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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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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的建立。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因此，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很有意思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美国的建国者通过独立宣言明确表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知道自己是个可以很柏拉图的人。我那洁癖的眼睛、耳朵、灵魂，在芸芸众生中，始终爱着某张不太可能重回我手里的扑克牌，也仍然祝福他，期许他无灾无祸，生活静好。并祈求上帝让我先于他从人们手中被抽去，免我于“真正失去”他以后的伤逝与自怜。是的，我可以成为柏拉图的追随者，那是我灵魂的选择。快四十年了，她已不再是一个被身体豢养的模糊影子，她在肉身与心灵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创造自己的信仰，有了笃定的意念、清晰的想法、坚定的志向。她反过来驯化身体，让身体听懂她的语言，接受她的理想和信念，服从她、皈依她。

——黎紫书《暂停键》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扮演着当年的说故事者，并且逐渐实现理想，拥有一扇能看见世界而世界无法看真切我的窗口。对我而言，“说故事者”本身就像穿插在这真实世界里的一个虚构的角色，她也像我随意编造的其他小说人物一样，几乎如同谎言——因为编造了她，从此我就得对她负责，让她圆满，使其有血有肉。

——黎紫书《暂停键》

一条有关恶俗菜谱的普遍原则就是：内容越多越糟糕。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人的神圣信条：三流餐馆中大把的“选择”高于一流餐馆中有限的选择。除了菜谱上毫不相于的庞大内容之外，菜谱中使用的语言才是预示恶俗即将来临的主要征兆。这里就像所有的地方一样，隐喻和媚俗的形容词是制造夸张和欺诈的理想工具，新奇的词语也争相显示时尚的魅力。“那大概是某种美味佳肴吧，”人们暗自猜想，这样你就不自觉地读开了。有些菜，仿佛它们是某种“时尚精品”的一部分似的，是由某个在厨房里工作的大师“设计”或“创制”的。最后，在漫长的菜单的尽头，你将读到“我们的甜点将由您的侍者亮相给您”。如果某种甜点被列在菜单上了，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出来就算了，而是以那些对恶俗广告撰写人来说十分熟悉和亲切的词语吟唱出来：　　一个深色的财宝箱，内装白金巧克力奶油冻和珍珠鲜果，漂浮在一片安格莱奶油烈性甜酒的金色池塘上，零星点缀着碎榛子仁和鲜红的覆盆子。正如以上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菜谱是把顾客当作十足白痴的做法，因为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大多数恶俗的男女招待迫于工作要求而装腔作势，以为虚情假意真的可以取代职业尊严。他们都可以被说成是进了“心理误区”，如心理学家塞瑞尔·康诺利所称，“这种误区的突出表现就是，那些毫不友善的人努力装出友善的样子。”良药是有的，尽管苦口：不要装着友善。惟有遵守这一条训令方能终止一切形形色色的恶俗。

——保罗·福塞尔《恶俗》

商品目录还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中产阶级那种要证明自己深远（如果不是潜在的古老）根源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积累宝贵“收藏”的机会，以便留作后代的传家宝。这一机会暗示：每个人都可以是亨廷顿、弗里克或摩根，当然，起步稍嫌晚了一点，但至少已开始了必定具有投资兼家族流传价值的收藏。商品目录迎合贪欲的倾向是明显的：“日益难觅的维多利亚时代烤面包片架是收藏者理想的投资对象。”事实上，向中产阶级或更低阶层兜售“收藏货品”的生意眼下已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

——保罗·福塞尔《格调》

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钱和权力对于一个生活在商业社会里的人来说不可全无，否则你会生活得没有尊严和安全感。但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的生活也不值得，因为缺少品味。那幺罗兰·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闲暇用来做什幺呢？他简单地回答道：“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简言之，过有品味的生活。

——保罗·福塞尔《格调》

……我不由地想到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钱和权力对于一个生活在商业社会里的人来说不可全无，否则你会生活得没有尊严和安全感。但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的生活也不值得，因为缺少品味。那幺罗兰·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闲暇用来做什幺呢？他简单地回答道：“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简言之，过有品位的生活。

——保罗·福塞尔《格调》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需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T·莫罗依所着《为成功着装》（1975）和《为成功而生活》(1981)，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将自己称作“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位企业雇员都看上去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或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域也要与您的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能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伊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幺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幺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伊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伺，他们的举动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精确无误。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经常担心会不会冒犯别人的中产阶级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销目标，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了，整个“除臭”工业恐怕会就此坍塌。由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出门购物时总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就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对刨根问...

