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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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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断言,贫富差距是“理势之所必至”,不能由人力强行扭转。不仅如此,富民阶层还是国家基层治理的一层重要保险: “(富户)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第1230页) “贫富相资”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国家主动放弃调控土地资源的分配,同时放弃直接主导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从而默认了贫富阶级在城乡地域通过借贷、租佃乃至兼并形成的“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妥协,……这绝不意味着“私”的领域能够豁免国家的横加干预。在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富民阶级主要起到财富的蓄水池功能。只要国家感觉需要,可以随时拧开龙头放水。宋人那句有名的本朝“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它还有下半句:“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变法时代乃至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正是这样来理解富民的作用的:不仅在于国家放弃部分责任时“为天子养小民”,还在于“为国守财”,“又供上用”。富民通过地租、利润、利息等形式,将底层民众生产的财富汲取上来,保存积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全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国家,所以苏辙说:“财之在城郭者(即兼并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脱离于统治-服从关系以外的私有财产,“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即使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也并不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除了沉重的日常性财政汲取外,只要判断有必要,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官爵收买、抑勒、科率…)予以剥夺和占用,不用顾忌什么法理依据或授权。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
前面说过,南宋朱熹也说他“直是强辩,藐视一世”,而且认为,别人怀疑王安石女婿蔡卞伪造《王安石日录》,其实简直是一眼真,因为“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王安石在江宁的故居半山园旁有一土丘,俗称“谢公墩”,相传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遗址,也是王安石日常游憩之地。他戏作过一首小诗,以为如今这个地名不妨改为“王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文人胡仔借机戏谑说:“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⑧可见,再往后,“强辩”这个标签,不仅和王安石的历史形象和人物评骘再难分离,甚至口舌之外的荆公文章、诗词,也被某些有心人发掘出好争辩的个性印记,包括后人对他书法艺术的品鉴一“躁扰急迫”,大概也与此有关,这些显然是北宋人想不到的。 综合上述“指控”,强辩的表面意思是清楚的:“强”是说王安石自恃学问高超,又有神宗撑腰,藐视同僚,蛮横无理,“辩”是说他思维敏捷,善于论辩。在王安石的反对者看来,他的“强辩”就是一种权势加持的无理之辩。 王安石“强辩”,是不是无中生有、众口铄金的污蔑呢?倒也不全是。他的政敌、净友、同僚、门生,一致认为他存在这个毛病,而且犯起来不大分对象和场合,对朋友、对属下,对同官、对圣上,态度上或许有些差异,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至于究竟说他是“强辩”还是“雄辩”,首先是个判断和立场的问题,根子在政见分歧。王安石多半觉得自己是“雄辩”,是在“辟邪说,难壬人”。0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写过一首《杖藜》诗: 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 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⑧ 六十岁以后的王安石,在江宁颇为闲适,每天悠游山水,寻访寺院,参研佛理,与友人联句,再修订几篇《字说》,一派退休后的学者生活。尽管如此,他仍感神宗知遇之...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
然而,逻辑学上有一个常识:类比推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能或然地为真,不存在截然成立或不成立。人类经验无比复杂,历史绝非当下的复本,只是举出一二相隔遥远的先例,很难保证前提(比如唐太宗、周太宗朝极贫)和结论(贫不足为耻)之间的相关性。很简单,甲有a、b、c诸点,于是有Q:乙也有a,b,c诸点,是否必然有Q?不一定,因为甲可能还有d点,它未被发现,却是导致Q的决定因素,于是类比无效,结论为假,比如:可见,历史类比的可操作空间很大。善辩者不但自己要提出直观而且切合的类比,还要擅长发现和利用对手类比中的缺陷,即点。荆公显然精通此道。这种思维模式,已经有点接近社会科学对变量、机制的比较分析,最终却还是从一种常识理性流入一种实用诡辩,用来“揭发”政敌污蔑今上为桓、灵,本朝为衰世的“恶意”。总之,在政治辩论中,频繁诉诸历史类比,一方面,人为建构起各种难以证伪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任何历史情境都可以被特殊化、相对化,甚至刻意曲解。结果,围绕弱类比的辩论就偏离了真正的重心,沦为政治家在一时一地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用的、令对手难以反驳的工具。历史类比,用得好或许能接近科学,用歪了则是伪科学,是尼采说的“欺骗”。0 从前面的案例看,尽管王安石号称“贯穿经史今古”,大部分“故事”还是出自常见的经史,并没有特别冷僻的出典,初看上去,技术性未必很强。并且,王安石的政治对手的辩论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王安石并没有用另外一套话语和思维来击败对手。8不过,政治辩论不比吟诗作文,没有余暇来搜肠刮肚,或故意让对方猜谜。要将类比用得贴切,用得及时,用得直截,也十分依赖真才实学、想象力丰富和思维敏捷。王安石的许多政治对手也是饱学之士,可如果临场说不出来,已先输了一筹(见第五章)。相反,荆公就像一台持续不断检索、解析、输出的终端,滔滔不绝,如下坂走丸,“辩论辄数百言”,最终结果是“不可穷诘”“众皆不能...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
以上7个片段,截取自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王安石8年相业中的朝堂争论,当然难免以偏概全。不过,这些唇枪舌剑生动明快,很能反映(至少是历史书写中的)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辩论中频繁诉诸历史权威、既有先例。这正是前面刘安世赞叹不已的“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这可算“强辩”的第一层含义。若嫌上面这些片段太短促,不妨再看看熙宁四年堂争论是否放弃啰兀城(位于今陕西榆林,宋夏边境的一个前进基地)时的一段对话:上(神宗)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日:“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出《史记·廉顺蔺相如列传》)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孙子兵法·兵势第五》以,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孙子兵法·作第二)。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辨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周易·系辞下》)。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孟子·梁惠王下》)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锚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诗经·大雅·悉民》)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日:‘薄言采艺,于彼新田,于此蓄亩。’(《诗经·小雅·采芭)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0这段发言,长300余字,内容和逻辑先不必管,关键在于王安石先声明“三代之事固未及论”,还是一口气征引了7个典故,从不同角度支撑自己“时不可...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作品的可能性。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个事实,即,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一一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 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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