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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决”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理由很简单，东部犹太人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已定了下来。屠杀波兰犹太人，这一决定并不是希特勒于1941年5月或6月（最终解决令的日期）作出的，而是在1939年9月（就已下定决心的）。……早在1937年11月，希特勒指出，他并不是要征服异族，他想要的是在东部为德国移民准备一块“无人之地”。……针对东部犹太人的措施，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且还是一个广泛性人口政策的主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德国人赢得了战争，波兰人将遭受跟犹太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集体屠杀。这不仅仅是个猜想：德国的波兰人已经被迫佩戴胸章，只是以字母“P”取代了犹太大卫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局限的题目，如书名所示。在一篇审判报道中只应谈及审判如何进行，或从伸张正义的角度看理应如何进行。如果这个审判所在国整体局势对审判的走向举足轻重，那么也必须将其考虑在内。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性，都是被告这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道也必须不予采纳。毫无疑问，人、案情事实以及庭审本身都抛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超出了耶路撒冷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做当然还远远不够，我绝对可以想象得到，在洞悉事实后定会展开一场对其普遍意义的讨论；而讨论越是原封不动地就事论事，可能就越有意义。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恰恰同样出于缺乏想象力，他才能够一连数月坐在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警察对面接受审问，对人家倾吐衷肠，一次又一次解释为什么他在党卫军只干到了中校，说没有继续晋升并不怪他。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辞中，他还说到了“国家对价值的颠覆重估”，他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对同样在这栋写字楼工作的白领来说，回家过年不至于到需要辞职的程度。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第一次授予女性学位的申请于1897年，也就是哈里森回到纽纳姆学院的前一年，以失败告终，当时，气势汹汹的校友和一支乡村牧师队伍（根据某项古老的校园条令，他们保有投票权）受到指令，被要求投反对票。1921年10月，为女学生授予荣誉学位的妥协性提案依旧遭到学校拒绝。投票结果出来后，一群男大学生聚集在纽纳姆学院门口耀武扬威，故意毁坏学院大门。剑桥的抱残守缺让哈里森愤怒，她决定不再容忍，离开校园这个“让人在蝇营狗苟中思维僵化、精力耗尽的地方”，去新的地方追寻智识上的兴趣。与其留在剑桥做二等公民，倒不如寻找一种崭新的、允许挑战传统、实践新设想的生活。战争爆发以来，哈里森不再将目光专注于古代宗教，转而对更为广阔的人类心理方面产生了兴趣：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到俄国文学，从语言哲学到现代艺术。在《忆学生生涯》中，她坦言“自己将人生中太多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生活上面，一门心思研究寥寥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限将至以前，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态度、更宽广的心胸来观照世界”。但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离开剑桥大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学习、旅行的意愿：她决心建立一种拒绝顺从的品德会受到珍视的生活方式。极少数人会在七十多岁时考虑这样巨大的生活转变，遑论真正去实施。哈里森则坚信生命会赐予她更广阔的宽度，她也能为生命创造出更多。是时候放弃一本正经的学术生活，去国际都市翻开全新的一页了！那里将有蓬勃发展的艺术和政治观点，会欣然接受全新的理念。1922年，哈里森前往巴黎，三年后来到伦敦的梅克伦堡街11号定居。动身之前，哈里森将所有纸质文件付之一炬—一同抹去的还有她过往生活的全部痕迹。我们无从得知，这把火究竟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但这一富有戏剧意义的毁灭姿态，足以确保哈里森在重塑生活之时不受任何过往生活留下的物件羁绊。好友送给她三百二十五英镑和一封写着鼓励之语的便笺，纷纷与她告别，庆贺她胜利重生。所有同事集资买了告别礼物，除了...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己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 1944 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忆学生生涯》中她坦言“自己将人生中太多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生活上面，一门心思研究寥寥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限将至以前，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态度、更宽广的心胸来观照世界”。但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离开剑桥大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学习、旅行的意愿：她决心建立一种拒绝顺从的品德会受到珍视的生活方式。极少数人会在七十多岁时考虑这样巨大的生活转变，遑论真正去实施。哈里森则坚信生命会赐予她更广阔的宽度，她也能为生命创造出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已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1944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对于伍尔夫，简·哈里森也起着极大的影响和激励作用。按照家庭规划，弗吉尼亚和姐姐文妮莎本应如当时上流阶层家庭对女孩的期望那样，担负起管家的职责，学会自我牺牲。