——保罗·福塞尔《格调》

Class.mobi2013-06-12 00:45:58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2013-06-12 16:22:04第一篇　敏感话题2013-06-14 17:35:01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2013-06-14 17:38:25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2013-06-14 17:38:33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2013-06-14 17:40:09《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　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2013-06-14 17:44:33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2013-06-15 09:52:38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

——保罗·福塞尔《格调》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须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莫罗依（John T.Molloy）所着《为成功着装》（Dress for Success，1975年）和《为成功而生活》（Molloy’s live for success，1981年），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自称“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使每一位企业雇员看上去都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要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也要与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依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幺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幺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依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同，他们的举止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一丝不苟。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毫无疑问，像莫罗依和麦克尔·科尔达［Michael Korda，《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Success! How Ever...

——保罗·福塞尔《格调》

你会注意到贫民阶层的女士比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士要笑得更频繁，嘴也咧得更大。一方面，她们喜爱展示自己漂亮的牙齿，当然是假的；另一方面，她们沉浸在那种急于告诉别人“我今天很快乐”的文化里，大多数时候会忍不住流露出带有防范性的乐观主义。中上阶层女士几乎无一例外地身着灰色法兰绒裙，斯图亚特格子裙，或者卡其布长裤，藏青色卡迪根式开襟毛线衣（有时是缆绳状花样针织），彼得番式衣领的白衬衫，平跟鞋，最好用无边平顶帽罩住头发。气温低时，披上蓝色上衣。如果有公事在身，则改穿灰色法兰绒外套。但无论什幺衣服，最理想的颜色是真正的藏青色。多层混穿屡见不鲜，低调则是共同的倾向。她希望女人身着藏青色或灰色由裁缝制作的外套，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女性化的男人。毋庸置疑的是，绝不允许出现连裤套装，尤其不能是紫色的，更不用说紫色涤纶的了。这是经典的贫民阶层服装，绝对的最低等极标志。除藏青色外，颜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档次。至于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档次，也就是说，羊毛、丝绸、棉和各类动物皮毛。仅此无它。范伯伦早在 1899 年就慧眼辨识出这一点，他是这样从总体上来谈论大批量制造的产品的：“粗俗和教养不良之辈都崇拜和偏爱机器制造的日用品，因为机器制造的东西实在太十全十美。这些人对于高贵的消费品从未哪怕稍加关注。”对真正的中上阶层，尤为重要的是完全摒弃人造纤维。贫民阶层感觉到有必要穿戴易读服饰，存在若干心理原因，因此他们看上去并不滑稽可笑，反到惹人同情。穿上一件印有“运动画刊”、“给他力”(一种运动员饮料)或者“莱斯特·拉宁”字样的衣服，贫民人士会觉得自己与某个全球公认的成功企业有了联系，于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获得了一种重要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幺每年五月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赛车跑道周围，能见到一些成年男人穿着荒唐蹩脚的衣服骄做地晃来晃去，那上面必然写着“GOODYEAR”（美国著名汽车轮胎公司...

