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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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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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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快乐的对立面。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后悔?我对自已说,后悔什么呢?我这种无视后悔的态度,部分源于我身上重常识轻想象力的优点,既然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还不如趁早忘记。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很幸运,超出了他对自已的期待值,到了最后,这个人很可能因此变得得意扬扬。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开始感觉常疲倦,我此前每天一直开车上班,将车停在距公室步行十五分钟的车库,这一向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路,因为会穿过罗素广场。但现在,这十五分钟步行让我觉得疲惫不堪,我的脚不听使唤,必须非常小心才能避免被绊倒,我甚至开始恐惧这段步行。有个周未和母亲在一起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脾气很坏,非常疲惫,毫无道理地落泪,因此一回家我就立刻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血压很高,实际上过于高了。这事对我,既是个警告,也是个解脱:警告是因为我开始隐隐害怕自己将来会中风,解脱则是因为我找到了不舒服的真实理由,这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医生说不难想象我承受了很大压力,让我立即休息一段时间。此外我还忽视了体重,已经好几个月没称体重,现在已经长到八十公斤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任何超过八十九岁的人同头看自己的一生,都会看到星星点点的后悔。毕竟,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不足和懒惰。被人忽略的地方,曾有的疏忽之处…一个人出于无数原因,可能连自己的理想也未必能实现,更别说别人或更出色的人为他设置的目标了。这些事情一定会、绝对会在你生命里堆积出大量的遗憾,不过在我此刻目力可见的范围内,它们却已经消失了。后悔?我对自己说,后悔什么呢?我这种无视后悔的态度,部分源于我身上重常识轻想象力的优点,既然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还不如趁早忘记。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很幸运,超出了他对自己的期待值,到了最后,这个人很可能因此变得得意扬杨。这种想法可能不怎么令我舒服,但我还是想深人研究一下。 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这样的缺失对女人来说本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对我的影响没这么大。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除了那仅有的一次之外,我身上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这一缺点或许天生如此吧。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人们所希望的,无非是最后一刻能待在自己家中,身边陪伴着自己爱和信任的人。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金钱方面相当白痴,让他忍不住想占便宜。我如果大吵大闹他肯定会就范,但我实在太懒,不愿面对那样的争执。(大概很多人骨子里都有这种怯懦,不喜欢冲突,遇到冲突第一想法不是争取自身利益,而是尽力避免冲突。喜欢阅读思考的人更能发现自身这一点。我想我知道妈妈的真实理由,她其实是不愿意待在那里面对死亡,希望外婆能趁她不在场时死去,她最后如愿以偿。我妈妈这辈子都是个被宠坏的小女儿,逃脱一切责任的任性孩子,完全不像她的哥哥姐姐。我为她感到羞耻,甚至震惊,但我却不能责备她,因为那时我与她联系也很少,正处于从家庭依赖感解脱出来的自由之中,但不可思议的血缘联系让我从心底里体会到至亲的感受。到现在,我都无法将她的自私变成我无法对她尽责的借口。她不再具有调整自己去配合别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无非是纵容她更多地沉浸于自我之中。但疾病袭击的长度和强度逐渐增加,幸好我在左右,帮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但我对前景危机的焦虑感并未因此减轻,反而加重了。我常在午夜惊醒,不安啃噬着我的神经,我几乎无法再次入眠。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有个周末和母亲在一起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脾气很坏,非常疲惫,毫无道理地落泪,因此一回家我就立刻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血压很高,实际上过于高了。(通过自己的情绪而认识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学会去宽容别人的病理性表现。而不是粗暴的把一个人外在表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质。)想到她已经死了,似乎是一种安慰,因为她对自己外观如何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我最喜欢的在黑夜漂向大海的意象,被如此清晰地证明为胡说八道,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玛丽亚的尸体充分说明,就算最快速的死亡也很恶心。我只不过是为人类肉体的腐朽和瓦解而颤抖,其实,承认这种瓦解很寻常,感觉这一过程,并不是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两万分之一。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他意识到,自己对待供应商的方式与上级对待他的方式类似,总在发号施令,在节奏加快时无法控制焦虑传递,甚至会指责对方。他说:“以前也会觉得心虚。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很多事其实大家都不懂。”有一次,他硬着头皮去给建议,在场的人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最后的效果也不错。他从这件事中得到经验:职场有时就是个草台班子,比的就是看谁有自信,敢于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必须要有人下指令,否则无人愿意负责,事情就停摆了。”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纽纳姆学院生活期间,哈里森生活的小圈子信奉开明的价值观,坚信女性在智识上与男性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哈里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她对外的形象有悖于公众对女老师性情恭顺、富有母性的期望,这使得保守的剑桥大学古典学师生纷纷对她侧目而视,还有谣言称哈里森向学院女学生教授萨波的诗歌,借此鼓吹“自由恋爱”。