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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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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个罪责意识的问题无疑成了艾希曼案抛出的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现代法律体系都将主观故意视作犯罪的必要条件。将主观因素纳入考虑，文明法学（civilized jurisprudence）最引以为豪的事莫过于此。无论在何处、出于何种原因，哪怕是因悖德症（moral insanity）而无法辨别善恶是非，只要没有主观故意，我们就不认为是犯罪。有人提出：“自然遭遇暴行，大地遂发出复仇的怒吼；恶侵犯了天然的和谐，唯有惩戒可使之修复；一个集体蒙受了不公，便有义务惩罚罪人，以捍卫道德秩序。”（约萨尔·罗加特语）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陈腐过时甚至野蛮粗暴的论点，我们拒绝接受。然而不容否认，正是基于这些已经久被遗忘的论点，艾希曼才被带上了法庭；而且事实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作出死刑判决。既然他曾经卷入到一项公开以把某个特定“种族”清除出地球表面为目的的事业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么他本人也必须被清除出地球表面。“正义不但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光明正大地伸张”，若此话当真，那么只有法官们敢于直面被告作出类似如下表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才算是光明正大地伸张了正义——“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行为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raison d’etat），那么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许多多少少能够深入一些。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国家利益理论——正当与否，视情况而定——诉诸紧迫性：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犯罪（按该国的宪法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被视为是紧急措施，是面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的严峻形势而作的让步，目的是维护权力，从而确保整个现存法律秩序能够持续运转。在一个普通的政法体系中，此种犯罪属于例外情形，不受法律惩罚（用德语来说，是免于起诉的[gerichtsfrei]）；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哪个外邦政权有权否定这个国家的存在，或者教它如何做才能起死回生。然而，从第三帝国犹太政策史可见，在一个根基上就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情况实则正相反。在这里，无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末，希姆莱下令停止驱逐犹太人）倒成了形势紧迫之际所作的让步——当时德国即将战败。于是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在主权上有何特征？难道它不是践踏了国际法规定的“地位平等者彼此无管辖权原则”吗？难道“地位平等”只是主权的附属品，一个政治花瓶？抑或它意味的是本质上平等或相似？在一个统治机器里，犯罪和暴力属于例外和边缘事件，而在另一个政治秩序下，犯罪是合法的，犯罪就是准则，那么，我们能把前者遵循的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58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一一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行为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raison d'etat），那么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许多多少少能够深入一些。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丹麦的反应乃正字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不止一次说，他的组织天赋、他的部门对撤离和遣送的协调，实际是在帮助他的受害者，让他们好过些。他辩称，假如这件事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审判期间没有人，就连辩护团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条陈述。这句话显然包含着跟他说自己通过“强制移民”救过千万条犹太人的命是同等的愚蠢和顽固。然而，看到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人们却开始思考和怀疑。在这里，一切同样乱七八糟，但跟丹麦有所不同——那里的盖世太保都开始违抗柏林的命令；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恰逢此时，党卫军内形成了一支“温和派”。他们愚蠢至极，竟然相信若杀人犯能证明他并未全力以赴、并未赶尽杀绝，就可以脱罪；同时他们聪明绝顶，预见到事态会恢复到“正常状况”，到时候，钱财和人脉将重新成为至高无上的资源。［152］这首先意味着，假如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则无需白纸黑字。［155］的确，艾希曼之所以采取行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确信希姆莱新近下达的命令有“犯罪性质”。他的私人动机无疑也起了作用。这一私人动机不是狂热主义，而是对希特勒的崇拜，对这个“从一等兵变成了帝国总理”的人怀有一种真正的、“无比的崇拜”（如一名辩方证人所言）［157］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两只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抗“诱惑”。