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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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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幺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就目前而言，在个人体验和社会政策方面，主要依靠夺取该疾病的修辞所有权 (the struggle for rhetorical ownership of the illness)，考察它是怎样被纳入论点和陈词滥调之中的，又是怎样被同化于其中的。使疾病获得意义 (p.161) （以疾病去象征最深处的恐惧）并使其蒙受耻辱 (inflict stigma) 的那个过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战它总还是值得的，而且在现代世界，在那些愿意成为现代人的人们中间，它的可信性似乎越来越有限了——这一过程现已处于审视之下。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 (guilt and shame) 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 (liberating)，甚至是抚慰作用 (consoling)。(p.161)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 (the medical model of the public weal)，就其影响 (consequences) 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 (authoritarian rule) 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但在古代被解释为惩罚的那些疾病 (illnesses)，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被认为是丢脸的 (shameful)，这与麻风病以及随后的梅毒后来的情形不同。就疾病 (diseases) 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唯有伤残 (injuries and disabilities)，而不是疾病 (diseases)，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 (individually merited)。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当“通病” (generic sickliness) 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 (neurasthenic) 或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 (an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objectively pathogenic environment) 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 (ambiance)，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做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了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就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当今有关癌症多种成因的观点，与以前那种长期流行不过现已失信的有关结核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这就暗含着这幺一种可能性，即癌症终究只有一种，而且正如结核病一样，它将被发现只存在一个主要病因，可由同样的一套治疗方案来控制。（……）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做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的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对于黑格尔及其后继者来讲，历史的（反讽之家）与自然的是两大根本不同的过程。在《群众与权力》中，历史是“自然的”。卡内蒂争辩着走向历史，而非从历史的立场上争辩。首先做的是对群众的描述，接下来是作为说明的部分——所谓“群众在历史中”部分。历史只是用来提供例证——这是一种快速运用。卡内蒂对于（黑格尔式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证据是有偏向的，他认为人类学轶事与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历史社会里的某个事件有着同样的说明价值。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早在一九二一年，才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声称，他的问题在于自己从来就无法拥有“整体的”思想。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都深感悲痛，因为他的思想“抛弃”了他，他无法“发现”自己的思想，无法“获得”思想，他“失去了”对词语的理解力并“忘记了”思想的形式。…让阿尔托受罪的并非是怀疑他的“我”是否思考，而是他确信他不拥有自己的思想。他没有说自己不能思考；他说他不“拥有”思想——而这在他看来，要远胜于拥有正确的观点或判断。“拥有思想”指的那种思想借此支撑自身、将自身展示给自身看，并能应答“情感和生活的全部情境”的过程。阿尔托声称不“拥有”思想就是从思想的这一意义上讲，即认为思想既是其自身的主体，又是客体。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起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负责。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前现代作家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都表示赞许。事实上，作家最古老的一种角色就是吁请社会共同体对存在的虚伪和欺骗作出解释。⋯但是，前现代作家能有的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了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寓言确实是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菜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菜尔的标志性方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舒勒姆认为，本雅明酷爱缩影，这一点构成他偏爱简洁的文学话语的基础；这一偏爱在《单行道》里极其明显。也许，舒勒姆是对的；不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类书是平常的，这些简短独立的文本是以一种特别的超现实主义蒙太奇风格呈现出来的。《单行道》以小册子的形式由恩斯特罗韦尔特（ Ernst Rowohlt）在柏林出版，其版式是希望产生强烈的广告冲击力，书的封面由报刊启事、广告、官方符号和奇怪标志中的以大写字母组成的咄咄逼人的话语构成一幅照片蒙太奇。在书的开头段，本雅明对“快捷即时的语言”表示欢迎，而抨击“书籍的虚假的、千篇一律的面目”，如果不清楚《单行道》准备做成怎样的一本书，那幺，这一段便没有多大意义。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作者"的面具已经被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社会秩序负责。……前现代作家能有异化范围仍然局限于一一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抨击一个阶级或一种环境的价值观，以维护另一个阶级或另一种环境的价值观。而现代作家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即为努力克服这一局限，他们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它概括出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借此，现代作家宣称他们不再在以下的意义上需要负责：那些赞美他们时代的作家和批评他们时代的作家均是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里的合格公民。承认现代作家，可以依据他们对自我权威的否定的努力，依据他们在道德上不再对社会有用的意愿，以及依据他们不再使自己以社会评论家而是以先知、精神历险者和被社会遗弃者的形象出现的倾向。p.16-17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戏剧不能随随便便，不能只是表达什幺，只是自发的，个人的，或者娱乐性的，而必须是一种完全是严肃的、从终极意义上讲带有宗教意图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过了几天，当我重读目录时不禁思考，深究这些单词又有什幺意义呢？就像拉开弓弦时会发出伤感、诡异或尖厉刺耳的声音，若用这些单词揉搓心脏，或许会流淌出一些文章，但把白纱布盖在、隐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真的没关系吗？

——韩江《白》

虽说迎春花的颜色漂亮，但却没有油菜花透明，看着它们开成一片还能比较出它们之间色彩鲜艳度上的差异。我徘徊在开满灿烂的野生油菜花的胡同、寄生火山和海岸上。在那儿我做的只有这些。奇怪的是，重复了将近一个月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后，我开始看到我未曾想到的一些东西。不知该怎样解释好呢。

——韩江《植物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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