她们没能像家中的男孩那样去学校上学，但依旧决心学习知识、发挥创造力。两个人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文妮莎对着画架，弗吉尼亚则对着高高的书桌。整个青少年时期，弗吉尼亚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刻苦学习希腊语。1904年10月，弗吉尼亚在姨妈陪伴下待在剑桥休养身体，以走出精神崩溃并第二次试图自杀的阴霾。期间，表亲弗洛伦斯·梅特兰带着她去纽纳姆学院拜访各位“学养丰厚的女士”，简· 哈里森便是其中一位。同年，拜访不久后，弗吉尼亚搬到戈登广场，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和书评，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社交生活。因此，以下推测大约不算牵强附会：这段拜访经历曾推动弗吉尼亚彻底下定决心。哈里森的作品向她展现了一种全新而颠覆性的历史观照方式，伍尔夫因此看见强大、可供女性回望的“母亲”，明白父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是人为构建且极不稳定的。伍尔夫之后的小说、论文无不受此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的男性文人圈，包括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 福斯特，伍尔夫一直感觉有隔阂。他们结识于剑桥大学，都是由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担任导师、只接收男性的精英社团—剑桥使徒社的成员。即便在戈登广场客厅，这个男女共处一室、自由讨论的地方，男性有时候也会聚成一个小圈子，说着弗吉尼亚听不懂的拉丁语笑话，弗吉尼亚这时就会有强烈的孤立感。（罗杰·弗莱曾经夸赞哈里森“拥有真正的使徒式的头脑”，可谓是一则认真严肃的高评价。）简·哈里森为伍尔夫照亮了另一条她能感觉到归属的路线：一所不同的剑桥大学，一个不同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一种观照历史的不同方式，以及一种不同未来的可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己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1944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西门派的信仰大致如下：西门就是上帝本人，为了拯救自己的“恩诺亚”（Ennoia）——他的第一个观念，第一个思想，一种阴性的思想和原始生命力，西门从天上来到人间。这种阴性的思想“恩诺亚”[有时称为“埃皮诺亚”（Epinoia）]简单而又雄心勃勃，是天使主人的创造物。然而，就在“恩诺亚”完成了自己天使般的作品时，一众天使却因嫉妒纯洁完美的女性散发出的耀眼光彩而起来反叛，把“恩诺亚”囚禁在世间一连串的女性体内。特洛伊海伦体内的这一女性精神受到了众多男子的占有和侮辱，受到众多情人的玷污。 1000多年后，“恩诺亚”化身为一个名叫海伦的女子，重新出现在世间，这时她的身份是腓尼基的奴隶和提尔的妓女。这个海伦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马古的情人。马古似乎决心将“恩诺亚”从几个世纪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从而拯救人类。他通过认出（提尔的）海伦体内的“恩诺亚”（其他人只看到一个低贱的妓女）而达到这一博爱的目的。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自成继续派人去打探消息，决心在商洛山中收集旧部，埋头练兵，自己也趁机会读一些书。
——姚雪垠《李自成》
他的求婚把我吓坏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哭了起来。他以为我哭是由于感激，就对我说，他一向坚信我是一个善良的、富有感情的、有学问的姑娘，可是直到他把我现在的品行为人打听得清清楚楚之后才下决心走这一步。这时他详详细细地问起您，他说他一切都听说了，说您是个品行端正的人，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不愿意欠您的债，问我五百卢布够不够偿还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向他解释说，您为我做的事是多少钱也报答不了的；他就对我说，这全是胡话，全是编出来的小说，说我还年轻，不应该读诗，说小说会毁了年轻的女孩子，书本只会使道德败坏，他对任何书都不能容忍，劝我等活到他那个年纪再来议论别人。“到那时候，”他又加了一句，“您才能够识人。”接着他说，希望我对他的求婚要好好地考虑，假如我不慎重考虑就采取这么重要的步骤，他是会非常不愉快的。他又补充说，草率从事和一时头脑发热会毁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肯定的答复。最后他说，否则的话，他只好娶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女儿，因为他说：“我已经发誓要取消那个不成器的侄子的继承权。”他硬留五百卢布放在我的绣架上，照他的说法，是给我买糖果吃的。他说，到了村子里我会发胖，像个小油饼似的，我在他那儿可以要啥有啥。现在他忙得不可开交，整天为了办事东奔西跑，现在是偷空儿跑来看我的。说完他就走了。我想了很久，我左思右想，我一边想心里一边痛苦，我的朋友，最后，我下了决心。我的朋友，我要嫁给他，我应该答应他的求婚。如果有人能使我摆脱我的耻辱，恢复我清白的名声，使我将来不再受到贫困匮乏和不幸，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对未来我还能抱什么希望，我还能向命运要求什么呢？费奥多拉说，不应该坐失自己的幸福；她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幸福呢？至少我是走投无路了，我宝贵的朋友。我可怎么办呢？我老是这样干活儿把身体都搞垮了；我不能经常干活儿。去当用人吗？——那我会痛苦不堪的，而且我不能使人家满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好像是在世界上睡觉，而不是活着。可怜的老人来看儿子时，几乎总是带着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概是不知道儿子会怎样接待他。平时他总是久久犹豫不决，不肯进去，如果碰上我在那，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我问上二十分钟，他怎样，他身体好吗，他的心情到底怎样，他是不是在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他是在写作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就一个劲儿鼓励他安慰他，老人这才下决心进去，轻轻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先把头探进去，要是看见儿子没有生气，向他点头，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脱下大衣和帽子，全挂在钩子上，这一切他全做得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声音，然后小心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猜出他的比坚卡的心情。