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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比,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他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P175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P177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褴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 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 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 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278: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先来讨论亨廷顿的这张地图。通用的七大洲五大洋的世界地图,你很熟悉了;但如果要理解世界政治格局,你还需要另一种认知地图。在冷战年代,这张认知地图比较清晰,按照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划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在这张地图中,你会看到谁和谁是朋友,谁和谁是对手。但冷战结束之后,旧地图不管用了,新地图该怎幺画呢? 亨廷顿说,可以有许多画法。比如,用经济贫富概念,把世界分成南北两大块。或者用东西文化概念,分成东西两大半球,但他觉得这个地图线条太粗了。当然也可以用国家划界,但世界就变成200多个板块,这个地图似乎又太细了。在享廷顿看来,最好的画法,就是用“文明”作为分界单位,把世界划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76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性。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此,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 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间题,也许你他会想到这个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 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 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オ会回到你们身边。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幺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人遇到这种事,即使他没有看清那人手里的枪,听到这样的警告语:不许动,也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而且知道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夜里闯入私人领地,有可能发生误会。法律保障人们用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误会,规定开枪以前必须发出警告,如果你听到警告还继续向前走,对方有权开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同时,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新闻自由的敏感程度。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如果它不发表,影响也许是很小的,如果它发表了,后果可能是很大的。为什幺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喜剧胡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恐惧。不论是民众,还是法院,他们所在乎的,不仅是一篇文章作者的权利,也不仅是一个杂志社的权利,尽管他们很看重这种权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讨论核问题,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忧也不愿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我感到,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那一夜,素珠又上网找负离子去。负离子却稀罕地显示在离线状态中。以后数日,代表负离子的那朵小花都伫立在离线者名单中,孤僻地显现着近乎枯萎的暗红色。素珠直觉他在,但那暗红是他的背影,一如西门的红色利物浦,其实在表达一种执拗的拒绝。素珠便不去敲他的门,她开始有点懂了这个空间的规矩;负离子警告过的,不得硬闯,闯进去便会发现里面只有虚空。
——黎紫书《野菩萨》
科幻电影可被看作是一个主题重大的寓言,其中充满了那些常见的现代态度。我一直谈到的那种非人化(“被征服”)主题是一个新的寓言,它反映了这幺一种由来已久的警觉,即正常人总是面临着精神错乱和失去理智的危险。……此时,人们已经明白,从现在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终端,每个人都将不仅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将在一种心理上几乎不可承受的威胁——根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可能在任何时候降临的集体毁灭和灭绝——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每个人都将不仅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将在一种心理上几乎不可承受的威胁——根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可能在任何时候降临的集体毁灭和灭绝——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天启说: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底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愈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其实,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经警告我们,他说:“……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的反弹;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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