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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祗,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祗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祗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一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主要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年)和《忒弥斯》(1912年)中收入亲眼见证的前沿素材和证据,首次向读者展现那些古代曾经独立作为市民崇拜对象的强大女神—如阿尔戈斯的赫拉女神、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爱留西斯的得墨忒尔女神和珀耳塞福涅女神、德尔斐的盖娅女神—古代对这些女神的崇拜仪式逐渐无声地被对宙斯的崇拜取代,她们的祭祀庙宇被更名,神力被归到其他神祇,相关的传说被更改以适应奥林匹亚诸神的故事。哈里森认为,这些后来创造的神祇不仅有着人的外形,而且反映了由男性制订的等级秩序:男性神祇的崛起证明着希腊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随着社会观念希望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这些强大、深入人心的女神便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威胁。雅典娜女神自宙斯头颅降生,这一“异于寻常、充斥着暴力”的神话在哈里森看来是“通行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在宗教上的呈现”,目的在于抹去母亲的存在。哈里森还提出,最初,狄俄尼索斯和母亲塞墨勒—色雷斯的古代土地女神—一起受市民崇拜,但随着社会开始通过父系血脉来记载家谱,塞墨勒的身影逐渐被抹消,狄俄尼索斯便以宙斯之子的身份为人所知。哈里森在早期地方偶像崇拜中找到了相关证据,证明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家族谱系根据母系血脉来记载,女性活动构成了团体生活的核心,市民虔诚地崇拜,而不是讥讽、害怕“属于母系氏族、没有丈夫的女神”。哈里森写道,女性不仅是希腊早期宗教中的核心崇拜对象,在宗教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中提出,欧里庇得斯在《酒神女信徒》(Bacchae)中所描写的照料狄俄尼索斯的那群激情、狂热的女信徒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神秘人物,而是采用文学策略刻画的真实存在的崇拜者,她们聚集在只有女性能参加、为乞求神灵庇佑整个族群得以延续而举行的季节性集会上。阅读哈里森的读者能够看出,哈里森所书写的是对当今时代有着巨大影响的一段历史,正是这...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一些城镇以赫尔迈厄尼的名字命名,一些歌曲传颂着她的故事,还有一些和她有关的小小纪念品。在一张只写着下面几句话的断简残篇中,萨福把赫尔迈厄尼列入最漂亮的美人名单之中,“……[因为每当我]面对面看着你时,[就连]赫尔迈厄尼[似乎也无法]和你媲美,将你比作金发的海伦[似乎并无不妥]……”然而这个将被斯巴达王后抛弃的女孩永远也无法达到母亲那种偶像般的地位。她长得妩媚动人,却缺乏母亲那种俘获男人的本领,即使有也失败了。首先,海伦的品行不端给她打上了屈辱的烙印。在欧里庇得斯的《海伦》(Helen)一剧中,赫尔迈厄尼孤独地坐在斯巴达,她没有结婚,因为她有一个浪荡的母亲。从欧里庇得斯的另一部戏剧《安德洛玛刻》中,我们得知,她成年后便不再博得丈夫的欢心,因为她没有生育,被认为“身体不佳”。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成千上万的男人为了海伦不惜赴汤蹈火,甚至去死,受到追捧的那个人是母亲。为海伦流的血放大了她的美貌。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海伦依然若无其事地生活着,然而许多人却认为赫尔迈厄尼的生活会被母亲犯下的罪行给毁了。赫尔迈厄尼是个无可指摘的美女,而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兴趣索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然而事实证明,千百年来,赫尔迈厄尼有效地反衬了海伦的不光彩行为。通过强调赫尔迈厄尼的无辜、被弃和牺牲,作家们终于真正把刀子插进了这位斯巴达王后的身体。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拟情书》(一部虚构的古代名人往来书信的作品集)中,用他那聪明而巧妙的文笔,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赫尔迈厄尼的同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这种习惯根深蒂固, 1900年左右法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作《法国史》仍然以王朝的更替、君主的去世作为线索,把这些视为重大事件,记载得十分详细,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间隔号。