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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满城尽是汉奸床上的刺激倒是其次,一回两回三回以至卅回,再刺激的男人亦会渐觉无味,像烤鸡的肉啃光了,再吮一轮鸡骨,没有保留的必要。懂是一回事,要他付出到不想付出的地步又是另一回事,原来再亲近再相依为命的人之间毕竟仍有防线,万万不可逾越,也唯有在碰触到防线的时候,始可看见一个真实的对方。十三 平素音容成隔世有爱的人必须有用,有用的人才值得去爱,否则只变成负担。他能够接受自己并非张迪臣的唯一,但当两人相处,在短暂的时间里,如果还被挤进其他人,这样的场面,再热闹亦是寂寞。陆南才本想反问,那么,我也是你的世界吗?但忍住了。明知道不是,何必问?自问自答便行了,在心里,是鸠但啦,有这一刻便够了。他其实是在说给自己听,每说一次便是怀念一次,也再一次体会对方和自己的存在。任何人都要找机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否则不易有活下去的勇气。时局混乱,愈应四方不忌、广结善缘。十四 xx日报要好好守护秘密,最好的法子唯有绝口不提,好的坏的都不提,千万别太信任自己的分寸,许多时候,自己最能出卖自己。十五 塘西名花花影恨人特别乱,他早就心里有数,否则当初也不会这么容易搭上。搭上了一个精于玩乐的人,如果以为他从此养性收心,只是自己的天真。而且不见得是好事。养了性,收了心,变成另一个人,真的更值得爱?还是,将会失去先前的快乐?陆南才早已想通了答案,可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眼睁睁面对道理又是另一回事,道理像远看的珠宝非常悦目,但当从远处掷来而狠狠击中了身体,珠宝亦是石头,会让人痛彻心扉。是鸠但啦,就当作没见过,今晚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是最近忙乱后的幻觉,都不存在,明早睡醒后一切如常,他坚决不会对张迪臣追问半句。好不容易遇见一个自己信任的人,他乐意信任下去,只要乐意,便是值得。陆南才早已不想此事了,是鸠但啦,又唔系做夫妻做人世,只要在一起时开开心心便够了,说到底,张迪臣在骚格烂有...
——马家辉《龙头凤尾》
人死了,当然一切都完了。尘归尘,土归土,下世投胎要投好。这是我外婆挂在嘴边的话。但她也说过“人死如灯灭”,年轻的我喜欢对她挑衅,问“如果人死如灯灭,什么都冇了,还投什么胎呀?”我外婆一边抽烟,一边淡然地自圆其说:“有谁知道呢?可能如灯灭,也可能会投胎,活着的人不知道,死了的人不会回来告诉你。所以啰,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都说一些,什么都信一些,最后不管谁对谁错,两边都有你的份,包无蚀底。”我一直记得这段话,并深受影响。长大后,我确曾尝试过什么都做做,什么都试试,什么都信一些也不信一些,否则不感踏实,没有安全感。可是再长大后,亦即当有了若干年纪,到了中年,始明白,不,不是的,做人必须好好选择,你选了做什么和信什么,就该全心全意去做,全心全意去信,生命太短暂了,把数十年放在做某种人和信某些事之上还嫌不够,若再分心,结果必难成事。然后又再比长大更长大了些以后,亦即开始老去,终究觉得我外婆说得有道理。但跟谁对谁错无关。而是,谁对谁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了,你信了,你体验过了,那才是你的,都是你的,里面都有你的份,等于替生命灌注了不同的可能性,聊胜于无地补救了生命的单一和枯燥。可惜我没法跟我外婆说明这看法,除非人死确实不如灯灭,我还有机会在某个空间、用某种形式跟她重逢。
