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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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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事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24]关于基本动机,他[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伸出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25]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113]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11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既然我已经生活在幸福这种难得的状态里,对它做点笔记肯定也很重要。它开始于我写作之时,在我赢得大奖时变得光彩夺目,后来我又开始恋爱,这种幸福得到了确认,而且迄今尚未露出改变的迹象。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 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生命力的又一个表征是:人们会说“她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状态这么好”或者“她看上去很年轻”,我自身在身体上的良好状态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她可能有二十五岁吧”,一位七十多岁的女人这么说,考虑到那个年龄的人观察一切时的岁月压缩效应,三十五岁应该比二十五岁更能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在回春。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年来一些指向内在的变化。我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意识到,衰老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每一年,都被带向一个比我以前所知更好的地方,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仿佛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当我接受了他的消失之后,日子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常识禁止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认为自己老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一旦过了三十岁生日,我就开始把这种感觉视为合理的。我三十多岁时,大部分时光都被笼罩着一层阴影,正是因为我注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是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特质,我自认不具备,随手便能罗列。 我从来都不美。我从小被教导,长相不重要漂亮的外表甚至是不好的,会引诱出虚荣和愚蠢。但对女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谎言。如果我长得漂亮,我未必会更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如果我长得丑,我也会变得更重要,因为笨拙的身体会逼出一种笨拙的个性来保护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失败是我生活的内核。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人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拾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外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轧根于那个世界,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 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 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 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保罗基本上就是我如上所描述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就是白皮肤,所以我通常很少被皮肤白皙的人吸引,尽管保罗的头发在夏天时会被晒成几缕金色,像用过氧化氢漂染过一样,但他的肤色是拉丁人种的天然肤色,哑光感的皮肤,一双雪利酒般的褐色眼睛,与他紧凑的、仿佛精雕细琢过的五官相得益彰。他通情达理、反应敏捷,但并不能称得上聪明;他性格随和,意气风发,但也不能称得上诙谐风趣一只是当时的我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差别。他很有自信,也很有魅力,在一些更有阅历的朋友或更清醒的年轻人眼里,他是有些行为不端的,因为他总是缺钱花,而且会和任何愿意与他亲近的女人谈情说爱,哪怕对方可能是朋友的妻子或女儿。 他首要的品质,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很自在”,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这部分对我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这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人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他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阐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入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拾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一一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扎根于那个世界(而我其实还不是扎得很深的那种),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我自己的情况又会怎样?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已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 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 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相较于年轻男性,性湮没年轻女性个性的情况更甚因为性对她们的消耗远多于男性。我曾竭力去相信性对不同性别影响的差异主要是源于社会影响,但最后我无法相信这种解释。社会影响仅仅强调了这种差异,其核心还是基于生物学中不同性别的功能。从身体角度来看,男人实施了性行为后转身就走,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女人却不同,每次性行为都蕴含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潜力。他只是简单地激活了生命体;她却必须以自己的身体来构建、孕育这个生命,不管自已喜欢与否,她已经和这个生命绑在了一起。如果你反驳说现在有避孕药了,女人的这种责任已经可以避免,这种反驳没有意义。是的,我不否认现代女人确实能防范怀孕,但这是通过化学猛药干预了身体的自然法则。上天精心设计为孕育后代而存在的女人,要经过多少代的努力,才能从身体的天命所带来的精神桎梏中解脱?不管吞一个小药片多么简单,都一样,女性甚至可能永远都达不到精神的自由境界。人的个性到底多少由化学成分决定,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化学成分肯定会起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身体活跃的高峰时节,女人的自我常常泯灭于性活动之中,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才慢慢找到性以外的自我存在,有些人永远都找不到。p47…… 我有一次将死亡想象成一次习惯性的入眼这是个我很喜欢的意象。关灯前我花了一两分钟,聚了聚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黑暗拥抱,然后将脸转向下方,手脚摊开,我的床立刻变成了一艘载我漂向黑夜之海的小舟。这种感觉非常奢华混合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危险气息,栩栩如生,充满诱惑。p53…… 这篇序我曾经提出过质疑,但安德烈认为没人会读书的序言,只要那名人的名字出现过,他说什么完全不重要,真是令人叹息的商人想法啊!p53…… 这种吸引力其实来自艺术品中呈现的无我之感,中国的青铜佛像、中世纪的木刻天使,以及非洲的面具,均有类似感觉。制作这些艺术品的工匠并不打算通过作品表达自我,或对所描...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而女人吵吵嚷嚷、万分焦虑地想要丈夫对她忠诚,也是缘于同样原始而古老的根源,就是她必须以此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一件憾事引发另外一件,尽管感谢上帝,这件没上一件这么令人羞耻。那就是,我从来没有勇气逃脱自己的狭小世界。我有个侄女,一个美丽的女人,我不想提她的名字,因为她不喜欢这样。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儿子也已追随哥哥们的脚步上大学去了,在整个婚姻期间她一直在工作,她的工作是修补油画。不久前,一次晚餐时她正好坐在一个外科医生身边,不经意地提起如果她能重新活过,她会选择学医。他问她今年多大了,她回答四十九岁。好吧,他说、她还有时间,他们医院收五十岁以下的学员学习接生,她一回家就报了名。我上次见她时,她自豪地告诉我,她已经带领团队接生过六个孩子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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