佛教经典中的佛陀形象往往带有某种超凡色彩,比如“身黄金色”,就是全身金光四射,而“手足网缦”则是在手指、脚趾之间都有辐缦相连,这和凡人的形象显然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民间信仰容易把佛菩萨神格化;另一方面,佛陀毕竟是人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个体,这也注定了他有人间性和世俗性的特点。
——成庆《人生解忧》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
——梁启超《李鸿章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左宗棠)营规以训练之。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之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之意气,殆如昨梦。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之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1989)戊戌七
——梁启超《李鸿章传》
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孟子曰:“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
——梁启超《李鸿章传》
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睹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以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实情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云: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梁启超《李鸿章传》
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歠流,而无问齿决,此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胜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儿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梁启超《李鸿章传》
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梁启超《李鸿章传》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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