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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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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做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的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对于黑格尔及其后继者来讲，历史的（反讽之家）与自然的是两大根本不同的过程。在《群众与权力》中，历史是“自然的”。卡内蒂争辩着走向历史，而非从历史的立场上争辩。首先做的是对群众的描述，接下来是作为说明的部分——所谓“群众在历史中”部分。历史只是用来提供例证——这是一种快速运用。卡内蒂对于（黑格尔式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证据是有偏向的，他认为人类学轶事与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历史社会里的某个事件有着同样的说明价值。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早在一九二一年，才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声称，他的问题在于自己从来就无法拥有“整体的”思想。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都深感悲痛，因为他的思想“抛弃”了他，他无法“发现”自己的思想，无法“获得”思想，他“失去了”对词语的理解力并“忘记了”思想的形式。…让阿尔托受罪的并非是怀疑他的“我”是否思考，而是他确信他不拥有自己的思想。他没有说自己不能思考；他说他不“拥有”思想——而这在他看来，要远胜于拥有正确的观点或判断。“拥有思想”指的那种思想借此支撑自身、将自身展示给自身看，并能应答“情感和生活的全部情境”的过程。阿尔托声称不“拥有”思想就是从思想的这一意义上讲，即认为思想既是其自身的主体，又是客体。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起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负责。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前现代作家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都表示赞许。事实上，作家最古老的一种角色就是吁请社会共同体对存在的虚伪和欺骗作出解释。⋯但是，前现代作家能有的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了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寓言确实是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菜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菜尔的标志性方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舒勒姆认为，本雅明酷爱缩影，这一点构成他偏爱简洁的文学话语的基础；这一偏爱在《单行道》里极其明显。也许，舒勒姆是对的；不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类书是平常的，这些简短独立的文本是以一种特别的超现实主义蒙太奇风格呈现出来的。《单行道》以小册子的形式由恩斯特罗韦尔特（ Ernst Rowohlt）在柏林出版，其版式是希望产生强烈的广告冲击力，书的封面由报刊启事、广告、官方符号和奇怪标志中的以大写字母组成的咄咄逼人的话语构成一幅照片蒙太奇。在书的开头段，本雅明对“快捷即时的语言”表示欢迎，而抨击“书籍的虚假的、千篇一律的面目”，如果不清楚《单行道》准备做成怎样的一本书，那幺，这一段便没有多大意义。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社会秩序负责。……前现代作家能有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一一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p.16-17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戏剧不能随随便便，不能只是表达什幺，只是自发的，个人的，或者娱乐性的，而必须是一种完全是严肃的、从终极意义上讲带有宗教意图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过了几天，当我重读目录时不禁思考，深究这些单词又有什幺意义呢？就像拉开弓弦时会发出伤感、诡异或尖厉刺耳的声音，若用这些单词揉搓心脏，或许会流淌出一些文章，但把白纱布盖在、隐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真的没关系吗？

——韩江《白》

虽说迎春花的颜色漂亮，但却没有油菜花透明，看着它们开成一片还能比较出它们之间色彩鲜艳度上的差异。我徘徊在开满灿烂的野生油菜花的胡同、寄生火山和海岸上。在那儿我做的只有这些。奇怪的是，重复了将近一个月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后，我开始看到我未曾想到的一些东西。不知该怎样解释好呢。

——韩江《植物妻子》

《现代汉语辞典》早该修订了，很多语言再不是原来的意义。朴实就是死板，老实就是愚蠢，谦虚就是无能，圆滑就是成熟，虚伪就是老成

——王跃文《国画》

就连我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我也无法理解一可能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了。我老在想，像这样的一句话，只是某种假称有意义的东西，而实际上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应急之物，是我们的愚昧无知的一种赘生物罢了。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如果说人们能够把语言视为一座老城，有着弯弯曲曲的街道和众多广场，多个街区，有的时代久远，有的被拆除、清理和重建，还有不断向远处延伸的郊区，那我就像一个由于长期在外，在这个集聚团块里再也找不到路的人，再也不知道车站用来干什么，后院是什么，十字路口是什么，环形大道或者说桥梁是什么。语言的所有组成部分，各个成分的句法安排，标点符号的应用，连词，最后甚至是普通事物的名称，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浓雾之中。就连我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我也无法理解——可能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了。我老在想，像这样的一句话，只是某种假称有意义的东西，而实际上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应急之物，是我们的愚昧无知的一种赘生物罢了。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当一个人连比如收拾装着各种东西的抽屉这样最不足挂齿的工作都无法完成时，这种情况是多么可怕。这就好像一种早已潜伏在我体内的疾病现在大有发作之势，好像某种摧毁灵魂、势不可挡的力量已经在我身上扎下根来，会让我的整个系统逐渐瘫痪。我已经感觉到我头脑里那可怕的迟钝，接踵而来的就是人格的堕落；我预感到自己实际上既无记性，也没有思维能力，甚至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我的整个人生只不过是一个持续地毁掉自己抛弃人世和我自己的过程。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小说家努力要做的，是通过故事展现生活的种种可能，探索人的生存困境。主题的意义凸显，情节的背景暗淡了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

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国史新论》

P208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钱穆《国史新论》

P260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帖经墨义。“帖经”是把经文帖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P261 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P269 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二是消融社会阶级。三是促进政治统一。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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