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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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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想方法总习惯于把认识的休咎和宇宙的变异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便被装点着一连串的水灾、地震、非同一般的流星、反常的天昏地暗，以及其它许多信口编造或夸大其词的灾异。但有一次长时间存在的普遍的饥荒可确曾为害甚烈。这自然实际是既彻底破坏即将到手的产品，更使未来的收成化为乌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的必然结果。饥荒之后，一般总必会继之以瘟疫，这是由于食物短缺和饮食不洁所致。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如果一个人说出，在世界历史的什么时代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和生活，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那是从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即位的那段时间。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夕阳斜照中，教堂的“晚祷”（Verspers）声突然传来，浪漫的景致引起他的历史遐想，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他们两人(两安东尼)的共同治理,可能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始终以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作为唯一奋斗目标的政府.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他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叙事都已坍塌，“历史的终结”不再是普适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鲍德里亚将历史总结为：一个独自慢跑的人，无视周边环境，只听见自己播放器里的音乐，只关注自己的表达一—健康、时尚、持久。他笔直地往前跑，但看不到终点。

——基斯·科尔克霍恩《讣告》

一个新的时代在眼前展开。很多人来不及参与其缔造，甚至来不及讴歌其成功。但是来不及往往是桩好事一蔡东藩在这本《中等论说文范》的弁言里如此写道：“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夫我申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张大春《南国之冬》

清光绪十七年（1894），浙江绍兴府府学考场里前来应试的人不知凡几，人丛中颇有些奇观。今回有一幕，百年不见——前头走着个身形魁梧的大个子，双手各提着一只考篮儿，腰上系着条又宽又长的腰带，腰带的另一头牵在一个瘦弱矮小的孩子手上，人当他们是父子，却也不能无疑，毕竟父子同年考秀才的十分罕见。若非父子，他们的关系就更费疑猜了。试后发榜，一前一后两人都中了，只不过名次和行次是倒过来的。走在前头的田沛鋆勉强得隽，而走在后头的蔡椿寿是田沛鋆的妻舅，年纪比这位二姐夫小上二十春秋，却高中了前列。他是这一榜里年纪最小的童生，只有十四岁。不过当时期望他将来能为绍兴府挣一个“连捷”状元的人恐怕都要失望了，这孩子一生的功名到此为止。他更了不起的事功也不是以蔡椿寿之名成就的。他的号叫“东藩”，有时写成“东帆”或“东颿”。此公举业蹭蹬，多少与他不合时宜的个性有关，也与他所向往的文章境界和价值有关。后来他磨尽数十年青春，受尽书商剥削、骋一生之力，写下十一部《历朝通俗演义》（或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共一千零四十回，七百万字，不可谓不是巨著了，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恐怕是近世以来最用功、最独立、也最伟大的平民历

——张大春《南国之冬》

辛亥革命的成功，一夕而摧数千年帝制，不是值得大庆幸之事吗？伍博纯是这样说的：“辛亥革命，不当谓之人民革命，而直当谓之军队革命。军队之所以革命，则惟少数贤豪之主持，与夫报纸鼓吹之力量，而与多数人民之智识能力无与。故此次革命之成功，为极欣幸事，又为极危险事。”

——张大春《南国之冬》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有鉴于国事日蹙而亟思变法求新者，都以为重新布置一套法律规范即有可能振衰起敝，往往不察民风士气之沦丧极有可能是整体文化欠缺自律机制所致。

——张大春《南国之冬》

在路上，他对押解他的护兵也有交代：“尔等与我并非陌路，是这个时代伟大，把人人都拥抱起来，有如浪潮迭生，浮沫相连，人人都密不可分啊！”之后，烈士再向围观的老百姓高声喊道：“诸君！诸君！別以为我是盗匪，别以为我是奸人，别以为我是杀人的凶徒。我本来只是一个慈善的革命军人呀！”这段转场写的真是妙绝，张大春不愧是最会说故事的华语小说家。

——张大春《南国之冬》

这是因为北京童谣有句“家家门上挂红线”，袁世凯称帝，公布了年号，老百姓便把这首老童谣说成了先见的符谶，而“洪”字，则三点水加上一共字，遂解为半取“清”字偏旁，半取“共和”之“共”。

