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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仰"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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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测量能力的本质在于，为了能够发挥作用，它必须先从近处抽离自身，必须在自己与被测量的对象之间设立一段距离。而且，距离越大，它所能测量、度量的东西就越多，但与此同时，被测量的空间本身也就变得越小。地球收缩的决定性事实，是由飞机的发明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飞机作为一种能使人彻底脱离地表的装置，这一事实清楚地指向了我们在此所面对的现象：地球上每一次距离的缩减，都是以人自身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增加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每一次空间的靠近，都是以人与其居所之间的根本疏离为代价，都是以人与世界的异化为代价。令人惊讶的是，宗教改革这样本质上如此迥异的事件，最终竟也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与前述地理性疏离极为相似的异化现象面前，马克斯·韦伯把新教诊断为“入世的禁欲主义”，他认为这是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最强大的驱动力。这样的巧合，确实让人难以不去相信幽灵、恶魔，或者那些暗中作祟的“时代精神”的存在。正是在最极端的差异之中显现出的相似性，才显得格外惊人而令人不安。因为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与那种由于地球的发现与占有而自动产生的疏离地球和异化的状态，并无直接关联。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的历史事实已由马克斯·韦伯在那篇著名的研究中加以证明。此外，伴随着这一现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另一种形式的“人世的世界异化”也出现了，而此现象与路德或加尔文那些试图将基督信仰复归其原初末世论的超越性之举毫无关联。在现代早期，农民阶层被剥夺土地的直接结果，同样在另一层面上产生了一种入世的世界异化。而农民的被剥夺，又是教会财产被没收所引发的一种既非预谋也未预见的后果。正是这些导致世界异化的剥夺，最终促成了封建经济体系的崩溃。猜测若无此历史事件，我们的经济将如何发展，是徒劳的。这种事件把欧洲及随后全世界卷入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财产在占有的过程中被毁灭，物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吞噬，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不断削弱着世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历史上来看，基督教信仰在古代世界的胜利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倒转，这个倒转给那些得知他们的世界注定要灭亡的人带来了希望；而且这的确是超越希望的希望，因为这个新消息许诺了他们从未敢于希冀的不朽。但这个倒转对于政治的尊严和价值来说却是毁灭性的。在那以前，政治活动都从对尘世不朽的渴望中获得它的最大激励，此刻它却下降为一种受必然性支配的低级活动，一方面被指定来补救人类原罪的后果，另一方面被用来满足尘世生活的合法需要和利益。渴望不朽此时仅仅等同于虛荣，像世界赠予人的名声这类东西只是一种象，因为世界甚至比人更容易灭亡；渴望尘世不朽毫无意义，因为生本身就是不朽的。（24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任何情况下政治都不能仅仅是一个保护社会的手段——无论是在中世纪那里的信仰者社会，还是在洛克那里的财产所有者社会，或是在霍布斯那里的一个冷酷无情地致力于获取过程的社会，或是在马克思那里的一个生产者社会，或是在我们自己社会里的一个固定职业者社会，或是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的一个劳动者社会。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都是社会的自由（有些情况下是所谓的自由）要求政治权威并证明着限制政治权威的正当性。自由存在于社会领域内，而强力和暴力被政府所垄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积极反抗几乎仅仅来自左翼政治团体，而不关乎犹太长老阶层。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东欧犹太人具有隔都心态。对此，汉娜·阿伦特予以激烈驳斥。同时遭到驳斥的还包括劳尔·希尔伯格的阐释方案。把犹太上层的被动姿态追溯到一种特殊的犹太心态上来，在她看来只是在为反犹主义永久化提供消极论据。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欧犹太人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与其他民众团体有何不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在解释受害者为什么会合作时就描述过那些条件。批评她的人当然不会疏于指出这里的矛盾之处。党卫军的人在隔都中难以想象的恐怖生存条件下，竟会服从某些犹太领导集团。这一点尽管匪夷所思，但并非不可理解。犹太民众对于灭绝措施，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些措施首先以一种发散性的态势进行，从而令灭绝命令之下一再萌生的幸存希望失去了根基。假如汉娜·阿伦特对犹太人组织同纳粹当权者的合作能够作出更有力度的区分，效果就更好了。1936年以前，盖世太保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有过合作。同样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对哪一方，这些目标都是消极性的。对犹太民众团体进行完整异化，无疑为推行纳粹反犹纲领创造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不会有优势人群采取有影响力的反抗行动。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起初间接促进了这个过程。不难证明的是，即便在复国主义运动中，也存在一种植根于普遍时代潮流的、亲近纳粹意识形态的倾向。纵然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在1933年以前曾明确表态，反对纳粹对犹太人施加死亡威胁；可是到1938年，在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心协会的后继组织）里，主流观点却成了暂且容忍专制政府。