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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浪漫"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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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代入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者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结核病是分解性的，发热性的和流失性的；它是一种体液病——身体变成痰、粘液、唾沫，直至最终变成血，同时也是一种气体病，是一种需要更新鲜空气的病。癌症却是蜕化性的，身体组织蜕变成硬物。爱丽丝·詹姆斯一八九二年死于癌症，在前一年所写的日记里，她谈到了“我的乳房里的这种邪恶的花岗岩般的物质”。但这种肿块是活的，是一个有自己意志的胎状物。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嗖嗖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这种贫穷景象，可能并不像《波西米亚人》中咪咪的阁楼那样真实；《茶花女》中的结核病人玛格丽特·戈蒂埃生活在奢华中，但其内心却感到无家可归。与此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率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为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了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就不那幺让人感到羞愧了。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结核病成了自我放逐和过一种旅行生活的新理由（在此之前，无论是旅行还是隔离于疗养院，都还没有被当作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优哉游哉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托辞，为的是只为自己的艺术活着。这是从世界抽身引退，不去承担作决定的责任——这便是《魔山》的故事情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成为欧洲各种对抗的精神战场——这就是做德国人的意味所在，”曼在他写于一战期间的《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的思考》中说，他的这些情感直到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叶年迈时在流放中写作《浮士德博士》的时候都未改变。西贝尔贝格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恶魔的爆发，这一观点正如其过时地坚持认为德国集体犯罪（“我们身上的希特勒”的主题）一样，令人联想起曼。叙述者不断发难，“没有我们，希特勒会是谁？”这也与曼相呼应，后者一九三九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希特勒兄弟》的文章，认为“整个事情就是瓦格纳主义的一个扭曲的阶段”。和曼一样，西贝尔贝格也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畸形结果——以及背叛。西贝尔贝格在纳粹时代长大成人，却与这幺一个旧制度下的作家在如此多的主题上有共识。这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是，西贝尔贝格在感受力方面有许多老式的东西（或许，这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接受教育的一个后果）——包括他那幺鲜明地认同德国，而其最伟大的公民却生活在流放中。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西贝尔贝格的电影完全是折中主义形态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超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趣味的一个后期变体，是假定了一个破碎的、人死后的世界的浪漫主义。它是一种带着倾向于混成作品的浪漫主义趣味。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推进有赖于分割和重新聚集的传统，体现出怜悯和反讽的精神；这些传统包括概述（或可以不断添加内容的单子）；通过缩微化来复制的技巧；引文艺术的高度发达。通过这些传统，尤其是视觉引文和听觉引文的循环往复，西贝尔贝格的片子同时容纳了许许多多的时空——这也就是其戏剧反讽和视觉反讽的主要手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以浪漫主义者树立起的艺术的宏伟目标（作为智慧/作为拯救/作为文化颠覆或者文化革命）作为衡量其成就标准的现代主义已经被其自身的一个大胆的版本所代替；这一版本使现代主义趣味得以以一种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规模传播出去。撇开其英雄形象，撇开其自称为一种敌对的感受力，现代主义已被证明与高级消费社会的精粹极其和谐。现在，艺术是名目繁多的满足的别名，代表着无限制的剧增和贬值，代表着满足本身。在一个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地方，做成一部杰作似乎是一种倒退的举动，一种天真的成功。杰作总是难以令人置信（就和有人为之辩护的妄自尊大一样），现在，杰作真是凤毛麟角了。杰作倡导巨大的、严肃的、具有约束性的种种满足。它坚持认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而非仅仅有趣；艺术是一种必需，而非仅仅是一种实验。杰作使别的作品相形见绌，它向当代趣味那种轻率的折中主义提出挑战，它将赞赏者抛入一种危机状态之中。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浪漫主义艺术家认为，伟大的艺术是一种英雄主义，一种突破，一种超越。