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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沉默"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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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生产者共同体，特别是商业社会中，人必然要遭遇到的挫折在天才现象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未的现代都把天才作为它的最高理想（创造性天才作为人之伟大的典型表现的观念在钻代和中世纪尚不为人所知），只有到了20世纪初，伟大的艺术家才令人惊讶地一致抵制“天才”的称号，坚持娴熟精湛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和手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抵制当然部分是出于对天才概念庸俗化和商业化的反应，但部分也归因于近来劳动社会的兴盛，因为对一个劳动社会来说，生产性和创造性不是理想，也缺乏任何能够激发伟大观念的经验。在我们这里重要的是，与工匠的产品不同，天才作品似乎吸收了本来在言行中才能瞬间迸发出来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要素。现代社会热衷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签名，以及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对风格的敏感，都显示了对艺术家的那些超越他的技术和技巧的特征（就如同每个人的个性都超出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的重视。因为这种超越确实把伟大的艺术作品与所有其他的人造产品区别开来了，创造性天才的现象更像是对技艺人信念的最高辩护，证明了一个人的产品可以在本质上比这个人更伟大。然而，现代给予天才的巨大尊崇无论多么发自内心，无论多么的接近于偶像崇拜，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某人是“谁”的本质，不是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当这个对象以艺术品或普通手迹的方式“客观地”显现出来时，它表明的是这个人的身份，从而可以用于对其作者的鉴定，但它本身是沉默的，如果我们企图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就逃避了我们的把捉。换言之，对天才的崇拜和于商业社会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同样包含了对人的贬低，相信某人是“准”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惠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pp.16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p14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由于行动内在地具有彰显行动者的倾向，它的充分显现就有赖于我们曾经称为荣耀的光芒，而这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是可能的。P14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艺术品的直接来源是人的思想的能力，如同交换对象源于人的“交易和交换的偏好”，以及使用物来源于人的使用能力一样。以上这些都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像情感、需要、需求一样纯粹是人类动物的属性。虽然能力和属性有关，而且属性构成着能力的内容，但情感、需求这类属性就同其他动物的相应属性一样，与人在地球上创造出来作为自己家园的世界无关；假如这些属性也为人类动物建立一个人为环境的话，那将是一个非世界，一种流溢而非创造的结果。思想虽与情感有关，但它转化了情感沉默无语的无能，如同交换转化了欲望赤裸裸的贪婪，使用转化了需求不顾一切的渴望，直到它们都适合于进入世界和变形为事物，变得具象化为止。在这每一种情形下，本性上向世界敞开的和交流的人类能力，都把封闭在自我之内的激情向世界释放出来。P12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没有哪种人类表演（ human performance）像行动一样需要言说。在所有其他表演中，言说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仅仅作为交流的手段，或者纯粹是作为在沉默中也可获得的东西的伴随物。言说用作交流和传达信息的手段的确非常有用，但仅限于此的话，它就可以用某种符号语言代替，后者也许能证明在传达某些意图时更为有用和便利，例如在数学和其他学科中，或在某些团队工作的形式中。人的行动能力，特别是协同行动（ act in concert，）的能力同样如此，用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或利益目标是十分有用的；没有什么比用行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更危险的了。因为显然同样的目的用无声的暴力更容易达到，以至于行动看上去像暴力的一个并不很有效的替代品，正如从单纯的功利角度看，言说只是符号语言的拙劣替代品一样。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 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言和行的彰显性质出现在人们和他人共在的地方，在那里既不是为他人而活，也不是与他人为敌，即出现在纯粹的人类归属感（ togetherness）当中。虽然无人能得知他在言行中彰显自己时，他揭示的是谁，但他必须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承担这个...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个新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这种令人吃惊的，未曾预料的性质内含于所有开端和起源中。生命起源于无机物，对于无机过程来说是一个无限不可能的事件，正如从宇宙发展的角度来看地球的起源或人的生命的进化，也是一个无线不可能的事件一样。新事物总是以颠覆统计学规律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而对于一切现实的日常目的来说，规律和概率就等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个奇迹的面目出现。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就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而言，真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无人在此。