——马家辉《龙头凤尾》
预知自己的死亡方式并不使我恐惧,反让我得到生命中总算有了可以预测的事情的实在感。我跟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赌局:不知何故我猜结束我生命的必是心脏病,而非肺病。这将是我生命途上的最后一盘赌博,答案揭晓之际,便是生命结束之时,我充满期盼。先后有三四位少爷都织田发誓要娶她回家,但都只是嘴巴讲讲。发誓时有理由,不从誓时也有理由,原来人间处处是理由,端看你选择去说哪个道理。有了不奇怪,才有奇怪。如果不跟别人比,只看自己,再奇怪的事亦很正常。凡事不去比较,便没烦恼了。管它奇不奇怪,最重要是自己喜不喜欢。可是在这样的时局里,怎可能不冒犯?存在便是冒犯,每个人是单独的每个人,却又都背负着世界的混乱,以及混乱里的怨怼,人被时代碾碎,再搓揉成团块,像厨房桌上的面粉,无论是否看得见,上面都有手纹的污印。自圆其说比真真假假来得重要。真可圆,假也可圆,世事只有圆不圆,没有真不真。“你的张迪臣。你的张迪臣。”陆南才低声反复诵念。仙蒂看着他的眼睛,分享他罕有展露的温柔,不忍心告诉陆南才,鬼佬写信用的下款都是“Yours”,不管收信者是阿猫阿狗,他都是他们的。永不能见,平素音容成隔世;别无复面,有缘遇合卜他生。张迪臣选了淡蓝色,说像他家乡骚格烂的湖水。陆南才要求用青绿色,说像他家乡河石镇的草地。又只是十五分钟,文好了,陆南才心满意足地用左手轻抚右臂,觉得和张迪臣之间有了剪不断的联系,像有一根细幼的绳子把两人缚在一起,这端是青,那端是蓝,见字如见人,互相铭印在对方身上。
——马家辉《龙头凤尾》
陆南才的故事说完了。 人死了,当然一切都完了。尘归尘,土归土,下世投胎要投好。这是我外婆挂在嘴边的话。但她也说过“人死如灯灭”,年轻的我喜欢对她挑衅,问:“如果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有了,还投什么胎呀?”我外婆一边抽烟,一边淡然地自圆其说:“有谁知道呢?可能如灯灭,也可能会投胎,活着的人不知道,死了的人不会回来告诉你。所以啰,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都说一些,什么都信一些,最后不管谁对谁错,两边都有你的份,包无蚀底。”我一直记得这段话,并深受影响。长大后,我确曾尝试什么都做做,什么都试试,什么都信一些也不信一些,否则不感踏实,没有安全感。可是再长大后,亦即当有了若干年纪,到了中年,始明白,不,不是的,做人必须好好选择,你选了做什么和信什么,就该全心全意去做、全心全意去信,生命太短暂了,把数十年放在做某种人和信某些事之上还嫌不够,若再分心,结果必难成事。然而又再比长大更长大了些以后,亦即开始老去,终究觉得我外婆说得有道理。但跟谁对谁错无关。而是,谁对谁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了,你信了,你体验过了,那才是你的,都是你的,里面都有你的份,等于替生命灌注了不同的可能性,聊胜于无地补救了生命的单一和枯燥。可惜我没法跟我外婆说明这看法,除非人死确实不如灯灭,我还有机会在某个空间、用某种形式跟她重逢。人死或者真的不如灯灭,至少,不一定马上灭。我外婆去世那夜,她在医院床上,我在家中睡房,睡至半夜忽然听见她喊我的名字,声音初时在耳边,家辉,家辉,渐喊渐远渐无声,我惊醒过来,一个箭步冲到客厅,高声问:“谁?谁叫我?是阿婆吗?阿婆,你在哪里?”墙钟显示时间是凌晨三点廿四分。翌晨,我外公打电话到我家,说昨晚大约三点多,医院来电谓我外婆在梦中病逝。我坚定地相信她的魂魄曾经回来看我一眼,在三个外孙里面,我外婆跟我最亲近,尤其在好多好多年后,在我得知我外公跟洋船长的关系后,我更经常想念我外婆,好奇...