——张大春《南国之冬》

大爷递过来一把放大镜，说：“你再看那大总统呗！”我翻过钱币的正面，将凸透镜面的中央对准了袁世凯的脸一袁世凯的上眼皮却居然是耷拉下来的。这跟我们家族里男人们的面容有一点类似：自凡是有人要生病了，他的眼皮自然就耷拉下来了，算个遗传性的征候吧？我笑说：“大总统要生病了。”六大爷神秘兮兮地说：“我从没见过瞑眼的袁大头，这是个假的。”“假的您收着干嘛？”“那模样儿特别。”我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又一一比对着其他几枚，好半天才看出这假的“大头”侧像显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态，是我们的历史文献从来不会去安装在袁世凯脸上的一种神态，像是亲眼目睹了一桩重大的灾难之后，叹息向喉间涌起，眶子里的瞳仁倏忽湿润，眼皮就垂下来了。不忍再多看一眼了。

——张大春《聆听父亲》

祖家之于你，我的孩子，原本是莫须有之物；即便之于我，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无法鼓励你对一座全然陌生的宅邸孕育真挚的情感，也无法说服你对一段早已消逝的历史滋生纯粹的好奇。即使当我在不断拼凑着这些原本遥远而寂灭的人生残片之时，也经常发出断想的喟叹：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就像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曾祖母、我奶奶、我父亲、母亲和六大爷，甚至到现在还经常和我通电话的二姑…他们又要经由一则一则关于家族的记忆，把我带到哪里去一样。我在二十四岁那年提出了这样的质疑。p134

——张大春《聆听父亲》

你即将诞生于一个暂无烽火的地方，就像我一样，只能从电影和电视上想见战争的面目，这和我父亲乃至我爷爷那两代的人是很不一样的。这两代的中国人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若非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即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懦弱，前者教人如何伟大，后者则教人如何渺小。

——张大春《聆听父亲》

尽管我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对你说：“战争起于嫉妒，且是立即地谋杀嫉妒这个认真、细腻、深刻又丰富的情感。”它听起来其实是十分世故的。在我较早的生命里，还有一片可以说相当天真的时区。我在那里询问晚餐桌上喝着五加皮酒的父亲：“五三惨案”是怎么一回事？我那样问着的时候，满脑子想像的答案是多少士兵杀了多少士兵的战争细节——那是简陋的历史课本所不能提供的刺激场面。我父亲问我：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我说：历史课本上提到“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我父亲“喔”了一声之后想了很久，终于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他在地窖里出了水痘，日本鬼子到处开炮，我奶奶则亲手包了一板子蚕豆大小的饺子给他吃。“因为我那时候喉咙肿了，什么也咽不下，又想吃饺子。”父亲说着哽了声、红了眼，随即落了泪，冲我用国语说了句：“我想我妈妈。”我母亲在旁边放下碗，说我父亲喝了酒净废话。我父亲接着用山东话跟我母亲说：“你知道什么？民国十七年你还早着呢！那时候只有俺娘疼俺疼得紧，俺爹不喜欢我。”我母亲说：“这话絮叨过几百遍了你不嫌絮么？”我冲口而出打了个抱不平：“爷爷是个老浑蛋！”紧接着我父亲的一只大巴掌就拍上了我的后脑勺：“你才是个浑蛋！这是怎么说话？一点礼貌都不懂！”这是我懂

——张大春《聆听父亲》

这两代的中国人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若非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即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懦弱，前者教人如何伟大，后者则教人如何渺小。我们张家门儿属于后者。如果说有“大时代”这种东西弥天漫地覆压而来，我们张家门儿祖宗的德行便是把头垂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有如躲过一片掠顶的乌云

——张大春《聆听父亲》

漕船返航，名为“回空”，事实上没有一回是空的如果这些物资还压不沉船，帮众自然有权私带些什物，这些货，就叫“压舱”买办了“压舱”，沿途可以自行倒卖，名曰“顺风”或“随风”

——张大春《聆听父亲》

前清时期，粮艘运米粮北上，到了通州入仓，就算了事。反棹南归，自然不能放空，人人可以死趸物资在回程中贩售，谓之为“压舱”

——张大春《聆听父亲》

这两代的中国人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若非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即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懦弱，前者教人如何伟大，后者则教人如何渺小。我们张家门儿属于后者，如果说有大时代这种东西弥天漫地覆压而来，我们张家门儿祖宗的德行便是把头垂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有如躲过一片掠顶的乌云那样。

——张大春《聆听父亲》

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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