如果行动作为”开端“相应于诞生的事实，如果说它是诞生性（natality）的人只境况的现实化，那么言说就相应于差异性的事实，是复数性的人之境况（即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活在同侪之中）的现实化。 …… 在行动和言说之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积极地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只有在彻底的沉默或者绝对不作为中才能隐藏起来。但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即使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也可以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是始终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过来的人才看得到。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现代的理解不同，言辞的伟大不是因为表达了伟大的思想；相反，正如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中得知的，也许正是这种以“伟大言辞”去回应可怕打击的能力，最终教给人年老的智慧。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即使在古代相对晚期的时候，战争和言说的艺术（修辞）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教育科目，其发展仍然受到更古老的前城邦经验和传统的激励，并始终隶属于这个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不仅和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自然联系无关，甚至与之截然对立；要充分地理解这个定义，就要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这个短语在拉丁文中被译作“理性的动物”，如同前一个短语被译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都造成了根本的误解。对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的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它的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他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他们既非英雄亦非圣人，他们一直保持沉默。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现在，我真的期望自己年轻时少爱家人一些。如果我没有这么爱他们，可能就会有反抗的勇气，而不是悄悄潜人地下。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分歧只要公开承认，也许在那些明确不同的观点之外，人们也还是能彼此接近。但与此相反，我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明显地、永久地受到了抑制，甚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事，也几乎保持了彻底的沉默。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分歧只要公开承认，也许在那些明确不同的观点之外，人们也还是能彼此接近。但与此相反，我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明显地、永久地受到了抑制，甚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事，也几乎保持了彻底的沉默。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那种接近于身体的痛苦——仿佛一根手指被压在门缝里，或一个钻头钻进牙齿一般——那样的痛苦，其实并非发生在我以为他不再爱我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我不断自问，他为什么甚至不肯写信告诉我他不再爱我的那段时光。如果只是几星期的沉默，那似乎不过是惯常的懒散；如果是几个月的沉默，那无非是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和新环境的缘故，因为这两件事他都曾兴致勃勃地描述过。我不停编造类似的借口，但他沉默的时间之久令所有超然的旁观者都无法接受。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已经放弃了所有体谅、策略或自尊的努力，我已经尽可能坦率地告诉了他沉默对我的影响，而他的沉默，仍在继续。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任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尼克，一个惯于沉默的绅士，上唇僵硬得几乎吱吱作响，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年轻女人，为此强迫妻子和自己离婚，但又被情妇甩了，只好回到了妻子身边。在整个过程中，他所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程度让旁观者疲惫不堪，一筹莫展。当情妇决定不要他后不久，他孤独地租住在一个沉闷的公寓里，我是真的为他感到难过。一个如此有尊严的男人被贬损到如此可怜的地步，还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是个悲剧。但是，还不到一周，安德烈向我报告说，尼克和他的妻子一起回来了，还要求我们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的尊严和我的同情心都大打了折扣。除了无法想象没有女人操持柴米油盐的生活外，对尼克如此迅速的扫兴结局，我找不到其他解释。安德烈的爱情试炼则没有尼克那么严重，但对我们这些观众的打击也不小，这是个始于偶然，终于一生的故事，有起有落，结局幸福。早些时候，在我最初成为他的红颜知己时，他和女人的关系总是维系得很短。他会认真宣称自己坠入爱河（他坠入的始终是爱情，而不仅仅是喜欢），紧接着就宣布结束了。有一次，从陷入到发现该女人无法相处仅隔了三天，因为“她一直给我打电话”，“但这不是很好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191）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这样的缺失对女人来说本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对我的影响没这么大。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除了那仅有的一次之外，我身上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这一缺点或许天生如此吧。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对洋娃娃不感兴趣，我根本看不上它们，我的第一个玩具是个白兔子，让我弄得很脏后被他们从我的小床上拿走了，后来我喜欢过一头大象，但洋娃娃，我从来没玩过。