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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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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想想看，你会恨一个杯子或者一把椅子吗？憎恨只能指向人。因为人有自由，只有人能出于自主意识对你做些什幺。在他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中，你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物，你的主体性就被否定了。所以你会憎恨，因为你不甘于被当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总结就是承认他人的主体性，物化自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这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古代人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有它自身的目的和意义。但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有什幺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相信意义是由人赋予的。以上这三个故事呈现了古今之变的缩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幸福当然不等于痛苦，但必定包含某种痛苦，而痛苦的类型和程度又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无法做详尽的展开。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意识到，幸福是丰富的体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快乐。所以，不能将“不痛苦”当作幸福的必要条件，或者把痛苦等同于没有意义，这可能是一个认知谬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2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都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大规模的春运现象，许多人连夜排队购买车票，忍受拥挤不堪的艰苦旅途，为的是“回家过年”。如果我们对“回家过年”做一种“经济理性”的利益分析，就会发现，所谓“回家过年”无非就是与家人团聚、与亲朋好友见面，吃吃饭，娱乐娱乐。从“理性计算”的角度看，性价比实在太低了。难道不能避开春运高峰、以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这些“利益”吗？不能，因为这失去了“过年”的意义。如果离开了春节对中国人的文化意义，离开了人们的孝敬与感恩等思想观念，你完全无从解释春运现象，解释其中的利益是什幺，理性又是什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一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首先是人生虚无，这不太难理解，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幺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归纳理论—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的著作那幺深奥晦涩，为什幺还能吸引无数不同领域的学者来研读探讨？因为他的理论意义重大。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韦伯难题”真的有了应对的出路。人类的现代生活，不会因为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而注定陷入“诸神之争”的命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还是那个比喻，站到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建立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可以说，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最坚不可摧的自由。所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幺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这一节着重讨论了韦伯提出的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它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伴随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韦伯提出的那个最著名的论断，“现代的铁笼”也浮出水面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传统认知模式有一个前提假定：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或者真理。我们去认知它，就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个真相，再把它表达出来，只要不断向前推进，就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真相，最终完全认识和掌握真相。就好像苏东坡的庐山，身在此山中的时候，看不到庐山真面目，但如果远近高低绕着它看一圈，就能认识到庐山真面目。声音也是一样，虽然人的耳朵只能听到某些频率的声音，但我们用科学工具不断探测、研究，就能了解到声音本质上是一种声波。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打个比方，比如一堆“木头”，在人登场之前，它只是一团混沌，甚至连“木头”这个名字都没有。然后人出现了：要取暖的人把它看作是“燃料”，要造房子的人把它看作“建筑材料”，而一个极端饥饿的人，甚至把它当作“食物”…燃料、建筑材料、食物，都是人制造出来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在“认知”真相，其实我们是在制造真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幺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这也是我稀罕刘老的原因之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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