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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欲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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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与边沁观点相对的休谟也深知，要让快乐成为一切人类行动的最终目的，就必须承认真正指导人类行动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不是欲望，而是恐惧。如果你…问，为什么某人想要健康，他就会回答你，因为生病是痛苦的。如果你再追问下去，想知道他憎恨痛苦的原因，他就无法回答。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不可能再参照任何其他对象来评价。”不可能回答是因为只有痛苦是完全不依赖任何对象的，沉浸在痛苦中的人，除了真正感觉到的只有他自己以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快乐享受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它之外的事物。痛苦是内省所发现的唯一内在感觉，它独立于经验对象的程度，可与逻辑和数学推理不证自明的确定性相比。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生命是所有负担中更沉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它就是被感受为生命自然条件本身。p8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被身体需求推动着的劳动动物，不能像技艺人用他的双手、他最原始的工具那样，自由使用他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认为劳动者和奴隶不仅受制于必然性，没有自由的能力，而且不能统治自身之内的“动物”部分的原因。[6]一个劳动者的大众社会（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化的人类”时所设想的），是由一群无世界的人类物种成员组成的，无论他们是受他人暴力胁迫的家奴，还是心甘情愿服从身体机能的自由人。准确地说，劳动动物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善功”活动中发现的，它内在对世界公共性的主动逃离。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而是被抛出世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现代所有劳动者的社会处境——被奴役和被贬入家庭的事实，首先要归咎于人之条件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6]生命是所有负担中更沉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P84-8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柏拉图的解释中，普罗泰戈拉听起来像康德的最早先驱，因为如果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是唯一处于手段一目的关系之外的东西，唯一能把任何其他事物都用作手段的目的自身。柏拉图深知，生产使用对象和把所有自然物当成潜在使用对象的可能性，与人类的欲望和才能一样是无止境的。如果允许以技艺人的标准统治完成了的世界，就像它们必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形成过程一样，那么技艺人就会让一切东西为他所用，把一切东西都仅仅视为他自身的一个手段。他会根据每个东西是否可归于使用物的种类来评判它们，以至于用柏拉图自己的例子来说，风不再凭自身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力，而是纯粹根据人对温暖或清新的需要来理解。当然，这最终意味着风作为一种客观给定的事物已经从人类经验中被剔除出去。正因为这些后果，柏拉图晚年在他的《法律篇》中再次回想起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时，作了一个几乎悖论性的回应：不是人一因其才能和欲望，意图使用任何东西，从而最终剥夺了所有事物的内在价值一而是“神是（甚至）纯粹使用物的尺度”[24］。p12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内省（这个唯一有可能带来确定知识的方法）的结果，存在于运动的本性当中：只有感觉的对象始终是真的，并且在感觉行动之前和之后持续存在；只有激情的对象是持久的和稳固的，就它们不会被狂热欲望的满足所吞没而言；只有思想的对象，而决非思想本身，超越了运动和变易。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很大程度上，前现代所有劳动者的社会处境一被奴役和被贬入家庭的事实，首先要归咎于人之条件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生命是所有负担中更沉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它就是被感受为生命自然条件本身。奴役生活无所不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子社会的某些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滞（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一一即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一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2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的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会被跑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去，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欲望才是真实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因为人们感到它就是生命自然状况本身。奴性生活无所不在（Omnis vita servitium est）。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彰显行动和言说的基本境况——人的复数性，具有平等和差异的双重特征。如果人们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既不能相互理解和了解他们的先辈，也不能计划未来和为他们的后辈作打算。如果人不是彼此差异的一—每个人都不同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其他任何人——那么他们就176不需要言说或行动来让自己被理解，只要用手势或声音来传达直接的、同一的需求或欲望就够了。人的差异性( distinctness)跟他者性(otherness)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所有存在物都拥有的一种异于他者（alteritas）的品质，因此在中世纪哲学中，它属于存在者超出各自的特殊性质之外的四个基本、普遍属性之一。他者性当然是复数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定义都是区分开的，以及为什么不把一个东西从其他东西中区别开来，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什么的原因。不过他者性的最抽象形式只有在无机物的纯粹复制中找得到，而所有有机生命体总是显示出变化和差异，即使在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也是如此。但是只有人才能表达这种差异，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且只有人能跟人交流自身这种差异，而不仅仅交流单纯的饥渴、爱憎或恐惧一类的东西。在人这里，化与所有存在者共有的他者性，以及他与所有有生命体共有的差异性，变成了独特性 ( uniqueness)，而人的复数性正是这独特的存在者悖论般的复数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因为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因为人们感到它就是生命自然状况本身。奴役生活无处不在（Omnis vita servitium est）。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她对人之境况分析的中心要义是，一个建立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抵御了自然过程的侵蚀，为我们终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即使与边沁观点相对的休谟也深知，要让快乐成为一切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就必须承认真正指导人类行动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不是欲望，而是恐惧。“如果你……问，为什么某人想要健康，他就会回答你，因为生病是痛苦的。如果你再追问下去，想知道他憎恨痛苦的原因，他就无法回答。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不可能再参照任何其他对象来评价。”不可能回答是因为，只有痛苦是完全不依赖任何对象的，沉浸在痛苦中的人，除了真正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以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快乐享受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它之外的事物。痛苦是内省所发现的唯一内在感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经济的现代化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的看待现实并发展处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的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之境况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成了公共事务，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数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己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81 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一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P185 那个“冷酷”的理想一一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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