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事态的走向，因为犹太人外迁之所以受阻，首要原因在于外汇金额不足以及移民接收国的拒绝姿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彼得·巴姆，一位曾在苏联前线工作的德国医生，在《看不见的旗帜》（Die unsichtbare Flagge,1952）中讲到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杀害犹太人的故事。巴姆称党卫军机动杀人部队为“别人”，以此区别普通的士兵。这本书对后者的正派持称颂态度。犹太人首先被“别人”集合到这里。然后，他们被带到原先作为苏联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GPU）监狱的密闭房间，紧靠军官宿舍。巴姆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然后有人命令他们上了一辆流动毒气车，几分钟后他们就死在了里面。接着，司机把车开到城外，把尸体卸进了坦克壕。“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除了自己的判断—— 而且在此类处境下作出与其所处整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 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我们知道，少数极其严格自律、只相信自己判断的人，跟那些很大程度上秉承陈旧价值标准或以宗教信仰为准绳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由于整个主流社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这些构成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构建共同体的宗教教义也一并消失了。作出过判断的人，也是自行判断；他们不遵从任何规则，不对个别事件进行归纳；相反，事情来了，他们再作出选择，就好像对每件事根本就不存在普适规则一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请让我从"对犹太人的爱"或者从Ahabath Israd开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个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这位领袖主张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不可分割，……"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相信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相信的是犹太民族！"因为这一句话太叫我意外了，……但是我不是能这么回答吗？即"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怎么样的善呢？"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阿伦特给肖莱姆的回信纽约 1963年7月24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 “如果必须死，那么由同族来选择的好”——我反对。让纳粹他们自己来干杀人工作更合适。2. “我们牺牲百人是打算拯救千人”——这简直听到的是选择七名美女行贿上帝息怒，上供活人仪式的最新版本。总之，这不是我的宗教信仰，“这”当然也不是犹太教的信仰。3. 最后最小的恶的理论，这理论的结论，善良的人类最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在信中间回答肖莱姆指责她缺乏“对犹太人的爱”时说：“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善呢？”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已经拥有了快乐的童年，以及天生平和的性格，再加上这三年几乎纯粹的享乐日子，这一切令我养成了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心态，否则，缺乏信仰、缺乏智慧、缺乏活力，以至于最终缺乏自信的我，可能早就消沉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即所谓信仰，就是一个人决定相信的东西，并期望通过这一决定使信仰发生，继而内心得到安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所谓信仰，就是一个人决定相信他未必有理由相信的东西，并期望通过这一决定使信仰发生，继而内心得到安慰。对我来说，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即所谓信仰，就是一个人决定相信他未必有理由相信的东西，并期望通过这一决定使信仰发生，继而内心得到安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圣经》向我展示了一种信仰的三棱镜：写这部书的人心里怀有的绝对信仰；我外婆虽被冲淡但依然真实的信仰，尽管她并不像犹太人想象耶和华那样想象上帝，只是依然相信他的存在而已；以及还有些人虽然将耶稣的圣子身份、完美无缺等观念看作寓言，但依然觉得作为好人就应该保有这一信仰，因此对其神性怀有信任的信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即所谓信仰，就是一个人决定相信他未必有理由相信的东西，并期望通过这一决定使信仰发生，继而内心得到安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圣经》向我展示了一种信仰的三棱镜：写这部书的人心里怀有的绝对信仰；我外婆虽被冲淡但依然真实的信仰，尽管她并不像犹太人想象耶和华那样想象上帝，只是依然相信他的存在而己；以及还有些人虽然将耶稣的圣子身份、完美无缺等观念看作寓言，但依然觉得作为好人就应该保有这一信仰，因此对其神性怀有信任的信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所谓信仰，就是一个人决定相信他未必有理由相信的东西，并期望通过这一决定使信仰发生，继而内心得到安慰。这对我来说，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当人们形成有关上帝、造物、永恒这些观念时，我不能感觉到任何东西，但我确定他们并不比一只肌肌碴喳的小麻金做出的解释更合理，因为这些全都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界限。考虑到宇宙会不断延续下去，不管我们相信什么、宇宙从来都是这个样子，也终将延续下去，而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说人类渺小有什么无意甚至可怕的呢？我的信仰，即我们寄居在这个历史不长的星球上，不过是字宙的一部分，这件事极其稀松寻常，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同时又充满了无限神秘，因为存在着大量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我并非什么也不相信，而且这种信念不会驱使我去残杀任何人。就像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既充满刺激又充满乐趣，未必能给你安慰，但却可以接受，因为这就是真相。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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