……然而,早在 18世纪,人们就对这种历史提出了异议。伏尔泰写道:“在高卢的 400年间,似乎除了国王、大臣和将军,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值一提。”后来,逐渐出现新的历史分期法,它摆脱了帝国和王朝的束缚,以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依据,如现在既把“封建主义”作为时代的标志,又把它作为社会制度的标志,其中尤以“中世纪”一词最富有启发性。…………总之,我们似乎是要把任意选择的、如钟摆一般千篇一律的节奏强加给历史,这种所谓的规律性与历史本身的发展是完全不相符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然,不难理解,以帝国、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它们具有某种威望,这与长期以来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这种行为具有政府或国家法令特有的威严。”何况,一次登基、一场革命往往发生在某年甚至在某日,而学者又喜欢明确的日期。这种分期法既能减轻对叙述含糊不清的本能恐惧,又能借此聊以自慰。……注意!不要去崇拜虚假的精确偶像,最精确的测定未必是最小的时间单位,而是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东西。…………社会不是单一的事物,它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而同一代人并不总是同一阶级的人。影响一个青年工人的各种社会力量,对一个青年农民难道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吗?即使在联系最紧密的文明社会,思想的传播也是相当缓慢的。我父亲 1848年生于斯特拉斯堡,他曾说:“我年轻时,那些在巴黎已过时的东西,在外省却十分时髦。”这个例子表明,通过对比无非显示一方滞后于另一方。当人们说法国这一代人、那一代人的时候,就等于在提出一个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不过,其中当然包含着共有的主导因素。尽管某些作家抱有毕达哥拉斯式的幻想,但“代”的分期显然不是那么均...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在战地医院给你们写信。打仗了。八个国家的联军跟中国人打,一会儿是义和团,一会儿是他们的政府军。我们从天津往北京打,半路上又折回头往天津打,有颗子弹击碎了我的左腿胫骨。医生说,好利索了我也只能是个瘸子。瘸子就瘸子吧,总比死了好。不过也不好说,战争实在太残酷,现在我闻到火药味就恶心,看见刀刃上沾着血就想吐。想顺顺当当活下来不容易。按规定,腿伤养好了我得继续上前线。中国人很不好打,要是该回意大利你们又没见到我,那说明我已经被打死了。也可能死于其他原因。多事之秋,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遇到哪一个都可能活不成,蹿个稀也没准再站不起来。 哥哥一直说我喜欢“消失”,这一次要玩,那真就玩大了。所以,如果我没回去,这封信就可以当绝命书、诀别信看了。要是那样,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亲爱的哥哥,你也就当没我这个弟弟。务请你们节哀顺变。在战场上我经常想到死。跟杀人相比,我宁愿自己死。死了也好,灵魂就自由了,我可以沿着运河上上下下地跑,一趟又一趟。当年我的大偶像,马可·波罗先生,就沿着运河从大都到了中国南方。活着当不了马可·波罗,那就死了做。 老说死你们肯定不高兴,说点好玩的。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马福德。一个英国水兵朋友取的。大卫·布朗的中文很棒,四年前我们在威尼斯认识的。照音译,我应该叫马费德,大卫把“费”改成了“福”。他说福字更中国。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字,遇到好事要祝福,撞上坏事更要祝福,祝福下次碰上好事;过春节时还把这个字单独写下来,贴到门窗和家具上。我把舌头拉直了读了几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不错? 好了,信写再长都要结束,我就长话短说,就此打住。永久的爱长存心里。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哥哥,我爱你们。我有无边无际的爱。我爱维罗纳家中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我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徐则臣《北上》
麻烦的是自吉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尼采韭常欣赏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 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尼采决意要揭露这种虚假。他有一本书叫作《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或怎样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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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