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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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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 1938年、 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使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得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当时的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现代人就可能忽略中世纪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所占的位置远远不及贵族战争。总之,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世,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设下层层雾障,留下了种种千古之谜。随着历史学的进步,历史学家已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另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仅仅考出史料的虚假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必须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其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行研究,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况且,即便是伪造的史料也不是一无所取的。如中世纪作家曾撰写了大量的“使徒行传”,其中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若把这些材料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利用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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