［158］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人们很清楚，在“国家行为”的概念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那么可能距离事实真相会更近一步。按照这个学说，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可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法律秩序下，犯罪一直以规则外的例外情形示人，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岌岌可危，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或规定其如何持存——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从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中学到的那样，原则上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组织，反过来把非犯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希姆莱命令停止遣送犹太人）看成了迫于失败近在咫尺的现实作出的应急方案。此处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组织如何行使自主权？它难道不是靠自己一手遮天破坏了以公民法律为前提条件的平等性吗？平等者之间，的确只是说说罢了？还是相反，要以本质上的公平或平等为基础？或者换一种说法：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御“诱惑”。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深圳的楼宇大厦、小区、学校、医院、工厂、街道、广场、马路、公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保洁。它包含擦除、冲刷和净化，是苦工、单调作业和体力劳动。若用宏大抽象的词汇来表达，保洁的工作是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卫生清洁提供有效保障，是为了让社会“更好”而洁净。对污物、排泄物的处理和清洁，不仅标志着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环境，也标志着文明。当下，保洁已经不是仅仅拿着扫把就可以做的工作。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他的工作，需要将近三十种工具。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土耳其西海岸的米利都(Miletus)是迈锡尼人的定居点，希腊大陆北部的哈尔基迪基半岛(Chalkidiki)也是。迈锡尼人的日历体现了他们控制沿海地区和与海对面联络的重要性。青铜时代晚期的希腊人把一年的第一个月叫做“普劳伊斯托斯”(Plowistos)——航行之月。肯定有很多人在讨论迈锡尼商人野火般的行进速度和就连最有冒险精神的水手也无法到达的奇妙国度，但是地中海东部已经足以吸引这些粗暴的海盗了。当他们占领了米诺斯人的克里特岛之后，有人说，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东面的安纳托利亚海岸和富裕的城邦特洛伊。另一个等待洗劫的文明，另一个等待奴役的族群，另一个等待陷落的城邦。时代太早，希腊内部的民族观念尚未成型，然而迈锡尼人显然有联合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迈锡尼墓穴中的随葬品说明了这是一个好战的社会。施里曼对迈锡尼的5号竖井墓(Shaft Grave V)做了一番统计后发现，3个公元前16世纪的男人的随葬品有90把剑之多。几乎所有现存的遗骸都存在外伤。一个30岁不到的男子头骨上有一处2.3公分长的椭圆形凹陷——被尖锐的武器刺伤后痊愈的伤口。临近海边的亚辛(Asine)遗址发现了一具35岁左右的武士的骸骨，左侧胫骨有严重的擦伤——因为战斗或军事训练而持续被盾牌撞击所致。位置这么低的擦伤很可能是“塔盾”(tower shield)造成的——《伊利亚特》中埃阿斯(Ajax)所拿的盾牌即为塔盾，迈锡尼的艺术品对此作了大量的描绘。人们在迈锡尼占领的克里特岛阿尔迈尼(Armenoi)发掘出一具25岁的男子残骸，遗骨上共有10处严重的切割痕迹，可能是斧头造成的，某些部位的骨头已被劈穿。妇女们同样全副武装，带着剑、盔甲和独特的8字形盾牌。到了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的势力达到顶峰），就连宗教人物（祭司和女祭司，神灵和女神）也都带着武器。有人认为战斗女神是迈锡尼人创造出来的，她是...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文明不过是在人的身上培养出多重复杂的感觉…别无其他。而通过这一多重复杂性的发展，人甚至还会落到在血腥中寻找快感的地步。要知道，这样的事已经在人的身上发生过了。你们是否曾经注意到，那些最最嗜血成性的人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些最文明的先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不过是在人的身上培养出多重复杂的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我请求你们什么时候抽空仔细听听19世纪富有教养、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这是他牙疼的第二或第三天了，此时他已经不像第一天那样呻吟了，也就是说不单单因为牙疼而呻吟了，不是像一个粗鲁的庄稼汉那样呻吟了，而是像一个受到进步和欧洲文明影响的人，像一个按目前流行的说法“脱离了根基和民族本原”的人那样呻吟。他的呻吟渐渐变得卑劣、恶毒，而且整日整夜，没完没了。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呻吟决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他只是在枉自折磨和激怒自已和别入；他知道，就连他拼命地对之呻吟的人们以及他的整个家庭，都已经听到他的呻吟就深感厌恶了，已经丝毫也不相信他了，他们心里都明白，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呻吟，呻吟得简单些，无须装腔作势，无须怪腔怪调，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满怀恨意，蓄意妄为。