在他们之后，现代主义杰出作家对杰作提出的要求是，每一部杰作都必须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极限的，预言式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瓦尔特·本雅明（论述普鲁斯特时）说：“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均确立一种文类，要不就是终止一种文类。”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判断。不管它们前面有多少好的先例，真正伟大的作品似乎均须与一种旧秩序决裂，它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破坏性极大的（如果也是有益的）举动。这样的作品拓宽了艺术的疆界，但与此同时，也以崭新的、自觉的标准使得艺术行当变得复杂化并加重了它的负担。它们既激发想象，又使想象陷于瘫痪。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对纪念碑式的东西和对群众服从英雄表示欣赏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艺术共同的特征，反映了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理念，即艺术具有使其领袖和教义“变得不朽”的功能。使运动变得具有宏大、严格的形态则是又一共同点，因为这样的编舞术排练出政体的统一本身。群众只是去列队，去充当装饰品而已。因此，大规模的类似运动员般的游行，身体编排好的展示，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项颇有价值的活动；此外，东欧国家里现在极为流行的体操艺术，也令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美学不断表现出的特征；力量的克制或限制；军事化般的一丝不苟。…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中，意志公开地体现在领袖和合唱团的戏剧舞台上。国家社会主义(20)制度下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有趣之处不在于艺术从属于政治需要，因为无论是右翼独裁还是左翼独裁都是这种情况，而在于政治盗用了艺术——处于后期浪漫主义阶段的艺术——的辞令。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一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仅仅代表残忍和恐怖。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国家社会主义一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讲，法西斯主义ー一也代表着今天在其他旗帜下坚持追求的一种，或者更确切地讲，多种理想：生活的理想作为艺术，对美的狂热，对勇气的盲目崇拜，异化在群众性狂喜中的消失；对知识界的拒斥，（领导人家长身份下的）男人的家庭，等等。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理想是生动感人的，如果认为人们受到《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影响仅仅是因为这两部片子是由天才电影人制作的，那幺，这是不诚实的、也是多此一举的看法。里芬斯塔尔的片子至今仍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人们今天仍旧怀有片中所表现的渴望，这些片子的内容说的是一个浪漫的理想，许多人仍然把自与这一理想联系在起，并以各式各样的文化异议的方式和文化宣传为新的团体表现出来，如青年文化/摇滚文化、被压抑情绪释放疗法、反传统精神病学、第三世界追随、神秘信仰，等等。群众的异常兴奋并不能排除寻找绝对领导的可能，相反，它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寻找。（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现在拜倒在领袖脚下、屈从于极为畸形的专横规定的年轻人当中，相当多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反独裁主义者和反杰出人物统治论者。）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如果一个人不能给自已描述出过去三千年的历史，那幺，他就仍旧生活在愚味之中，没有体验，浑浑疆疆，一天天打发着日子。ー一歌德浪漫主义艺术家认为，伟大的艺术是一种英雄主义，一种突破，一种超越。在他们之后，现代主义杰出作家对杰作提出的要求是，每一部杰作都必须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极限的，预言式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瓦尔特·本雅明（论述普鲁斯特时）说：“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均确立一种文类，要不就是终止一种文类。”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判断。不管它们前面有多少好的先例，真正伟大的作品似乎均须与一种旧秩序决裂，它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破坏性极大的（如果也是有益的）举动。这样的作品拓宽了艺术的疆界，但与此同时，也以崭新的、自党的标准使得艺术行当变得复杂化并加重了它的负担。它们既激发想象，又使想象陷于瘫痪。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超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趣味的一个后期变体，是假定了一个破碎的、人死后的世界的浪漫主义。它是一种带着倾向于混成作品的浪漫主义趣味。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推进有赖于分割和重新聚集的传统，体现出怜悯和反讽的精神；这些传统包括概述（或可以不断添加内容的单子）；通过缩微化来复制的技巧；引文艺术的高度发达。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妻子梦想中的自由到底有多少现实意义？我猜想，既然能这样轻易地抛弃，那应该不是非常重要的梦想。她制订的那些计划也是幼稚的计划，是不现实的浪漫的梦想。妻子终于认清了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她才觉悟到的。这个猜想让我产生了自豪和一丝感动。但是每当看到经常得病的妻子，像白菜叶子般耷拉着细窄的肩膀，将脸贴在阳台的窗玻璃上俯瞰着公路上疾驰的车辆，我的心便咯噔一下沉了下去。好像有一条无形的臂膀拘束着妻子的肩膀，好像有看不见的锁链和沉重的铁球拘束着妻子的腿脚，使她动弹不得，连呼吸声都变轻了，她就这样被冻结在那里。深夜和凌晨时，出租车和摩托车超速疾驰在空荡荡的道路上，妻子经常被车辆的阵阵轰鸣声惊醒。妻子说，仿佛不是车辆在行驶，而是道路在行驶，跟道路一起，楼房也在往什幺地方飘浮。轰鸣声远去后妻子再次沉入梦乡，她那可爱的脸庞苍白得不像是活人。“……那些，都是从哪里来的？”某一天，妻子用梦幻般的沙哑声音小声问，“……它们那样急着行驶，都往哪里去啊？”