哈里森提出新理论之后,整座剑桥小镇到处流传着对她的中伤。人们举出种种原因来攻讦她的著作:证据过少、主观臆断;章节散漫、缺乏条理且语言过于感性;刻意抬高女性地位,仿佛专门制订了女性主义议事日程;文本风格“过分修饰”,有“失于理性”“过分主观”“宣传教化”之嫌。急于否定哈里森结论的评论家甚至将哈里森的著作与芭蕾舞女演员伊莎朵拉·邓肯所崇尚的狂乐乱舞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相提并论,将哈里森归类为现代传统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而不是处理真实材料的严肃历史学家。随着她在剑桥大学待的时间愈久,纽纳姆学院以外的同行对她的批评愈加激烈。哈里森于1916年提出假设,俄国传统木偶戏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这一古老传说有可能共同发源于仪式性舞蹈。威廉·里奇韦爵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国家联盟成员,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十分活跃)写信给剑桥大学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国王学院院长M. R. 詹姆斯,谴责哈里森的推断是“无惧无耻的一派胡言,彻头彻尾败坏年轻一辈思想的言论”。对此,M. R .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哈里森大加斥责,列举她在学术方面的罪责:掌握拉丁语谚语的水平不足,侮辱攻击基督教信仰。哈里森公开表示不会迎合所谓“学者印象”的文化霸权,对于同时代学者轰轰烈烈的反对反而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她大胆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她后来在梅克伦堡广场家中撰写《忒弥斯》时写道:“对于同时代持传统信仰者,对于年轻一代反对社会变革者,《忒弥斯》是一本危险的作品。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有一只手已经攀...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近几年,我走的地方多了,见的世面多了,遇到的各色人等多了。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留心看一看,问一问,想一想。一来二去,我懂得了一些道理。
——姚雪垠《李自成》
“哼,好个‘松了劲’!一切事都坏在‘松了劲’这三个字上!即使有朝一日得了天下,我们也不能睡懒觉。卧薪尝胆,兢兢业业,能创业,也能守成;一旦松了劲,什么事都要弄坏。”“我们看一个人,看一个人家,别的不用看,就看有没有兴家立业的气象。有,就是有出息;没,就是没出息。打江山,守江山,也是这一个道理。上下部振作,没有兢兢业业的劲儿,纵然看来是几百年的一统天下,也会亡国。上下一心,日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发奋图强,又常想着如何为百姓兴利除弊,纵然力量小,颠沛流离,也不可轻视。自古豪杰起事,哪一个不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汉高祖起事时才只有几百人,比咱们今天差的远哩!”
——姚雪垠《李自成》
红娘子想了一想,觉得丈夫的话也有道理,叹口气说:“人不幸托生成一个女人,就不能够在战场上同男人一样一显身手。幸而我还略通武艺,能够上马杀敌。现在不让我在战场上为闯王出力报效,日后生儿育女,岂不是更无机会?唉,女人!女人!”
——姚雪垠《李自成》
“你不是见道不深,而是根本没有见道。以后好生在践履笃实处下功夫,不要光记得书上的道理。”
——姚雪垠《李自成》
近一两年来,他常常在心中琢磨着要得天下必须如何解民倒悬收买民心,为着这问题,他在不打仗的时间用功读书,要从书上多知道古人成败的道理,也喜欢找一些老年人闲论古今和民间疾苦。
——姚雪垠《李自成》
两年前,他看见双喜和张鼐在作战中特别勇敢,武艺也好,就把他们从孩儿兵营里调出来,放在自己身边,好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战斗中锻炼,也使他们学到指挥作战的道理。
——姚雪垠《李自成》
有时看看城市的情景,看它怎样苏醒、起来、生火、喧腾和热闹——有时在这样的情景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变得渺不足道了,好像有人弹了一下你那爱管闲事的鼻子,你就把手一摆,慢慢走你自己的路,比水还平静,比小草还低微!现在,您再来仔细瞧瞧,在这些被烟熏黑的高大坚固的楼房里都在干些什么,您深入地研究一下,自己再来判断判断:毫无道理地妄自菲薄,使自己置身于不体面的尴尬处境,这样做公平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这并不可耻,也不屈尊嘛!”你们也许会轻蔑地摇摇头,对我说道。“您渴望生话,于是您自己就用混乱的逻辑来解决生活中遇到问题。您的乖常的举动是多么令人生厌和多么放肆,同时您又是多么害怕啊!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还感到十分得意,您说了一些十分放肆的话,而自己又不断为这些放肆的话感到害怕,请求原谅。您硬说您什么也不怕,与此同时,又对我们的意见奉迎巴结。您硬说您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又说些俏皮话想逗我们开心。您自己也知道您的俏皮话并不俏皮,但是您却显然对此很得意,自以为妙语连珠,字字珠玑。您也许的确受过苦难,可是您却丝毫也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可是您动机不纯;您出于一种最渺小的虚荣心把您本来有道理的话拿来炫耀,拿来自取其辱,拿来做交易…您的确有话要说,但是您出于害怕又把您最后要说的话藏着掖着,因为您没有勇气把它说出来,而只是一味地无耻纠缠而又胆小如鼠。您以意识自夸,但是您只会动摇不定,因为您虽然不停地动脑子,但是您的心却海淫诲盗,是闭塞的,而没有一颗纯洁的心——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您多么会唠唠叨叨,令人生厌,多么会烦人,多么会装腔作势啊!谎言,谎言,全是谎言!” 当然,你们的所有这些话,都是我现在编出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套事,甚至干最套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套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有些问题使我苦恼;请你们为我解决。譬如说,你们想使人摒弃老习惯,并且想按照科学和健康的思想的要求来矫正他的意志。但你们根据什么知道,人不但能够,而且必须这样改造呢?你们是从哪里得出结论说,人类的意愿是如此迫切地应当矫正呢?总而言之,你们怎么知道这种矫正的确会给人带来利益?如果说到底,你们为什么就一定确信:不跟凭理性的道理和算术来保证的那些现实的、正常的利益唱反调,对于人就真的总是有利的,并且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条规律?须知这暂时还不过是你们的假定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己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他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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