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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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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靠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标配”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有批判和反抗的空间？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得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和抗议活动。那幺体制的控制和整合难道真是那幺充分有效吗，它似乎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以方，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界，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期前锋。或者后卫？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技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日鲜明地针对或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益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成抗议，等等。摇滚乐有若广泛的大众影力和号召力，又如此微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背后有一个故事。1843年，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第二年，他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同时也开始撰写一些论述经济学和哲学的文章笔记，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些手稿被雪藏了80多年，直到1927年才被苏联专家发现，在1932年编撰成书出版，书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才26岁，所以被称为青年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异化”。 “异化”原本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你可能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像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传承，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发展为现代的启蒙理性主义。当时，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状态”。他还主张，启蒙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用理性来检查以往未经反思的信念，无论是神圣的上帝，还是威严的法律，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 17 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 19 世纪，英国的约翰• 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17 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 洛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限制国家的干预，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265:那幺，后冷战的世界会发生什幺呢？福山与亨廷顿都同意，冷战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他们的分歧在于，福山认为世界各国的制度会趋同，变得大同小异。而亨廷顿主张冲突不会结束，只是改换了类型，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吗？纷争甚至冲突是必然存在的吗？这是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深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现实世界正在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此，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确切答案。但我们应该去了解，观点相左的思想家如何观察、解释和论述这个问题，在此之后，你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是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是现代性的成就，但这两个观念在改变世界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这两个大的难题，是现代思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性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56: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士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浩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56 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批评已经非常有名了。但很多读者往往忽视了一点：这本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纳粹主义的思想起源。在此之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运动，是一群疯狂之人的所作所为。哈耶克说，事实并非如此，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哈耶克分析指出，推崇组织计划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在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引用20世纪20年代德国出版的一部著作《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面这样写道：“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18:于是，你也会对社会的进步抱有期望。因为你看到在过去一百年中，人类社会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文明、富裕了。虽然工业化时代扩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政治运动，正在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而且现代社会科学也随之诞生，对社会政治的合理安排提出新的规划。如果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改造物质世界，那幺社会科学也应当能改善社会问题，解决政治矛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67:“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格外重视思想观念的巨大威力，强调所谓“power of ideas”。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在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中，他们特别专注于辨别“错误的观念”，分析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63:这种旁观者视角，让伯林能够注意到一些边缘思想流派的力量。比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再比如法国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这些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观点和启蒙主流思想也是格格不人的。但伯林却发现，现代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些边缘的思想流派有关。伯林一直坚持的多元主义的立场，就和他关注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有很大关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62:你可能也知道，那一代俄国作家最关注的主题就是人间的苦难和不公、社会的陈规陋习、人在社会中受到的禁锢等。伯林在这些书中感受到强烈的道德关怀。这些作品都在努力探寻能让人类摆脱困境的根本方法，而这也给年幼的伯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林后来说，俄罗斯思想家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相信对于人类的困境存在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一种真理。只要找到了真理，去推动激烈的社会变革，就可以终结人间的苦难。但伯林又亲眼看到了激烈变革的惨烈状况，他意识到这种“拯救的信念”其实有很危险的一面，它可能会导致暴政。为什幺对理想的追求会引发这幺惨痛的灾难呢？你看，伯林对俄罗斯经验的思考塑造了他最初的问题意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以赛亚·伯林。p161: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那幺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才是 “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提到，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戈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在这里，我们就进人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他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幺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 所以，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行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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