——保罗·福塞尔《格调》

老左派的革命通常是一种不涉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经济革命，所以欧文・豪那一代老左派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保守派特里林小圈子一样，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特里林本人就以马修・阿诺德遗产的美国传人自居），而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士，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当特里林小圈子以“无知”来奚落波希米亚人时，波希米亚人大可把这一恶名抛回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对“高级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大众文化、先锋派等等）更加无知，仿佛“文化”指的就是“任何一个学习人为学科和当代文明专业的大学生在第一学年就能接触到的那种“高雅'文化”（秋克斯坦语），而狄克斯坦则尖锐地指出：“但是，所谓高雅文化者，不就是经过规整的先前的犯上作乱的记录，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先锋们的历史，是那些被供奉进了万圣殿并一直受人膜拜的丑闻集吗？可五十年代的最大特点却是偏爱一成不变地在文化上------在诗与非诗之间，在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之间，在高级文化、中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在诗与宣传品之间，在文化与野蛮之间------作出区分、排斥异己、设置等级。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感受力”的提出，意味着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开始明确地与高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尤其是在处于激进政治热情急剧跌落的余波中的美国，更常见的是一种只能被称作“宗教同路人”的态度。这是一种没有内容的虔诚。一种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教规的虔诚。它以不同的方式将怀旧和宽慰包含在内：因神圣感的失落而怀旧，因一种不可承受的重负已被卸除而宽慰（虽有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贫乏感，但坚信降临于古老信仰之上的东西不可避免）。不像政治同路人的情形，宗教同路并非起因于一种群体性的、日渐深入人心的理想主义所具有的吸引力，一种尽管同时也强烈地感到自己不能完全与该运动认同的吸引力，而是起因于宗教的一种衰弱感：既然知道古老的善业已经失势，那落井下石似乎没有必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一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因此也是文化终结的时代：如果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也许是对终结的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并不比三十年前那种认为我们站在文化和社会的一个伟大的、积极的转型时期的门槛上的观点更虚幻。不，这不是幻觉，我这样认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科幻电影关切的是毁灭的美学，是在毁灭的创造和混乱的制造中发现的独特的美。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的精髓正在于毁灭的意象。这也是那些平庸的电影的不足之处——在这些影片中，魔鬼突然出现在某个看上去乏味的小城镇里，或航天器突然在这个小城镇里着陆（好莱坞为一部科幻电影做的预算，总要标明这样的小城镇应选在亚里桑那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里。）科幻电影对非人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悲叹非人化是恐怖之极的状态。另一方面，非人化的入侵者的某些经过变更和伪装的特征——诸如理智对于情感的支配、理想化的协同工作、科学的创造共识的活动、道德的明显的简单化——正是拯救者或科学家的特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科幻电影对非人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悲叹非人化是恐怖之极的状态。另一方面，非人化的入侵者的某些经过变更和伪装的特征——诸如理智对于情感的支配、理想化的协同工作、科学的创造共识的活动、道德的明显的简单化——正是拯救者-科学家的特征。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上，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所信奉的那种自由不羁，我所提倡的那股闯劲，在我当时看来——亦在如今看来——并无新意。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场古老的战役中一位皮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它们（纽约和巴黎）恰好是我当初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充满了发现、灵感以及种种可能性的感觉。我关心其作品的那些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大胆冒险以及毫无私心，似乎正是本该如此的样子。...我想我在凌空高飞，把一切尽收眼底，有时则俯冲而下，以便看的清楚些。...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学的年轻学者，我不过把我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特迦（《艺术的非人化》时期的奥特加）以及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所接受过来的那种唯美派观点引申到一些新的材料上而已。...我是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还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离的道德家。...我写作这些文章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因此也是文化终结的时代：如果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三十年后，严肃标准几乎悉数土崩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幺一种文化，其最浅显易懂、最有说服力的价值来自娱乐业。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你的确说过：“让你体验到新感觉的事件永远是一个人最珍贵的经历。”你还说过：“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去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去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我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和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的结尾处看到他发表那番伟大的人文主义演讲时一样，深为感动。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但这很难。问题在于，意识是如此不可思议之物，因为一旦你确实对一切有了意识，你就会立即意识到还有更多。而一旦你为自已设立了一个理想，你就会看到这个理想的局限所在。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问题在于，意识是如此不可思议之物，因为一旦你确实对一切有了意识，你就会立即意识到还有更多。而一且你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理想，你就会看到这个理想的局限所在。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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