——马家辉《龙头凤尾》
厨房狭小,两人几乎是身贴身站着,阿凤望向丽萍,忍不再啰唆提醒:“我以前听老人家说过,‘男人要负责任,女人要明事理',做得到的便是好人。我以前认为有道理,但后来觉得这只是温女人的笨。要女人负责任的事情还少吗?又难道男人不需要明事理?做人嘛,应该负责任的时候就要负,要明事理的时候就要明,还分什么男女?”顿一顿,她又说:“记住,以后你交男朋友,不仅要看他是不是对你好,更要看他对其他人好不好,尤其对亲人够不够好。一个只对你好的人,靠不住,因为他随时会对你跟对其他人一样坏。你要揾个心地好的人,就算到了关系恶劣的时候,他仍然愿意维护你,至少不愿意伤害你。当然你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人,做好人。” 丽萍嘟起嘴唇,像孩子般用两只手掌捂住耳朵,嗔道:“哎呀太复杂了。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做人好难啊!” 阿凤道:“谁说过做人容易?”仿佛也是在提醒自己。 丽萍忽然把手里的碗碟搁下,在围裙上拭一下手,然后拉住母亲的胳臂,把脸依偎在上面,撒娇道:“幸好我有个好人妈咪! 阿风笑道:“傻妹猪。好人会变坏,坏人也会变好。有几坏,有几好,自己最清楚。”她轻轻摩挲丽萍的脸庞,柔顺、饱满,阵阵青春气息传到手掌上。她忽然叹一口气,疼惜女儿们还有一段漫长的日子,唯愿她们能够维持善良的心,也能够遇上好的人,对的人,万一跌倒了,甚至做错了,仍然站得起身,拍走衣衫上的尘土,抹去脸上的污垢,继续前行,不至于绝望。她自己这几年生活积极,自从有了开店的主意,奋力赚钱存钱,累归累,但有把握抵达目的地,而家人在旁同行,路途上的每个脚步都让她感到温暖。偶尔午夜梦回,她忆起怀着天恩时的邪恶念头,未免不寒而栗得双手颤抖,幸好天恩的来临,以及子明和女儿们的出现,让她重新燃起生命盼望,像炉里的炭火再次熊熊地、猛烈地烧得旺盛,她自觉有能力既照顾好家人,也一步一步走向目标。她多么渴望人生像厨盆里的碗碟和筷子,所有...
——马家辉《双天至尊》
子明对阿凤说了一轮白天在道馆观看人类登陆月球新闻时的感慨。她没停下手,菜刀上下切动,右臂赘肉跟随菜刀颤抖。她说:“呵,你这真是杞人忧天。难道航天员揾唔到嫦娥,大家就不烧香拜神吗?家里死了人,不需要出殡打斋?中元清明,无必要上香念经?我不相信洋人也从此不上圣堂。鬼佬射他们的飞船火箭,你念你的《太上清静经》,他们在太空见不着神仙,你在自己的心里见得到,不就行了?你说过,世人不知道的事多得很,老天把你放在什么戏台,你便唱什么戏码,管它戏真戏假,最重要的是台下坐了观众。我被你说服,你现在反而怀疑自己了? 听了阿凤的安慰,子明抬掌佯装自掴脸颊,乞乞笑道:“对,对。我糊涂。月球可以行嫦娥,地球却不可以冇喃呒佬,我更不可以有你和孩子。妙哉,妙哉!”结婚以前他觉得阿凤像女儿,她聆听他讲道理,婚后愈久他却愈觉她似母亲,他听从她的叮咛。也许男人娶妻,最渴求也最难求的不外是听与被听,其余的,可有可无,而且不难找到替代。爱不是热情,也非激动,也可能跟忠诚无关,而是她迷路了,你有耐性给她指路,你累了,她不嫌弃,坚持在旁搀扶。走着走着,一起走到终点,当然最妙是一起成仙。
——马家辉《双天至尊》
忽然,孩子们跑到长椅不远处的秋千架旁,争先抢后地往上挤坐,起了争执,其中一人被推了一把,脚步踉跄地跌了一跤,他爬起身冲前跟对方扭打,然而很快败阵,被骑压在地上狠掴巴掌。他哇哇地哭,其他孩子起哄嘲笑。阿凤冷冷看着,不知道为什么生不起怜悯。她痛恨自己想起那个王八蛋在医院里说的那句“就系咁啰”,可是,无法不承认,生命里的许许多多事情,好的恶的,发生了,也都就系咁啰。强者赢了,笑了,弱者败了,哭了,孩子们越早明白这道理对他们越好。但话说回来,那男孩日后长大,如果有足够的运气,壮大了力量,慢慢回来报仇也不算迟。报仇是需要耐性的,可是必须记住你的仇人,更要先找得到你的仇人,万一找不到,有仇无处报,便是白白被欺负了。阿凤隔着毛衣轻抚微微隆起的肚皮,抚了一圈又一圈,她恨不得孩子马上降临人间,她明白自己的仇人何在。
——马家辉《双天至尊》
赵姨娘深知:欲为自己亲生子谋求“正式地位”,继承“冠带家私”,必须锄掉了宝玉这棵灵芝草。而要除宝玉,又必须先除两个:一个是凤姐儿,一个是林姑娘。假如你一时弄不清这是何道理,那证明你“看棋”还不如赵姨娘看得透,她知道:宝玉是个“废物”,不能自保之人;保他的,老太太不在言下了,还要先数两个人:凤姐是他实际利益(物质)的保护人,黛玉是他感情利益(精神)的保护人。没了凤姐,宝玉便不能“自理生活”;没了黛玉,宝玉便要神经狂乱,变为疯傻。所以老太太、凤姐、宝玉、黛玉,这四个是全书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周汝昌《红楼小讲》
当然,诗有各式各样奇情异采,焉能如同日常白话。诗(包括词典……)有时是要讲一讲的,讲讲可以帮助理解,启发意趣,交流情感,不妨就说是一种“诗的网络”,让我们共同欣赏这些佳句名篇吧。 其实所谓“诗的网络”,也不过是人的心灵的网络:诗者(通称诗人)的心,讲者的心,读者的心,此“三心”的交感互通,构成了中华诗道的“千秋一寸心”。中华诗的特色,源于中华汉字本身的极大特点:四声平仄、音义对仗,历史文化典故的的奇妙作用与运用……这些,却被所谓的“文学改良”给“改”掉了,即取消了。于是剩下的就是我此刻写的这种乏味的白话文了。拿这种取消了“诗”的质素的“白话文”来讲诗,这事本身就富有讽刺意味。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中华诗,讲究有灵性,有神韵,有境界;假如没有这种特色,就不会成为好诗——甚至够不上真诗。而这种特色,单靠讲解又是不够的。讲解是语言文字,它无法传达“意思”、“道理”、“评论”、“说明”等等以外的精确含义,所以还需要读诗者自身的领悟和感受。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不是故弄玄虚,实在是真有此事、此理、此境。问题也许会落到:究竟什么是性灵?什么是神韵?又什么是境界…… 简而言之,粗陈大概,可以这么回答:性灵是灵心慧性,能在世俗通常的“哲思逻辑”、“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价值观”之“外”,另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感受领悟能力,能说出常人所不能、不会表达的目境和心境——诗的境界,即精神活动感爱领悟的高低深浅的“层次”,不是“环境”、“境遇”的那个“境”,也不是等同于“景色”的实境。 