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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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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 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断：民榨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经济政策方面，森认为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即便成功，也只是着眼于欧元的短期生存，而没有考虑长期的“可存活”问题，根源在于共同货币造成的兑换率固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如美国这样的）政治性联邦国家来解决，但欧盟目前不具备这个结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欧洲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两个目标，以经济效率推进财富增长，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正义一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平衡而不可偏废一方。目前的紧缩方案并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也完全缺乏社会与政治的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雷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闻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所有失政都归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水近正确，一切失败都是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实际上，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样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主义者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手谁的故事更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幺它与软实力就有着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 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例如，口头威胁就同时具有无形性和强制性。作者认为，实力的一个特征是“自愿性”（ 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新闻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能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得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 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皮凯蒂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通过税制改革以及经济和金融的透明性，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显然，他并不企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这在他看来是比税制改革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所有施米特标举的人民民主式”的政体都未能存活，而现代历史上最为强大而稳定的政体恰恰是施米特认为充满内在矛盾、脆弱而动荡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是施米特个致命的错误一不是个人道德或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是作为一个学者在“智识上”的判断错误。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是政治秩序的三个制度性支柱。其中国家是权力的化身，而法治与问责制是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对处在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体能力”，也就是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要比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类型”更为重要。民主解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替代政体的能力。当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不仅难以成功，而且可能造成政治动荡。亨廷顿还指出，政治发展有自身独特的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逻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如果超越了政治的发展，那幺政治秩序就会出现衰败。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一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更带有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因此，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白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幺，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以这个标准来看，恰恰是那些信念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有可能以另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正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那幺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得多。”个人视角并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形成的。虽然视角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改变也不容易，但不是凝固不变的。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蕴含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后一种理念中，因为相信价值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在多元冲突中做出任何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因此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某种牺牲，都意味着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放弃某种我们珍视的价值。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如果选择自由的价值就必须牺牲平等的价值，如果选择宽容就必须牺牲秩序，如果选择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就必须牺性“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德沃金认为，这种极端的价值冲突论会导致“牺牲的不可避免论”，同样会带来道德与政治的危险。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其次，消极自由并不总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伯林在最初的演讲中已经指出，“对于衣不遮体、目不识丁、处于饥饿与疾病之中的人们，提供政治权利或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干涉，等于是在嘲笑他们的处境。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为此，福山重读了亨廷顿这部1968年问世的名著，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对处在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体能力”，也就是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要比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类型”更为重要。民主解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替代政体的能力。当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不仅难以成功，而且可能造成政治动荡。亨廷顿还指出，政治发展有自身独特的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逻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如果超越了政治的发展，那幺政治秩序就会出现衰败。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对此，德沃金提出了一个论辩思路。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方案都包含两种要素：“构成性的”原则和“派生性的”原侧。构成性原则因其本身而具有价值（valued for theirown sake），。而派生性原则-一作为实现构成性原则的手段一一只具有策略性的价值（valued asstrategies）。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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