——韩江《植物妻子》

年老之后，想起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人们，就会感到他们的自私是无法否认的，就是说，像用钢、用铂金做成的那样，而且要比时间更为耐久。在青年时代，你会为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进行辩解，说这是头脑发热、异想天开的结果，然后找出不知是怎么样的迹象，来说明这是缺乏经验的浪漫主义。但到后来，生活清楚地向你表明了它对狡诈、冷酷和恶意的全部要求，你要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勉强保持在三十七度，到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心里才有底，而且有条件了解过去所有的卑劣勾当。要做到这点，只要仔细地观察自己，看看自己染上了什么污泥浊水。不再有秘密，不再有蠢事，你活到了现在，也就吃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诗意。你一无所得，这就是生活。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人上了年纪，回想起跟自己生活有过牵连的人，总忘不了他们的私心，这种私心像是钢铁铸的，白金铸的，否认不了，连岁月也难以把它抹掉。年轻时，对最冷漠无情的人，对最厚颜无耻的人，也能替他们解脱，借口说他们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并能找出他们不明事理、浪漫放任的迹象。然而人事沧桑，你亲自经历了生活中出现的狡诈、冷酷、恶意，好不容易使自己的体温保持三十七度，这时你才心中有底，才有条件明白过去存在的一切卑鄙行为。只要认认真真注视一下自己，便能发现满身是污泥浊水。神秘被揭穿，牛皮被戳破，诗意烟消云散，岁月也就消逝了。你将一无所得，白活了一场。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人上了年纪，回想起跟自己生活有过牵连的人，总忘不了他们的私心，这种私心像是钢铁铸的，白金铸的，否认不了，连岁月也难以把它抹掉。年轻时，对最冷漠无情的人，对最厚颜无耻的人，也能替他们解脱，借口说他们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并能找出他们不明事理、浪漫放任的迹象。然而人事沧桑，你亲自经历了生活中出现的狡诈、冷酷、恶意，好不容易使自己的体温保持三十七度，这时你才心中有底，才有条件明白过去存在的一切卑鄙行为。只要认认真真注视一下自己，便能发现满身是污泥浊水。神秘被揭穿，牛皮被戳破，诗意烟消云散，岁月也就消逝了。你将一无所得，生活成了一场梦幻。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年老之后，想起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人们，就会感到他们的自私是无法否认的，就是说像用钢、白金做的那样无法否认，而且要比时间更为耐久。在青年时代，你会为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进行辩解，说这是头脑发热、异想天开的结果，然后找出不知是怎么样的迹象，来说明这是缺乏经验的浪漫主义。但到后来，生活清楚地向你表明了它对狡诈、冷库和恶意的全部要求，你要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勉强保持在三十七度，到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心里才有底，而且有条件了解过去所有的卑劣勾当。要做到这点，只要仔细地对自己进行观察，看看自己染上了什么污泥浊水。不再有秘密，不再有蠢事，你活到了现在，也就吃掉了自己的所有诗意。你一无所得，这就是生活。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在青年时代，你会为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进行辩解，说这是头脑发热、异想天开的结果，然后找出不知是什么的迹象，来说明这是缺乏经验的浪漫主义。但到后来生活清楚地向你表明了他对狡诈、冷酷和恶意的全部要求，你要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勉强保持在三十七度，到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心里才有底，而且有条件了解过去所有的卑劣勾当。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人上了年纪，回想起跟自己生活有过牵挂的人，总忘不了他们的私心，这种私心像是钢铁铸的，白金铸的，否认不了，连岁月也难以把它抹掉。年轻时，对最冷漠无情的人，对最厚颜无耻的人，也能替他们解脱，借口说他们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并找出他们不明事理、浪漫放任的迹象。然而人世沧桑，你亲自经历了生活中出现的狡诈、冷酷、恶意，好不容易使自己体温保持37度，这时你才心中有底，才有条件明白过去的存在的一切卑鄙行为。只要认认真真注视一下自己，便能发现满身是污泥浊水。神秘被揭穿，牛皮被戳破，诗意烟消云散，岁月也就消逝了。你将一无所有，生活成了一场梦幻。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人上了年纪，回想起跟自己生活有过牵连的人，总忘不了他们的私心，这种私心像是钢铁铸的，白金铸的否认不了，连岁月也难以把它抹掉。年轻时，对最冷漠无情的人，对最厚颜无耻的人，也能替他们解脱，借口说他们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并能找出他们的不明事理，浪漫放任的迹象。而人世沧桑，你亲自经历了生活中出现的狡诈，冷酷，恶意，好不容易使自己的体温保持在三十七度，这时你心中才有底，才有条件明白过去存在的一切卑鄙行为。只要认认真真注视下自己，便能发现满身是污泥浊水。神秘被揭穿，牛皮被戳破，诗意烟消云散，岁月也就消逝了。你将一无所有，生活成了一场梦幻。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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