神,是精神之不灭而长存的“力量”和“状态”。韵,是悠扬飘渺而绵绵不尽的“音声”之魂——它能“绕梁三日”,“袅袅不绝”,总在耳际、心际萦回往复。大约人类以语言文字而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当以本身具有特定诗质而产生了上述诸般魅力的汉字语文为之最。 中华诗与中华汉字特点是...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对于树儿的人际冲突,我一般遵循一个原则:先不插手,让孩子们自己解决,然后听双方的解释,再找第三方求证,在大致了解情况后再介入。我希望树儿能相信,假如真的是对方错了,妈妈不会尿,不会因为觉得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就妥协隐忍。同时,我也希望其他孩子能相信,树儿妈妈不是一个极端护犊子、不讲道理的妈妈。在树儿的学校社交中,我扮演了“陪同翻译”的角色。她的一些不恰当社交的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经过我的翻译变成了孩子们能理解的话。一般情况下,我都不去发挥翻译作用,过度翻译、解读也可能曲解了树儿的本意。有时候我也不理解树儿到底为什么突然情绪炸锅,我会和孩子们站在一起看着她哭闹不休、胡言乱语,一起猜可能导致她情绪崩溃的原因。
——朱矛矛《树儿》
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赖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如果它们进入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 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 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P1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种人的存在与行动合一的特殊关系,似乎充分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0 on politikon)最早被译作社会动物( animal socialis)是有道理的。这个翻译在塞涅卡那里就已出现,后来经由托马斯·阿奎那,变成对亚里士多德名言的标准翻译: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会的( 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idet, socialis[2。不过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说服力的是,“社会”一词对“政治”一词的无意识取代,已经暴露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希腊原初对政治的理解。因为有意思(但并非关键性)的是,“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在希腊语言或思想中都找不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词。不过拉丁语 societas的用法最初有着虽有限却清楚的政治含义:它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比如一群人为了统治另一群人而组织起来,甚至为了24犯一桩罪行而组织起来。3只是随着后来人一类社会( societas generisiuma概念的出现,“社会”这个词オ开始获得它作为一种基本人类状况的一般性意义。不是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无视人不能在人群之外生活的事实,但他们不把这一状况视为人特有的特征;相反,由于它是人的生活与动物生活共有的方面,从而本质上就不是人的特征。人类种群纯自然的社会联合被认为是生物生命需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无论对于人类动物还是对于其他动物生命形式来说,都是相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换;如果它们进人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 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permanence),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オ变得一目了然,以全一 朽的告一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预告一一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不管是繁殖的急剧增长还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化(即社会或集体的人一类代替个人成为过程主体),都不能消除(生命显示于其中的)身体过程或劳动活动本身经验的严格乃至冷酷的私人性。物品的丰裕或劳动时间的缩短都无法导致一个公共世界的建立;遭受剥夺的劳动动物也不会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他自己私人的藏身之所,一个保护他自己免受公共领域侵犯的地方,就变得不那么私人了。马克思正确预言了在“社会生产力”不受阻得发展的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消亡”(尽管他为之欢欣鼓舞是没道理的);同样,在他预见到未来“社会化的人”将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把他们的自由时间花在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本质上无世界的那些活动(我们今天称为“业余爱好”)中的时候,他也正确地贯彻了他作为劳动物的人的概念。