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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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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对于历史务求精确的人而言，那个时段或许模糊得令人沮丧。但是在心态史的范畴之内，精确也许不妥当，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类别所需求的方法与政治史之类的传统类别所使用的判然有别。世界观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加以编年，其“真实”的程度却不稍逊。要不是有心智带头发号施令朝真实世界的常识观念冲锋陷阵，政治不可能发生。常识本身就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真实，随文化之不同而各显其貌。那不是集体想象出来强制大家接受的无稽之谈，而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表达经验的共同基础。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本书探讨十八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阐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径不是遵循知识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领域，在法国称之为“心态史”（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这个类别在英文仍然无以名之，为了简单起见，不妨称作文化史，因为它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种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它是人种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大多数人难免认为文化史涉及高级文化，也就是大写的Culture。小写的文化史，如果不提希罗多德，可以追溯到布克哈特（Burckhardt）；即便如此，世人仍感陌生，还大惊小怪的。因此，或许有必要稍加说明。有别于观念史家追踪形式上的思想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的承传关系，人种志历史学家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他试图揭露他们的宇宙观，阐明他们在心智上如何组织现实并且表现在行为上。他无意从市井中人培养哲学家而是要看出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寻常人在地表活动，学会“市井之道”——他们也能够和哲学家一样拥有自成―格的智能。不同的是，他们的思考不是根据逻辑命题，而是根据事物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我强调诠释，因为我了解历史就像其他的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在进行诠释。历史无非是要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人类所处的情境。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一个中产阶级认识如何阅读旧制度之下的城市？《现况》其实提供了三种解读。书中呈现蒙彼利埃，起先视其为展示头衔的列队行进，然后视其为三个等级的组合，最后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场景。这三个版本各有内部觉得矛盾，彼此也有矛盾存在---这正是文献迷人之处，因为透过不搭调的地方可以辨识出一种前所未见的世界观分离要冒出头。这位作者持续写了数以百页计的篇幅....因为他感受到一股驱策的力量，觉得有必要理解它的世界，可是他找不到适合这个工作的架构.....写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依据推翻他那些古老的术语，转向一种文化上的阶层概念靠拢，此一阶级概念塑造了城市的新主人;就确认城市新主人的身份而论，“资产阶级烹饪”所发挥的作用超过工厂。那样的说似嫌夸张，却不该等闲视之。理由是，那是对现实的认知，他塑造了现实本身，而且即将形塑随后百年的法国历史，那以半年不只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巴尔扎克的世纪。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P38）论文是写给所有的陌生人看的，所以，论文里面的例子，还需要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公认的事实，像历史事实，记载在史书里面，人人有机会知道，这种历史事实，经过古今历史家的评定，人人都可以相信，把这种事实举出来作证，力量更大。

——王鼎钧《讲理》

论文是写给陌生人看的，所以论文里面的例子，还需要另外一种事实，记载在史书里面，人人有机会知道，这种历史事实，经过古今历史家的评定，人人都可以相信，把这种事实举出来作证，力量更大。

——王鼎钧《讲理》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战时档案运到夏威夷，交给夏威夷大学整理，杨觉勇教授主持其事。后来杨教授受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罗致，担任亚洲系主任和远东研究院院长，并成立双语教学发展中心，负责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导下做中文编辑。他对我说，日本战时档案极多，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极少，任务难以完成，他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建议，他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加工作，由中国政府资助酬劳，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工作之余寻求中国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时国军的贡献、战后日本的赔偿都很重要。国民政府主持对日外交的人答复他，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在公元2002年追述公元1945年的新兵训练，阅读相关资料，发现军中有些口耳相传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军淮军，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经过北伐抗战，一直流传到国民党的台湾时代。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炼。”这两句格言在军中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训练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炼之中，磨炼也就可以冒充训练，磨炼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卫乐趣的心态，也就百年不绝。班长们常说，“好铁不打不成钉，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们警告"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膊拗不过大腿“，胳臂又细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壮，是强者，恃强可以凌弱，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后来知道，这些话也是不朽的经典。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战争结束后，丘尔梅尼亚耶夫死了。其过程是这样的：年老后他夜间开始受噩梦的折磨，他在睡梦中跳起来，握住那把老战刀狂呼“离开我！”，左劈右砍，抵挡向他进逼的幽灵。据他讲，这些幽灵夜夜都拿被劈开的头盖骨当粮食交给他，以拯救饥饿的彼得堡。医生们为他诊治。他平静了一阵子，然后又开始做噩梦。一天夜里，他不小心用马刀砍伤了自己。根据他的遗愿，他被隆重地安葬在佩列皮斯基诺的墓地上。所有中央大报都刊登了讣告与悼念文章，《儿童文学的巨大损失》呀，《高尔基的得意学生》啊，等等。一个星期后，回收别墅的人来了。须知丘尔梅尼亚耶夫的儿子，我已经说过，学习不是很好，没有当成作家，仅仅是个中层领导干部。可是，想住进大别墅的人非常多，甚至还爆发了争着把自己的沙发搬进这座历史性楼房的秘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几位“世界主义者”遭受了重大挫折。这时候，丘尔梅尼亚耶夫一家突然心生妙计——他们宣布这座别墅为那位卓越作家的“故居博物馆”，他们自己则成了保管人员。保管人员你是无法撵走的，无耻的觊觎者们无可奈何，骂骂咧咧地撤退了。能确保家园永固吗？所以，第二代丘尔梅尼亚耶夫坚持不懈地教育儿子，让他一定要当作家。“写书吧！”他不断对儿子说，“写吧，儿子，否则，

