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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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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 —— 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 …… 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祇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 —— 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祇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 —— 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硏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祇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有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逐字逐行点亮，系因为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亏欠。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情感。我所能理解的这两个字只是一种负债行为，无论它的换算单位是金钱还是实物——哪怕玄虚深奥如讲论心性的理学家所谓的“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这个语词都不该是一种情感。然而红莲以为是的，而且有的人有这种情感、有的人没有。后者也许活的太浅薄、太粗糙或者太坦荡、太自在，总之是太心安理得。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真正巨大的惊骇、挫折和艰险，从而也没有得到过堪称珍贵的帮助、救济和抚慰。短少了这么一种情感的人犹如伸手需索随即获得满足的婴孩，整个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我要—我得到”、“我要—我得到”所打造起来的。这个我，凭靠着广泛的阅读、严密的推理甚至圆滑的书写技巧和恣肆的幻想，再加上一点点福至心灵的运气，解开了一些字谜、发现了一些内幕，并且开始要翻写一部揭露近世历史真相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却没有能力察觉、体会或者想象那种可以名之为“亏欠”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一把挥拂掉桌面上零乱的稿纸——显然还想要作最后的抗拒。这个我，正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什么，而根本不懂得爱情。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尔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因，又是果，既是果，又是因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言。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不过，依据化名陶带文的李绶武所著之《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综辑各家史料所考，则天地会的创会神话原本就是在附会“可信而不可爱”的所谓“正史”，创造“可爱而不可信”的传奇。这些传奇之于初期天地会的会众信徒而言，重要的不是它是否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考据基础，而是生活于底层社会的人如何与盘踞于大历史关键与核心的上层人物事件，发生联系与交际，甚至造成对后者之影响和变化。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当然，我更无从想象，在大历史的角落里，无数个和我一般有如老鼠的小人物居然用我们如此卑微的生命，在牵动着那历史行进的轨迹。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在哈扎尔国，不少犹太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饱学之士对过去、书籍和哈扎尔的文物古迹不但了如指掌，而且可以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在撰写哈扎尔的历史，而哈扎尔人要这么做，却是不允许的，他们无权讲述他们的过去，也无权撰写这类题材。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

不管怎样，他的话语在那一瞬间令深藏不露的各种乌托邦的大众起源显现出来，无论这些乌托邦是学者笔下的还是民间流传的，而它们常常都仅被视为纯粹的文学实践。或许，那幅关于“新世界”的图景，事实上却拥有一个甚为古老、与关于某个遥远的繁荣时代的神话传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内核。换言之，它并未打破那种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的观点，而在一个目睹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耶路撒冷等众多传奇形成的时代，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观点。这些都是不能被排除的。但依然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关于一个更加公正之社会的图景，被有意识地投射到了某个非末世论（noneschatological）的未来中。这不是一个人子（Son of Man）高居云端之上的未来，而是像梅诺基奥这样的人类——他曾经徒劳无功地试图说服的蒙特雷阿莱的农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成为这个“新世界”的开创者和主人的未来。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xxxi在一个自身无足轻重，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小人物身上，仍有可能查考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和语言一样，文化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天地，一个灵活而无形的牢笼，让他可以在其中行使自己有条件的自由。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一些学者开始质问自己，是否“大众文化存在于压迫它的那些行动之外”。这种怀疑主义第一眼看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米歇尔·福柯的研究便藏身其后，这位学者借助自己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极其权威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文化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种种排除、禁止和限制之举。福柯感兴趣的主要是排除（exclusion）的行为和标准，却对排除者不那么上心。德里达争辩说，不可能使用一种在历史上基于西方理性、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导致了对疯狂本身之压制的语言去谈论疯狂。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将“个体”的史学概念扩展到下层阶级，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目标。……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的小人物身上，仍有可能查考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不管这个人是某个奥地利贵族，还是17世纪英格兰的某位低级神职人员。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这个例子之所以可能出现，要感谢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银鼠属令他能够对照书本检视自己从雄安到达所接触的口头传统，还为他提供了将纠结于心的那些理念和幻想发泄出来的语言。宗教改革赋予他勇气，去向教区神父、乡里乡邻和宗教法庭审判官表达自己的情感。受过教育的人对书面文化的垄断，神职人员对宗教信仰的垄断，全都被终结了。而由此导致的巨大断裂，造成了一个全新的、蓄势待发且随时可能爆发的局面。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那些小册子文学，今天在我们眼中都是静态、惰性和一成不变的。但它们是如何被那个时代的公众阅读的？在这些读者中普遍存在的口头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对文本的使用，对其进行修改和再加工，甚至改变了其本质？....就思想史的定量研究来说，只有对作为读者的那个人的历史变量和社会变量有所了解，才能真正为性质各异的思想之历史研究奠定基础。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如果这些原始资料让我们不仅有可能再现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还可以重新构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再要去忽略漠视它，便是十足荒谬的了。将个体的史学概念拓展到下层阶级，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目标。一些传记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个自身无足轻重，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的小人物身上，仍有可能查考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福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文化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种种派出、禁止和限制之举。福柯感兴趣的主要是排除的行为和标准，却对排除这不那么上心。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因为担心陷入臭名昭著的幼稚实证主义的陷阱，再加上愤怒地意识到，即使在那些最平常、看起来最清白无辜的感知过程中，也可能潜伏着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扭曲变形，许多今天的历史学家都索性全然放弃了大众文化以及或多或少对其进行过歪曲描绘的那些原始资料。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显然，历史文献的状态反映了两个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状态。一种几乎纯系口头的文化，比如工业化以前欧洲被支配阶级的文化，通常不会留下许多痕迹，或者说，留下的那些痕迹，也都是扭曲变形的。因此，在像梅诺基奥这种有限的个例中，存在着某种察知症结的价值。它有力地提出了一个其重要性刚刚才得以认识的问题：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的高雅欧洲文化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大众根源。像拉伯雷和布昌格尔（勃鲁盖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并非异数。同样，他们也结東了个以隐秘却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换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然而，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其标志特征却是统治阶级文化与手工艺人和农民文化之间的日益泾渭分明，以及自上而下对大众的灌输规训。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划在16世纪的下半叶，基本上与物价革命”驱动下的社会加剧分化相重合。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建立于口头传说之上的那些社会中，社区的记忆会不由自主地掩饰变革，或是将它们重新吸收。与物质生活的相对灵活机动对应的，是越来越僵化固定的对过往的想象。一切将永远如此；这个世界就是它此刻的样子。只有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发生之时，才会涌现出一个通常充满神奇色彩的、对某个不同且更好的过去的想象一一一个完美模型，相对于它，眼下的切似乎都成了堕落与败坏。“在亚当耕田、夏娃织布之初，谁为绅士，谁又是贵族？”力图转变社会秩序的斗争，随即变成了一种想要回到这种传说中之过往的意识形态。大多数其他村民不一样的是，他有能力阅读，这让他有机会获取一种超越了这种简单化的两相对照的关于过去的观点。《圣经辅读》和福雷斯蒂的《编年史增补补遗》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对人类事件的分析性叙述，这些事件远至世界之创造，近至当前的时事，其中混杂了神圣与世俗的历史，杂糅了神话与神学，既有对战争和国家的描述，也有对王侯将相和哲学家们的枚举，异端分子和艺术家也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前一本书的作用还相对有限的话，后一本书的影响则特别明显。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从一方面来看，（定量研究）这一方式几乎总是会在需要花费力气寻找显而易见之事实的地方取得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讲，它也存在着停留于历史偏见和误解之上的风险。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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