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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念"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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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p61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都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p6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68]Henri Bergson，Evolution creatrice（1948），p.157。对伯格森在现代哲学的地位的分析会让我们离题太远。不过他坚持技艺人高于理智人，并把制作当成人类理智的起源，以及他强调生命和理智的对立，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性。伯格森哲学可以作为一个个案研究来读，它体现出现代初期的制造相对来说高于思考的信念，是如何被一个更晚近的信念——生命绝对高于一切——所代替和消解的。正因为伯格森本人仍然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他才会对劳动理论在法国的创始产生如此关键的影响。不仅爱德华·伯斯（EdouardBerth）和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早期著作，而且蒂利希（Adriano Tilgher）的Homo faber（l929）中的术语都主要来源于伯格森，对于朱勒·维叶明（Jules Vuillemin）的L'Etre et le travail（1949）来说也是如此，虽然维叶明像当今几乎所有法国作家一样，首先用黑格尔的术语思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不像古代，是世界驱使着人们逃避可能遭受的痛苦和返回他自身（在那样的情况下，痛苦和快乐仍保留了很大程度的世界意味古代各种各样的世界异化形式ー一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到享乐主义和怀疑主义，都为一种对世界的深刻不信任所激发，驱使它们是种逃避尘世纷扰，摆脱尘世所加的痛苦，回到安全的内在领域的强烈冲动，在内在领域中，自我不用面对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但它们的现代对应物一清教徒主义、禁欲主义和边沁的享乐主义一却相反是被一种对人本身同样深的不信任所激发的；驱使它们的是对人的感觉能否接收现实、人的理性能否接收真理的怀疑，从而也是被关于人的本性的缺失，甚至堕落的信念所激发的。（24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至此也表明了，人只能认识他自己制造的东西的时代信念（对于技艺人的大获全胜来说如此有利）已经被更为现代的过程原则战胜并推毁了，而后者的概念和范畴对于技艺人的需要和理想来说都是全然陌生的。因为功利原则的参照点虽然是人，是用材料来生产对象的人，但它仍然预设了一个使用物的世界，这个世界环绕着人，人在其中活动。如果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稳固的，如果世界之物不再首先从它们的有用性上被考虑，而是或多或少地被当作使它们形成的生产过程的偶然结果，那么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被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就不再在于它实现了预先规定的用处，而“在于它对其他东西的生产”，那么就会带来这样的疑惑：“它的价值只是次要的，而一个不包含首要价值的世界也不包含次要价值。"（243-24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仅仅是工具装备的进步，致使人必须从技艺人那里取得帮助以获取知识，才让这些活动从它们原来在人类能力等级中较低级的位置，上升到更高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制造和制作因素在实验中的出现，因为实验生产着它自己的观繁现象、从而一开始就依机于人的生产能力为了知识的目的而对实验的应用，始终都是这一信念的结果一一人只能知道他自己制造的东西，因为这一信念意味着，对于人不能制造的东西，可以通过猜测和模拟它们的形成过程来认识它们。（23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古代对政治的评价根源于这样的信念：人之为人，作为在其独特差异中的个体，在言说和行动中确证着自己；这些活动虽然在物质上是无用的，却拥有一种属于自身的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官们自己的记忆。从而公共领域，即人们纯粹为了显现所需的一个世界内的空间，比起他们双手的产品或他们身体的劳动来说，更是特有的“人的产物。（16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后面将看到，除了这种对劳动的蔑视外，希腊人还有他们自己一套不信任工匠，或者说技艺人的智力的理由。尽管这种不信任只存83 在于特定时期内，但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包括赫西俄德的评价（据说他是赞美劳动的）[8]，都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因此，那些虽不包括在劳动范围内，但不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从事的职业，也被归人劳动之列，这解释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劳动分类和评价的多变性特征。认为古代的劳动和工作乏所以受轻视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奴隶从事的看法，属于一种现代历史学家的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世界的信念和希望也许在福音书宣布的“福音”中可以找到它最荣耀、最简洁的表达：“一个孩子降生在我们中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雅备来照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一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的境况》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它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与海德格尔对我们的有死性的强调截然相反，阿伦特证明了对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来自于这个事实：新人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有能力创新，从而打断或扭转由先前行动所发动的事件链条。她说行动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指出在人类事务中，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社会完全陷入僵化，行驶在冷酷无情的轨道上，也不排除新的开端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相信人能赢得的最大成就是他的自我显示和实现，决非一个理所当然的信念。与之相对的是技艺人的信念——一个人的产品比这个人本身存在得更长久、更像他自己，以及劳动动物的信念——坚信生命是最高的善。严格来说这两种信念都是非政治的，它们不仅倾向于把行动和言说斥为无所事事的忙碌和闲谈，而且一般倾向于以是否促进了更高目的，来评价公共活动，比如在技艺人那里，是让世界变得更有用和更美，在劳动动物那里，是让生命变得更轻易和更长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即暴力孕育了历史和政治的所有变革的看法，只是对整个现代所持信念的概括，并且引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信念的推论，那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如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一样。