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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动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的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而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 (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先看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思考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拥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来自世界性的艺术、崇拜和道德的狂欢节中堕落。对于现代人,情况也一样。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以至于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也只能有片刻的影响。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用伦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从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得十分完美,可它也必然走向毁灭,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篷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他的个性动摇了,他对其不再有任何自信,它沉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只意味着它所学过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状态,而且由于只是一些无法面向生活的教条,这个内心世界总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有个问题总在我的嘴边,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者斐多 、或者培根、或者笛卡尔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宏大,可以让你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讲过的,他们是一群宦官,而对宦官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是永远无法接近的东西。如果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永远不能自己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保持着优美的“客观”,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总也无法“把你们拉上来”,那你们就把它拉来到你们这里,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把历史也看作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过于严肃地看待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女性的做法,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的男性(eternal masculine)。只是对于那些接受了彻底“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只是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是永恒的客观(eternal objective)。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重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有某样东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昕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聪明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结时灵巧伶俐。他已经失去或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他不再信任那"神兽",而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他对其不再有任何自信,它沉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只意味着它所学过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状态,而且由于只是一些无法面向生活的教条,这个内心世界总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蔡州陷落后,王鹗被蒙古军俘虏。一名军士用锁链绑着他和另外九人,准备处决。幸运的是,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张柔。张柔觉得王鹗器宇不凡,将他救下,带回了保州。后来,王鹗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文学侍从,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建元诏书,都出自他的手笔。王鹗曾专程向忽必烈告假,来到汝河岸边,希望祭拜一下故主金哀宗的墓。到了岸边,他才得知,墓穴早已沉入河底,大哭而还。 金亡后,元好问在蒙古统治下又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在此期间,他蒐集了金朝百年的诗人作品,汇编成《中州集》,给前朝的历史辑录了百余万字的材料;他更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其中有不少是专为金故都燕京、汴京创作的怀旧名篇。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作品,似乎都不如黑泽明电影《蜘蛛巢城》片头的哀歌,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结语: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游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人的欲望,就如惨烈的战场。不论古今,都永不变改…
——周思成《隳三都》
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一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
——周思成《隳三都》
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 枭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唱挽歌。一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吟唱的波斯诗句
——周思成《隳三都》
其实,完颜璟这番举动,无非是哄哄老祖父开心罢了。转过身去,他展现出的汉文化修养,着实令人惊叹。 金章宗雅好诗词,格调一如花间、南唐的婉约绮丽,还写得一手瘦金体,字迹酷肖宋徽宗,以至于民间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名画《女史箴图》,图卷后幅题有一首瘦金体的《女史箴》。一些著名的明清画谱如《石渠宝笈》都误以为是宋徽宗的手书。经过学者仔细辨识,根据“恭”字缺笔(避允恭的讳)和“群玉中秘”印鉴,才确认这是出自金章宗之手。2除了《女史箴图》,金章宗还搜集了大量的法书名画,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他在字画上题签也仿照宋徽宗,用“磁蓝纸、泥金字”,而且有七方收藏印章,称为“明昌七玺”。
——周思成《隳三都》
金哀宗最大的凭恃,是他一手扶植的“新军”。 当年,随金宣宗南渡的女真军队,号称有三十万之众。可是,猛安谋克军队早就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一个谋克(百户),满员只有二十五人,四个这种谋克就能编成一个猛安(千户)。实际上,谋克内的二十五人,除去举旗的、敲鼓的、负责伙食的,能上阵的又只有十八人。何况,这种军队若真能打仗,金朝何以沦落至此? 金宣宗末年,还从河南、陕西民间,强行征召百姓入伍。时人形容,每到拉壮丁的时节,各地“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就连退休的文官也莫能幸免,前户部郎中刘元规、前监察御史刘从益,两人都是快六十岁的老头了,硬是被任命为千户,强迫他们带兵。刘从益只好作诗自嘲:“老作一兵吾命也”。这些乌合之众,显然经不起驱使,无不以解散告终。 纸面上存在的猛安谋克军队、不堪一战的民间签军,如同晚清的八旗和绿营,都指望不上。迫于无奈,新式军队应运而生。
