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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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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是人性黑暗的总和。活在光明里的会渴求成为神的形象，活在黑暗里的会渴求得到魔鬼的形象。因为我想活在光明里，所以当我到达深层时，太阳就熄灭了。它变得黑暗，像蛇一样。我与它合而为一，而不是把它征服。我接纳了我内里蛇的本质，担负了自己的屈辱和奴役。 若我没有接纳这蛇性，那么魔鬼，也就是所有蛇性的要素，就会保留着我这点权力。那样魔鬼就会抓到把柄，就会逼我跟他立约，正如他狡诈地欺骗浮士德那样。但是我却走到他面前，与蛇合一，就像男人跟女人那样。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37（黑书5》中继续写道：“神拥有力量，而原我没有。因此无力不应该受到责难，而是应该停留的状态。/神的表现源自自身，他应该保留这一点。我们对原我做了什么，我们对神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扭曲原我，那么我们也扭曲神，神圣的服务是为自己准备。因此，我们将人性从自己身上释放出来。一个人扛起另一个人的负担，他已经变得不道德。每个人都能够扛起自己的负担，这是对一个人最低的要求。我们最好能够向别人展示如何扛起自己的重担。/把自己的担子转给弱者就意味着教育他们变得懒惰。/怜悯不应该担起别人的重担，而是应该成为一位严格的教育者。我们的孤独没有终点，这只是开始。”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那阳刚之气又如何？男子需要多少阴柔气质才得以完满，你知道吗？女子需要多少阳刚气质才得以完满，你知道吗？你们从女子身上找寻阴柔气质，在男子身上找寻阳刚气质。而这只会让男的更加男性，女的更加女性。但人在哪里呢？男人，你不应该在女人身上找寻女性的，而应该在你的内在找寻、认出它，因为那是你最初已经拥有的。但你喜欢这样把玩阳刚气质，因为那条路都被前人踏平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如果你相信言语，那么在你面前的书卷里说的从来都是同样的话。如果你相信的是言语所指的事物，那你永远都到不了终点。而你却必须踏上这无尽的路，因为生活并不是受着限制的，而是在无限的路上流动的。但永无止境让你害怕，因为无限是可怕的，而你的人性会起来反抗，所以你找寻边界和限制，免得自己踉跄跌进无垠之中，失去自己。你不能缺少限制。你呼喊出言语，它有一层意义，而不是多样的，这样你就从无边的多义性中逃脱了。这言语对你而言就是神，因为它从无数可能的解释那里保护你。言语是守护的魔法，对抗那个要把你的灵魂撕裂、撒往四周的、无限的恶魔。如果你最终能说出：“就是这样，也只是这样。”你就会得救。你说出了咒语，无限的就会被禁制在有限之中...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如果长寿对与人所属的物种没有意义的话，人肯定不会活到七八十岁。所以，人生的下午必然有它自己的重要性，不可能只是生命上午的可怜的附属物。无疑，上午的意义在于个人的发发展，在于我们在外部世界树立牢固的地位，在于我们种族的繁衍和对于我们孩子的照顾。很明显这是自然的目标。但是当这一目标已达到——甚至超过——之后，难道还应该超出所有的理性和理智继续稳步地追求挣钱、扩大征服领域和扩展生活吗？如果一个人把上午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的目标——带到下午，那么他就肯定必须为此付出损伤灵魂的代价，就像一个抱着童年的自我不的青年人必须为这个错误付出社会失败的代价一样。获取金钱、立身于社会、建立家庭和繁衍后代，这些仅仅属于自然一一而不是文化。文化超越了自然的目标。文化会不会是生命后半部分的意义和目标呢？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由于这些问题和症状的个人性质，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神经症”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这些问题都是由幼稚的幻想所构成，而这些幻想又难以与成年人的精神内容协调一致起来，所以一旦它们发展到意识程度，立刻就会被我们的道德判断压抑下去。就事物的本质而言，这种幻想在一般的情况下并不是以幼稚的方式发展成为意识的，或者小而言之，这些幻想既不可能成为意识，也不可能被其他力量有意识地压抑下去。更确切地说，它们似乎是一直存在的、或者说无论如何都存在着的，似乎是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坚持着这种状态，直到有一天心理学家的介入才使它们能够跨越意识的门槛而呈现出来。无意识幻想的激活是当意识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危机形式时才会出现的一种心理过程。当然，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潜伏着童年期幻想，然而，只要有意识的个性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沿着自己的路径向前发展，这些幻想就不会呈现出来。而当这些幻想达到一定强度时它们就被分裂成为碎片，进入意识领域，并且产生一种病人自己能够体会到的冲突局面。结果，个人被分割成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个性特征。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事实上，在科学假设的影响下，不但人的精神，而且每一个个人，甚至所有个体存在（无论其具体情况如何），统统都被拉平了、均等化了，统统被混淆得模糊不清了。结果，现实的画面被扭曲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平均值。我们不应当过低地估价统计性的世界画面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效果：它使得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取代了个人的位置，这些受到青睐的因素堆砌起来，就形成群众组织。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反，而是各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其最高的层次就是作为政治现实原则的国家这个抽象的观念。如此看来，个人的道德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政策所取代了。