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非世界性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只有在假定世界不会持续存在下去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在此假定之下，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非世界性将不可避免地主导政治景观。这种情形发生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而且，尽管处于别的原因，它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时代，以十分不同的，甚至更令人不安的形式。基督教弃绝尘世之物的方式，绝不是我们从相信人造物品、人手的产物，像它的制造者一样终有一死的信念中得出的唯一结论。相反，这种信念同样也可以强化对世界之物的享受和消费，强化这样一种交往方式——世界首先不是被理解为共有的，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如果世界要包含一个公共领域，它就不能只为一代人而建，只为活着的人做规划，它必须超越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严格来说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63 同样的事情，在希特勒这样一个策划“最终解决”的孤独阴谋家（从未有人谋反，假如有的话，也是谋反者甚少、执行者甚多）眼里，属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可以抛开经济和军事考量得到优先执行；对艾希曼而言乃属朝九晩五的工作，有好有坏；而对犹太人而言，真的就意味着世界末日。数百年来，无论对错，他们已经习惯把自己的历史解读为漫长的苦难故事，跟检察官在审判的开场白里所说的一模一样。然而长久以来，这种态度背后一直盘踞着“以色列人民将会活下去”的必胜信念。犹太个体、犹太家庭也许会死于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217 中，我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收获，却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看重我。战争一结束，安德烈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叫艾伦·温盖特，我们随意取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当时觉得“多伊奇”'这个名字还会受到歧视。我需要对BBC的工作收尾，随后又在贝克顿休了三个月的假，所以一九四六年才加人他的团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笔少得离谱的开办资金是如何筹集到的了，也就三千英镑多一点。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个制作手袋的人。他限喜欢书。并认为安德烈是个能走得长远的年轻人。印刷商、装订商和造纸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慷概地让他赊账，不辞辛劳地提供帮助。一方面。能们确实被他迷住了，因为安德烈能发挥自己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被说服了，因为绝对的信念会孕育信念。幸运的是，安德烈是个减实的人，如果他是个编子、他一定是具有催眠力量的病态说谎者之一，能够长年编造谎言款骗所有人，仅仅因为说谎者对自己深信不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虽然在简的文本上，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修改工作，但我确实曾阻止过她将一个故事放入《睡吧，女士》中。弗朗西斯也建议她不要这样做，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了。弗朗西斯的私人文稿目录中，在《皇家大道》的书稿旁有这样一条附注：“里斯小姐已经声明出版商拒绝将此故事列人《睡吧，女士》，认为语气上涉嫌反黑人。”说得没错，只是过于简单了。简与19世纪末出生的其他多米尼克白人在很多方面态度相同。尽管她经常谈到在孩提时代，她曾多么渴望成为黑人，因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狭小，但这只是对现有框架的浪漫反叛，而不是拒绝。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有时会不自觉地带着一丝蔑视，就像加勒比种植园的老人们一样，会形容她喜欢的黑人们“忠诚”，还说一旦“我们”不存在，“他们”就会把事情弄得多糟（这就是《皇家大道》的麻烦），诸如此类。我是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语，但她说得如此自然，总让我惊叹她在《藻海无边》里，能做到坚持作家的信念，超越了自我。”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有些情况下这种约束确实存在，比如忠于家庭；但如果你效忠的对象背叛了你，这事就会变得有点愚蠢。比如你的兄弟是个杀人犯，这时你还排除万难地与其站在一起，在我看来总有点大脑进水。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无非是想取悦世袭体系里的老大罢了。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人应该说话算数，这我同意，但如果在性事上也天天盘旋纠结忠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妻子对丈夫必须绝对忠实，这一信念有着深刻的、盘根错节的古老起源。不仅因为男人需要确认自己真是孩子他爹，在更深人、更黑暗的内核中，还有一种男人占有女人，上帝是为了让“他”方便才创造了“她”的含义在其中。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人应该说话算数，这点我同意，但如果在性事上也天天盘旋纠结忠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妻子对丈夫必须绝对忠实，这一信念有着深刻的、盘根错节的古老起源。不仅因为男人需要确认自已真是孩子他爹，在更深入、更黑暗的内核中，还有一种男人占有女人，上帝是为了让“他”方便才创造了“她”的含义在其中。很难想象这种观念会完全根除，只要想想伊斯兰的男权就能明白这一点！女人吵吵嚷嚷万分焦虑地想要丈夫对她忠诚，也是缘于同样原始而古老的根源。她必须以此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对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当保罗选择和别的女人结婚时，我完全被击倒了。但是，理解一件事并不完全意味着愿意去实施，唉，在我们深入骨髓的、最基本的彼此需求基础上，男人和女人真的需要给性这一特殊的、靠不住的因素这么重的分量吗？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人应该说话算数，这我同意，但如果在性事上也天天盘旋纠结忠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妻子对丈夫必须绝对忠实，这一信念有这深刻的、盘根错节的古老起源。不仅因为男人需要确认自己真是孩子他爹，在更深入、更黑暗的内核中，还有一种男人占有女人，上帝是为了让“他”方便才创造了“她”的含义在其中。很难想象这种观念会完全根除，只要想想伊斯兰的男权就能明白这一点！而女人吵吵嚷嚷、万分焦虑地想要丈夫对她忠诚，也是缘于同样原始而古老的根源，就是她必须以此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但是，理解一件事并不完全意味着愿意去实施，唉，在我们深入骨髓的、最基本的彼此需求基础上，男人和女人真的需要给性这一特殊的、靠不住的因素这么重的分量吗？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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