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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对自身的特殊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特殊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观念相当不同的思想传统。在根本上,美国战略并不依附于领土要求。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寻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是美国最为微进和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他矢志不移地指控美国公共舆论受到权力与资本高度垄断,而他本人由于在公共舆论界极为活跃而名声大噪。许多人因此认为乔姆斯基的批评显得有些故作矫情,甚至有著名学者称他为“知识骗子”。而且,右翼人士对他更怀着意识形态上的敌视。这种积蓄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形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围侧行动一《反乔姆斯基读本》的出版。停靠授遗册障滑赏前导电。 这部文集由彼得·科利尔和大卫·霍洛维茨编辑,汇集了九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论及他和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对“9·11”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并指责他长期、大量地“捏造事实”和“篡改数据”。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但攻击的领域还不只是这些。在西方知识界,很多学人会将乔姆斯基的学术贡献与他的政治写作区别开来,前者是里程碑而后者则多半是“义愤”。这部文集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保罗·波斯塔尔和罗伯特·莱文,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发现其品质与他的政治言论相当一致一“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形势下,对乔姆斯基的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今年,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评选活动,具体办法是读者通过网络投票,最终在一百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候选名单中有多位华人上榜,包括经济学家樊纲、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和政治学家郑必坚等。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4827票),学者兼作家翁贝托·埃科(2464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1990票)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近十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前二十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七,经济学家阿马亚·森以1590票名列第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1037票名列第十八。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比如法国就只有让·波德里亚(名列第二十二)进入了前四十位的名单之中。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事“申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巴迪欧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推崇肯尼迪总统在五十五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到底是不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包括意识、情感等“神秘”的灵性活动,说到底能不能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幺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著作《人是机器》就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而另一些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眼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立场来借鉴、反思和批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雷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但在恶作剧发生之后,许多相关者的自我白,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对博格西昂的打压,更令人关切。从事“申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有体系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比如希腊传统里面,科学本来就是学的一部分,叫作自然哲学,近代早期仍然如此。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等,他们都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帮我们获得更开阔的眼界,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 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很难再推进,虽然不断有专业学者的论文发表,但我个人觉得传统哲学的方式慢慢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而现在,这些问题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新的综合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的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该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是思想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意义所在。哲学的目的是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理念世界的升华。物质世界是感官认知的、可逝的世界,柏拉图将其比作地下的洞穴,而理念世界则是不变的本体(存在)世界。尽管每个人实现这种升华的道路不同,但都需要外界的帮助,所以它势必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努力。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二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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