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十九岁时曾和一个小婴儿同处一室，就几分钟，我靠在孩子身边，认真地研究，努力想找到被感动的感觉，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毫无吸引力的小东西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随便什么时候找个小狗一起玩。这种反应曾让我很担心，但这种担心也不太深，因为我告诉自己，一旦我有了自的孩子，我肯定会爱上他们的。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嘛，很显然，看看那些女人们显而易见地爱自己的孩子，这种本能一定是伴随生育而来的。我不断这样说服自己，特别是在保罗开心地说起我们将来的孩子之时尤其如此，那可是他最热衷的事，给他们取名字啦什么的，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是不会玩这种游戏的。在他面前装装样子还勉强。我在二十到三十多岁期间，从未想过要孩子，对别人的孩子，除了一些含混的好感之外，也没有滋生出再多的情感。别的女人不断渴望生孩子时，我沉默地隐藏自己的感情，而看见蹒跚学步的小孩，我虽然还没有过分到会去指责他们，但确实非常反感他们在周围晃荡，只有极其偶然的情况除外。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旦有了孩子就会爱上他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一点在我四十三岁时变得更明显，那时我的身体在和头脑抗衡的过程中占了上风，因此我非常想怀孕。我之前也曾怀孕过，但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做掉，没带来任何负面情绪影响，但这一次，似乎我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某种东西苏醒过来，对我宣布："如果你现在还不生个孩子，你永...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而死亡保持沉默，因为没什么好说，那里面什么也没有。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不爬起来检查。如果我听到咳嗽，到底是一般的咳嗽还是眩晕前的恶心导致的咳嗽呢？我必须？细聆听，直到我心里踏实。这种焦虑最后变成种动物般毫无理性的惊慌失措。不管怎样，我能帮她度过眩晕，甚至设想过她心脏病突发而死，我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无可避免，这样其实也算对她漫长美好生活的合理交代，而不是什么悲剧。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一天天衰老，一天天无助，天天被可恨的眩晕打倒，我可以这么说，实际情况是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这一事实，把我吓坏了。 “我不怕死。” 妈妈过去总这样说，还以平静的口气讨论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确实比大部分人不怕死一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但她往往会接着再说一句话，说得太多，都成陈词滥调了：“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 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我的母亲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当她因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时，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可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写的诗：别人早跟我说过那种全白的灵车，后窗蒙得严严实实。还有一种全黑，小心翼翼地停在，后街小巷的门口，从来不见开门（那是骗人）。白车里有什么？小巷中找到的瘾君子尸体，冻僵的老女人，被邻居发现后才打电话叫了警察… 一个男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最后上吊自杀，还有一个男孩，在迪厅门外的争斗中被捅了一刀。而黑车，每天很早的时候，就往太平间运送棺村。负责处理尸体的人看不起别人。为什么？怎么死的？什么？在哪里？失去亲人的人们大声呼喊。处理尸体的人垂下眼帘，隐秘地、不耐烦地说着下流话。他们中的恋尸狂找到了好东西，但大多数是正常的男人，已经学会了怎么对付死亡。而死亡保持沉默，因为没什么好说，那里面什么也没有。第一次看见白车黑车，我等待着身上的鸡皮疙瘩，但等来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 人们所希望的，无非是最后一刻能待在自己家中，身边陪伴着自己爱和信任的人。>> 我也确信，如果你的母亲一向对你要求不高，且充满爱心，宽大为怀，非常值得信赖，等她到了晚年，你就有责任给她这样的安慰。>> 本来如果这件事能成，我会高高兴兴地为这一理想努力的，但缺了这种支撑后，我就很不愿意改变当时还算舒适的生活状态>> 她不再具有调整自己去配合别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无非是纵容她更多地沉浸于自我之中。>> 我必须仔细聆听，直到我心里踏实。这种焦虑最后变成一种动物般毫无理性的惊慌失措。>> 实际情况是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 再说一句话，说得太多，都成陈词滥调了：“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 激动和躲避，这两种看起来完全相反的反应也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 死亡保持沉默，因为没什么好说，那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的感觉？就像一对连体双胞胎，一个期望她永远不死；另一个却害怕生命的复苏，害怕持续可怕的痛苦，不断预见她每天增长的无助，以及我的罪恶感，只因我无法放弃自己的生命与之相伴。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即使她已经进入老年，也从来没有停止人生或许有另一种可能的想象。她与父亲的结合，就像是火与冰的相遇。他们生了孩子，一辈子为了生存挣扎。我父亲读完了高中，但限于贫困的家庭背景，他本可以当民办教师的名额被剥夺，成为一个农民。他一辈子辗转于各个工地打工，有时还带上母亲。在生活的艰辛磨砺下，母亲不得不一次次认命。父亲成了承担母亲情绪的一个出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默的人。基本放弃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任由母亲安排一切。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粗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能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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