——周思成《隳三都》
金末诗人赵元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首《邻妇哭》,道尽这场战火给河朔百姓带来的灾难: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周思成《隳三都》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过后,大金国连同它的皇帝、将帅、官僚机构和暴力机器,就从东亚世界消失了。 从1211年蒙古南下,到1234年蔡州陷落,二十三年,看似短暂,可对于生活在金国版图上的8413136个家庭、53532151位居民来说,他们身受的剧烈而恐怖的冲击,远远强于一场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比如超级地震,或者超级瘟疫。皈依全真教的金末诗人王元粹有一首避难诗,诗中哀叹:“嗷嗷二十载,何时见升平?我生值世乱,世乱难为生。”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共同的心声。 天崩地陷,人伦剧变,神州陆沉。这一切结束后,成千上万的人,从围城中、从废墟中、从山寨中、从囚牢中、从地穴中,从五花八门的藏身处缓缓走到阳光下,发现他们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早已不复存在。莎翁将海难的幸存者形容为“被大海吞噬,又被吐出”(all were sea-swallow'd,though some castagain)的人。四他们正是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有太多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再看一眼这个残破的世界了。
——周思成《隳三都》
P102 金末诗人赵元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首《邻妇哭》,道尽这场战火给河朔百姓带来的灾难: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菜。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周思成《隳三都》
接着靠政变登上皇位的海陵王完颜亮(本名迪古乃),从小也下棋点茶,好读经史。他能诗擅赋,字里行间往往洋溢一股豪横俊爽之气。正隆二年(1157年)中秋节,皓月当空,完颜亮在汴京设宴赏月。倏然,一片黑云横过,遮住了月亮,他即兴挥毫,创作了一首《鹊桥仙》: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髭拈断,星眸睁煞,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挥断紫云根,要细看姮娥体态。完颜亮读《晋书》,不但崇拜统一北方的氐族君主苻坚,还打算完成苻坚未竟的大业——统一南北。他亲率三十二总管打算渡江南征,为乱军所杀,金世宗完颜雍(本名乌禄)在辽阳登基。
——周思成《隳三都》
不料,女真入主中原以后,皇位才传了两代,第三位君主熙宗完颜亶(本名合剌)就开始“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这样一个风流天子,看开国旧臣很不顺眼,有时背地里骂这些老家伙是“无知夷狄”。对方也不甘示弱,背地里纷纷议论,皇帝如今成了“一汉户少年子”。
——周思成《隳三都》
金世宗的太子允恭早逝,所以立允恭之子璟为皇太孙。谢恩之际,完颜璟对世宗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世宗兴奋不已,动情地对大臣说:“我让诸王都学学本朝的语言,只有原王(完颜璟)说得最好,朕心欢喜。”其实,完颜璟这番举动,无非是哄哄老祖父开心罢了。转过身去,他展现出的汉文化修养,着实令人惊叹。金章宗雅好诗词,格调一如花间、南唐的婉约绮丽,还写得一手瘦金体,字迹酷肖宋徽宗,以至于民间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名画《女史箴图》,图卷后幅题有一首瘦金体的《女史箴》。一些著名的明清画谱如《石渠宝笈》都误以为是宋徽宗的手书。经过学者仔细辨识,根据“恭”字缺笔(避允恭的讳)和“群玉中秘”印鉴,才确认这是出自金章宗之手。除了《女史箴图》,金章宗还搜集了大量的法书名画,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他在字画上题签也仿照宋徽宗,用“磁蓝纸、泥金字”,而且有七方收藏印章,称为“明昌七玺”。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
——周思成《隳三都》
“金台夕照”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套用的是燕昭王“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的典故,故称“金台”。真正的金台在河北,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地点就是金台,朝阳门外的金台不过是个附会,是京城外的一个高台罢了。就这个金台,在一片低矮灰房顶的旧北京也算是一个值得登临的去处了,有人专门写诗赞颂说:“高台百尺倚城都,斜日苍茫弄晚晴。千里江山回望迥,万家楼阁入空明。”在难见高楼的旧北京,登斯台,低回眷顾,亦能给人以千秋灵气之想。但父亲和刘春霖们那天在台上抒发的不是怀古之情,却是婚娶的余韵,他们看的戏是昆曲《钟馗嫁妹》。 七十多年前的“金台夕照”是怎样一种景致,今人已很难想象,如今地铁线还有一站叫做“金台夕照”,沿着滚梯上去,钻出地面,哗地立刻被轰鸣震撼,车来人往,高楼耸立,不见高台,没有“夕照”,谈不上“千里江山”的回望……当年七舅爷在相对平坦的土台上边舞边唱,重复着《钟馗嫁妹》的戏词,“摆列着破伞孤灯,乘着这蹇驴儿跂能,似一幅梅花春兴……权当个冰人系赤绳,权当个月老为盟定,权当作氤氲使巧撮合,权当作斧柯媒证……”在我的意念中,老舅爷就是在今日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舞蹈,时空的叠加常常让人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往前走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便踩在了昨天的脚印上。那会儿母亲正好也在饽饽铺内避雨,她是到吉市口交补活,回来夹着一抱原料遇上了暴雨,躲进了饽饽铺,就这,头发衣裳和一卷纸样也淋湿了。母亲将盘在头顶的湿辫子松下来,那根长长的粗辫子就垂在脚后跟,垂着长辫子的母亲从玻璃后头焦急地望着街面,雨水在街上击出一片片水泡,檐下的水哗哗地流成了一条线。母亲担心南营房简陋的屋顶,能否经得住这场暴雨的肆虐,低矮的门槛怕是已经进水了;担心手里这一卷湿透了的活计,全砸在手里,非但挣不到一个子儿,怕还要赔钱。至于后来跑进来的我的父亲一行,则根本没有进入母亲的视野和心...
——叶广芩《状元媒》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种种,经历了一一破灭的虚假希望后,我以为自己会越来越厌恶幻觉,结果却越来越体谅它。我偶尔会对自己说,有时候,相信只是一种选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位叫卡尔•施诺格的囚徒在1943年创作了一首以 “Jedem das Seine”为题的诗歌,他在诗中对党卫队喊话: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得到应得的惩罚,而我们将重获自由,而后拥有正义,向你们报仇。在当时,相信自己对“各得其分”的解读不也是一种选择吗?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生活就是变化与无常,如果一切都会消散,那么此刻选择相信,你就生活在了这个相信的世界里,这个“此刻”是算数的啊。
——杨潇《另一个国度》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种种,经历了一一破灭的虚假希望后,我以为自己会越来越厌恶幻觉,结果却越来越体谅它。我偶尔会对自己说,有时候,相信只是一种选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位叫卡尔·施诺格的囚徒在1943年创作了一首以“Jedem das Seine'”为题的诗歌,他在诗中对党卫队喊话: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得到应得的惩罚,而我们将重获自由,而后拥有正义,向你们报仇。在当时,相信自己对“各得其分”的解读不也是一种选择吗?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生活就是变化与无常,如果一切都会消散,那么此刻选择相信,你就生活在了这个相信的世界里,这个“此刻”是算数的啊。
——杨潇《另一个国度》
到了修理铺,老帅正在忙,让我稍等一会儿。我左右看看,见窗台上放着几本唐诗宋词,随手打开,书页纸张已经翻得很软了,书里折了很多角,大概是他喜欢的。
——陆庆屹《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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