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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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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之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以往历史之认知，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

——钱穆《国史新论》

春秋列国君卿大夫，他们究竟同是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他们那时所能有的一种“国际联盟”而止。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谓“游士"，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智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智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是无不抱有天下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钱穆《国史新论》

由于中西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钱穆《国史新论》

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钱穆《国史新论》

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之后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政府凭借广土众民之支持，本来不需横征暴敛，政费是不愁不足的。这又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

——钱穆《国史新论》

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纯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的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钱穆《国史新论》

他们这一种意识形态，亦可由历史演变来说明。因中国古代封建，本是西周王室一手颁布下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之用意，本在加强中央统一之政治效能的。后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持续，这一制度之实际效能，充分表现了。不论西周氏族，乃及夏氏族、商氏族及其他氏族，全在此制度下，逐渐酝酿出一种同一文化、同一政府、同一制度的“大同”观念来。

——钱穆《国史新论》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已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达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酮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在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地位。······第二，是中国社会绝不能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第三，则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第四，于是又转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国智识分子一问题上来。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在思考中国历史中之社会变迁时，实应以各时期士的动态作为探求的中心。在某一个时期中，士在何等地位中产生和占有何等地位，士以何种方式而渗入政权、操握政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封建社会。西周、春秋。二、游士社会。战国。三、郎吏社会。两汉。四、门第社会。魏晋南北朝。五、科举社会。唐以后。（一）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前。（二）后期科举社会。明清。

——钱穆《国史新论》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钱穆《国史新论》

战国时期两种新兴势力：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的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以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

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性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其某种的定型性。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而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是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动动进，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销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波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力培植了，养护了。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

——钱穆《国史新论》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传统上所谓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国旧传统之所谓士，乃是不从事于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道不谋食”。其所谓道，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育。实是一种不出家的，又没有教会组织的一项教徒。……若定要把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事实，则中国民族像似一无宗教无信仰的民族，或说是仅有些低级迷信的民族。试问偌大一民族，只有些低级迷信，更无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民族不涣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历史文化之大目标前进。又绵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岂果是中国历代皇帝专制，能使其达于此境？只细读中国史，便知其绝非如此。

——钱穆《国史新论》

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

——钱穆《国史新论》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的路上去。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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