(84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与制作不同,行动从来不可能在孤独中存在,孤独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行动和言说都需要周围他人的在场,正如制作需要周围自然的在场为它提供材料,并需要一个世界来安放制成品一样。世界环绕着制作活动并持续地与之发生联系,他人的言行之网环绕行动和言说并持续地与之发生联系。人民普遍持有的“强者”能遗世独立,他的力量仅在于他自身的存在的信念,要么是纯粹的迷信,建立在人能够在人类事务领域“制造”出什么——例如能像“制造”桌子和椅子一样“制造”制度和法律,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好”或“更坏”——的幻觉之上,要么是处于对所有行动(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的绝望。并伴随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希望:像对待其他“材料”那样对待人是可能的。单子啊行动处于危急关头时,每个生产过程所必须的个人力量变得无足轻重,无论这种力量是理智的还是纯粹物质的。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即强者或者超人不知道如何获取同伴的帮助及和做从而变得无能。他的失败常常被归咎于多数人天生的备件和杰出人物在多数平庸者身上激起的怨恨,这样的观察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为了阐明这里存在的危险,我们要记得在指称”行动“这个动词时,希腊和拉丁语与现代语言不同,包含着两个全然有别又相互联系的词。希腊语中是两个动词archein(“开始”、“领导”,最后指“统治”)和prattein(“经历”、“赢得”、“完成”),相当于拉丁语中两个动词agere(“发动”、“领导”)和gerere(愿意是“忍受”)。这里似乎每个行动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另一部分是许多人加入,“忍受”、坚持到底、把事业“完成”而得到的成果。这些词不仅以相近的方式内在联系着,而且它们使用上的历史也非常相近。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演变中,最初仅指称行动的第二部分的词,行动的成果(prattein和gerere)变成了通常接受下来的表示行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同样有理由让自然科学为人类绝望和现代特定的虚无主义的确然上升负责,现代虚无主义已经弥漫到了更大数目的人群当中,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自然科学家也未能幸免。而在19世纪,他们还以坚定的乐观主义来反抗当时思想家和诗人同样有道理的悲观主义。伽利略开创的现代天体物理学世界观,以及它对感官解释实在的充分性的否定,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宇宙——我们对其性质的了解仅限于这些性质影响我们的测量器具的方式,用爱丁顿的话说:“前者与后者的相似程度,就好比一个电话号码与电话用户的相似程度。”换言之,我们发现的是工具,而不是客观性质,更不是自然或宇宙,用海森堡的话说——人遭遇的只是他自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此,她生命的更糟阶段就曾教给她如下的道理:当你能讲述或书写关于生活的故事和诗时,请不要去使自己的生活诗意化,把它当成艺术品那样去度过它(像歌德曾经做过的那样),也不要利用它来实现某个‘观念’。生活也许包含着‘本质’(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而回忆这一在想象中进行的重复行为,或许能释放这一‘本质’并把‘灵药’赐给你,而你最终甚至可能被允许用它来‘调制’某些东西,来‘酝酿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本质也非灵药,而如果你想这样对待它,它就只会和你开恶作剧般的玩笑。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匈牙利人当然期望把本国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己有。艾希曼的愤怒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交易违背了纳粹一贯的宽容政策,因为在协助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犹太间题时,除了要求犹太人自付其遣送费和处决费之外,不会染指他们的财产。遣送费和处决费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斯洛伐克,每个犹太人需要支付三百到五百帝国马克,而在克罗地亚只需要三十,法国七百,比利时两百五十。(似乎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有人支付过。)战争后期,德国人要求匈牙利以物品形式支付,即把食品运到德国,数量由犹太人在遣送途中可能发生的消耗量决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德国主子公开推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人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反而成...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淇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人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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