——尤里·波利亚科夫《羊奶煮羊羔》

根据这只手上的纹路，大概可以研究整个20世纪疾风骤雨般罪恶而美好的历史。147

——尤里·波利亚科夫《羊奶煮羊羔》

一个有天赋、肯承担，在世人的赞美与羡慕之中长成的少年，在可堪任用也愿意作为的年龄走入了盛世的序幕。他带着家族的希望处处小心，事事计划，却不断被洪流推远他没有资格治水，也没有运气弄潮。少时预期不断地关闭与坍缩，无论在盛世还是危局，他总被虚化在时代的焦点之外。每个人都羡慕他拥有当世最聪明的头脑，但无论如何出挑，他还是只能被命运困在原地：等待着被提携，等待着被救赎，等待着被赦免。王维用了三十余年去习惯个“无用之用”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尽己所长，搭建了足够自洽的美学模型，但当假设被确认为真实，它还是轻松地刺破了他为保护自尊而营建多年的幻觉。他的波段始终没能与时代同频，也就无从在共振中完成跃迁。波峰与波谷的交错叠加令王维的时空看似格外平滑，这也是世人对其“平顺安稳”错觉的由来。不能否认王维是远比大多数诗人幸运的：他有良好的家世门第，不必像李白那样要靠入赘、走弯路；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也就不需如少年李商隐般“佣书贩春”，艰难度日；他受过完备的礼乐与艺术教育，能轻松融入任何层级的场合，不似孟浩然，一不小心就要在言语间犯忌讳；他少年时恰逢朝廷重视科举取士，不像杜甫刚好赶上“野无遗贤”的噱头，要费尽心思献三大礼赋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飞碟”常常来这个岛，也常常去撒哈拉沙漠，报上说的那一次是发生不久，常常来，而且剪报上那次出现后，连附近的羊都死了，骆驼、马都死了，用刀劈开来看如何死的，发觉血都没有了，被吸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以前加纳利群岛是“大西洋洲”的一部分（连接非洲与南美洲），后来陆沉了大西洋洲，只留下几个小顶点，成了加纳利群岛。飞碟常常来，可惜我未看过，还有一个几千公尺的大洞，有地道，都不是天然的，人传说，史前时代飞碟来过，做基地，我亦去看过。〖飞碟常常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三毛《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爹爹，姆妈，我是中国历史上有纪录以来第一个女性踏上撒哈拉沙漠的土地，很有意思。这才是人生，如果说来世界上走一遭只这几个月的西班牙生活，已值回票价，何况来世界的票一直是爹爹、姆妈在替我付。我不知怎么告诉你们我心里对你们的爱和感激，我是太幸福了。谢谢你们。〖这才是人生　已值回票价〗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八日

——三毛《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她那大文科科研的浪漫精神，让她开始延伸“风尘仆仆”这四个字的含义。比起邓瑛、杨伦、宁妃这些人，她逐渐发觉，自己才是那个穿过历史壁垒、风尘仆仆的归来人，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想蹲在城门口吃碗热汤面。

——她与灯《观鹤笔记》

无论如何，历史总是一代胜过一代。

——大仲马《二十年后》

个人性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国生活中个人性的第一次觉醒是在五四时期。当五年的封建制度崩溃，历史的天空不再从来如此，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的所属性突然成为问题，“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及民众来说，意味着个人可以与历史、国家、文明平起平坐，可以参与、表达并创造历史。

——梁鸿《“灵光”的消逝》

在世界文学史上，乡村有基本的原型意义。乡村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一切本源意义的代名词，它包含着巨大而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寄托。“乡村”，几乎可以说是作家情感的祭坛，忧伤而甜蜜，神圣而深沉，充满着古典的膜拜意味。“灵光”由乡村的尘土、阳光与原野，由乡村的生命、神话与历史折射出来，经过心灵，凝聚为精神的故乡，激发着人类最为深沉的情感悸动。乡村不仅是作家本人对故乡的回望及精神的本源探索，也是一个民族对自我精神的深层追寻。

——梁鸿《“灵光”的消逝》

“文化寻根”的内在依据：从政治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坍塌）挤压中解脱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家园”，启蒙精神责无旁贷地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题。长篇小说《白鹿原》把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个人生命历程紧紧扣在一起，描写了白、鹿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宗族斗争，全方位地展示封建文明的各种关系，其中涉及血缘、地缘关系、宗教、儒家道教、生殖文化、家族图腾等，也从家族变迁史的角度对中国当代革命史做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作家试图通过家族命运变迁、家族人物与政治史的复杂关系重新思考并阐释中国革命史与社会、中国文化及个体的关系。“父”在20世纪80年代家族主题中是最为复杂的形象。一方面，“父”的形象通常是被扩大的意指。在“父”身上，浓缩了作家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宏观思考与对意识形态的某种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感时忧国情怀和理性又使“父”的形象有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承担意识。

——梁鸿《“灵光”的消逝》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反对“常识”对文学的必要性。他认为“常识是一个正方形……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任何事情被它触及便舒舒服服地贬值”。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东洋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一个民族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在此基础上，民族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与形象。竹内好认为“鲁迅是建设了近代文学的人”，因为鲁迅的文学传达出了“自我的抵抗”，“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只有在一种抵抗状态中，东方民族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并形成具有本土意义的美学思维与文学形象。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梁鸿《“灵光”的消逝》

思想本身并不能成为文学，正如韦勒克所言：“只有当思想与文学真正交织，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思想还包含洞察能力、一个观察者对人类情感和社会文明的微妙之处的感受能力、对历史的分析与发现能力。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蕴含内在的超越性视野，超越于实在生活与时代判断之外。历史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发掘、重新整合，并“发现”新的意义与空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波德莱尔强调对时代本身意义和思辨意识的发掘。在丑中寻找美，在普遍的否定判断中寻求其他可能存在的价值，艺术才能真正呈现出它的现代性。

——梁鸿《“灵光”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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