唔，就在所有这些意识和屈辱中，包含着性高潮般的快感。他说：“我惊扰了你们，伤了你们的心，让全家人无法入眠。那么，你们就别睡了，你们也得每分每秒都感觉到我在牙疼。对你们来说，我而今已经不是我从前想要扮演的英雄了，而只是一个卑鄙之徒，一个流氓无赖。唔，那就这样吧！你们终于认清了我，我真是乐不可支。你们听到我那有点下流的呻吟声深感厌恶吗？唔，那就深感厌恶吧。我马上还要给你们哼出更下流的怪腔怪调来······”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吗，先生们？不，看来，要懂得这一性高潮般的快感，必须具有发达的智力和深刻的意识。你们在笑？我欢天喜地。先生们，我的笑话当然说得十分拙劣，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然而，要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难道一个意识清楚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尊重自己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怎么谈得上文明使我们变得温和了呢？文明不过是在人的身上培养出多重复杂的感觉…别无其他。而通过这一多重复杂性的发展，人甚至还会落到在血腥中寻找快感的地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一个病态的文明人，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成为的那种文明人。而这种人大都木木樗樗，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分不出彼此谁是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如果一个人没有因为文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凶残的话，那么相较于过去至少在这凶残的基础上会变得更坏、更可恶。过去他把屠杀视作正义的行为，因此问心无愧地诛杀他认为应该诛杀的对象；可现在，尽管我们认为屠杀是一种恶，但我们还是继续作恶，甚至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哪种更可恶呢？你们自己评判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文明到底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温和了呢？文明只是培养了人的感觉的多样性.……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正是由于培养了这种感觉的多样性，人大概才会发展到在流血中寻找乐趣。要知道，人发生这样的事己屡见不鲜。你们注意到没有，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甚至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阿提拉们和斯坚卡 •拉辛们（两位战争领袖）都无法望其项背，如果说他们并不像阿提拉和斯坚卡•拉辛那样引人注日，那也只是因为这样的人见得太多了，太平常了，见怪不怪。由于文明的发展，如果说人不是因此而变得更加嗜血成性的话，起码较之过去在嗜血成性上变得更恶劣，更可憎了。过去他肆意屠杀，还认为这是正义行为，因此他消灭他认为应当消灭的人时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可现在我们虽然认为肆意屠杀是一种丑恶行为，可是我们依旧在做这种丑恶的事，而且还较过去更甚。哪种更恶劣呢？一一你们自己决定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哈哈哈！如此说来，那你在牙疼中也能找乐趣啰！”您一定会大笑地叫起来。 “那又怎么啦？牙疼中也有乐趣嘛，”我回答，“我曾经整个月都闹牙疼，我知道牙疼自有牙疼的乐趣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响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诸位，请听我进一步发挥。首先，这呻吟表现出您这牙疼疼得毫无道理，使我们的意识感到屈辱；同时它也表现出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对这当然不屑一顾，但是你们对它却无可奈何，该疼还是得疼，而它却无所谓。同时，这呻吟又表现出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同时你们也意识到，连同所有的瓦根海姆在内，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某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停止疼痛；假如不愿意，你们就会一直疼下去，连疼三个月；直到最后，假如你们仍旧不同意，仍旧不买账，那，为了求得自我安慰，你们就只好把自己狠揍一顿，或者用拳头猛击你们家的墙壁，除此以外你们就毫无办法了。于是，由于这类痛彻心扉的侮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方的嘲弄，你们终于开始感到某种乐趣，有时这种乐趣还会发展成一种高度的快感。我奉劝诸位，你们不妨抽空去听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不过要在他闹牙疼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当他已经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肠就是说不单纯因为牙疼而呻吟，已经开哈另一种吟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呻吟起来已经不再像个粗部的下人，面是像个颇有文化修养和受过欧洲文明鞋的人，像个正如现在人们常说那样‘脱离了根基民为本’的人那样呻吟。他那呻吟逐渐变成一种可情的、既下流而又恶毒的呻吟，而且整天整夜哼哼个没完。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样哼哼绝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得清楚，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刺激自己和刺激别人，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他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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