要是老人看出儿子的心情稍微有些不好，他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解释说：我是顺路过来的，比坚卡，我只待一分钟，我走了很远的路，路过这里，进来歇一会。说完就温顺地默默地拿起了大衣和帽子，又悄悄地把门打开走出去，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为了忍住心头沸腾的痛苦，不对儿子流露出来。有时候儿子和颜悦色地接待父亲，老人就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脸色，他的手势，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无一不流露出高兴。要是儿子开口和父亲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欠起身子，轻轻地、诚惶诚恐地，几乎带着崇敬的神情来回答，总是极力说些最文雅的话。可他天生不善辞令，他总是发慌胆怯，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自己往哪里躲，说完之后还要把他回答过的话咕哝好久，仿佛要纠正说过的话，如果回答得很得体，老人就把身上收拾一下，整理整理背心、领带和燕尾服，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有时他鼓起勇气，放开胆子，居然悄悄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随便取下一本小书，甚至当场就读起来，也不管那是一本什么书。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装出一副毫不在乎和冷静的样子，似乎他一向可以擅自翻他儿子的书。可是有一回我却看到他儿子不让他动书，这...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每个人的回亿里都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能公之于众而只能向朋友们公开。还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还得在隐秘情况下。然而，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甚至都害怕对自己公开，并且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正派人那里都有相当多的积累。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至少我本人是不久前才下定决心回忆我过去那些奇遇的，而在此以前我总是刻意回避它们，甚至还有点惶恐不安。现在呢，我不仅开始回忆，面且还决定把它们笔录下来，此刻我正是试图考验一下：能否做到至少对自己完完全全地坦诚，而不害怕全部真相？我想顺便提一下：海程曾断言，真实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肯定会大量撒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每个人的回忆中都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能向众人公开，而只能向朋友袒露。另有一些东西，就是对朋友也不会公开，而只有对自己坦诚，并且讳莫如深。最后，还有一些东西，甚至害怕对自己公开，而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体面的人那里都积累得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一个人越是体面，他所积累的这类东西就越多。至少，我自己就是不久前才决心回忆我先前那些奇遇的，而在此前我总是回避它们，甚至还有点儿惴惴不安。而此刻，当我不仅在回忆，甚至还决定做出笔录的时候，此刻，我正想体验一下：有可能完全做到坦白吗，即便是面对自己？有可能不怕全部真相吗？我要顺便指出，海涅断言，真实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肯定会撒谎。他认为，比如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无疑对自己撒了谎，甚至是出于虚荣而有意撒了谎。①我相信海涅是对的；我非常清楚地懂得，有时仅仅是出于虚荣，就可能给自己扣上整套整套的罪名，我甚至还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虚荣可能是什么性质的。然而，海涅评判的是那种在公众面前忏悔的人。而我却只是为自己一个人写作的，我要一劳永逸地声明，如果说我的写作仿佛是为读者的，那么这也仅仅是为了摆摆样子，因为这样我便可以更轻松地写下去。这是一个形式，一个空洞的形式，我永远也不会有读者。我已经声明过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正是在这冰冷、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和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清醒地将自己活生生埋葬在这地下室四十年的光阴中，在这为自己处境专门打造但仍破绽百出的走投无路中，在所有因避入内心深处的愿望不得满足而生的深入骨髓的怨怼中，在这不断刚下定决心下一刻又后悔的令人战栗的反复无常中——正是这些包含了我之前所说的愉悦感的精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您渴望生活，并用一团混乱的逻辑来解答生活问题。您的行为多么讨厌，多么粗鲁，但同时您又是多么害怕啊！您胡言乱语，并由此感到满足；您说粗鲁的话，自己却又在不断地为这样的粗话感到害怕，并请求别人原谅。您要人相信您什么也不怕，与此同时，您却在奉承我们的意见。您要人相信您在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您却在说俏皮话逗我们发笑。您知道，您的那些俏皮话并不高明，但是，您却显然因其有文采而扬扬得意。您也许真的受过苦难，但是，您却丝毫也不尊重您的苦难。您有些真理，可是缺乏高尚的品德；您出于极其渺小的虚荣心炫耀您的真理，使得您的真理蒙受耻辱，将您的真理带向市场……您真的想说点儿什么，但是，由于忧虑您又隐藏了您最后的话，「因为您没有决心和盘托出，却胆怯得厚颜无耻。您夸耀自己的意识，可您却一直在摇摆不定，因为您的头脑虽然在活动，您的心灵却被放荡行为所腐蚀了，而没有纯洁的心灵就不会有充分的、正确的意识！您身上有多少令人厌恶的东西，您是那样纠缠不休，您是那样装腔作势！谎言，谎言，全是谎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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