于是，你便失去了个人道德和个人心理方面的特殊性，而只是津津乐道于公共福利的获得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于是，个人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这是惟一真实的生活）便不再存在于个性的发展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的政策之中；这种国家政策虽然是强加在个人头上的身外之物，是一种抽象人的观念，却要对人类发挥重大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生活的所有内容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于是，个人便被一步一步地剥夺了做出诸如他自己应该怎样生活的这种道德选择的权力。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人类关系得以形成的基础，并不是人的分化和人的完善，因为这两种概念仅仅强调差异，只能引起进一步的对立；与此恰恰相反，人类关系是以不完善性，是以脆弱无助和需要支持等人性的缺点--这是一切依赖性的理由和动机--为基础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由于人们普遍地相信，人类是意识所了解的自己，因此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无害的，这实在是在罪恶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愚。虽然他们并不否定已经发生的和仍在继续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他们却认为这些事情是“别人”所为。当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最近或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立刻就会、而且也很容易会将之遗忘，这时那种头脑糊涂的慢性病就会重来，而我们却称之为“正常状态”。与此形成惊人对比的是，事实上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消失，什么事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只有我们看得见魔鬼、罪恶、良心的极度不安和不样的预感便会现在我们眼前。所有这切都是人类造成的，我也是人类的一员，也有人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也同别人一样对犯下的过错感到愧疚，但身上具有的不可改变的、难以磨灭的能力和倾向却可能随时将错事再犯一次。从法律上来说，即使我们不是帮凶，但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有可能会一直是潜在的罪犯。实际上，我们只是缺少被卷入凶恶混战的合适时机而已。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人类黑色的集体阴影。不管这种罪恶可以追溯到数代人以前还是发生在今天，它都总是残存着处处都能彰显出来的人类特点。因此可能是人类在对邪恶想象”的控制力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只有傻瓜才能够永久地忽视他的本性。事实上，这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人类的心灵是有记忆的，远古最初的人生体验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构成人类共同的心灵基础，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在群众规则的影响之下，个人可以变成形形色色所谓第某某种类的社会单位，国家也会被吹捧成为至高无尚的原则。此时，人们只会看到，宗教功能也将被融化在群众这个祸乱中。如果我们对某些虽然视而不见又无法控制的因素作一仔细的观察和思考，那就不难看出，宗教就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本能态度，而且，纵观人类的全部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态度的征象和具体表现时时处处无所不在。显然，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精神上的均衡状态，因为自然人具有一种同样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使他深知，他的意识功能随时随地都要受到那些既来自内心世界、又来自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可控制因素的阻挠。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十分关心这样个问题：即，任何可能对自己、对别人产生影响的重大决定，是否都借助某些具有宗教性质的得力措施才能够出台？于是，对于那种无形的权力，人们便常常做出自己的奉献，发出各种令人生畏的祝愿，并且为之举行五花八门的严肃仪式。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
我现在知道，生而为人，都有脆弱无助的一刻，亦有忽明忽暗的悲喜交加。我们只能凭着感觉走，边走边摸索，最后终将张开双臂迎接光明。这一切都是人生这场未知航行中的一部分。
——艾丽斯·西伯德《可爱的骨头》
在哀悼里，在悲剧里和喜剧里，不仅是在剧场里而且在人生中一切悲剧和喜剧里，还有在无数其他场合里，痛感都是和快感混合在一起的。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我们亲临灾祸时，心中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可是理智把这种自然倾向镇压下去了。诗人要想餍足的正是这种自然倾向，这种感伤癖。同时，我们人性中最好的部分，由于没有让理智或习惯培养好，对于这感伤癖就放松了防闲，我们于是就拿旁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我们心里这样想：看到的悲伤既不是自己的，那人本自命为好人，既这样过分悲伤，我们赞赏他，和他表同情，也不算是什么可耻的事，而且这实在还有一点益处，它可以引起快感，我们又何必把那篇诗一笔抹煞，因而失去这种快感呢？很少有人能想到，旁人的悲伤可以酿成自己的悲伤。因为我们如果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已的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这种哀怜癖就不易控制了。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苏 善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它只是善的事物的因，而不是恶的事物的因，只是福的因而不是祸的因。阿这是不可辩驳的。苏 神既是善的，他就不能像多数人所说的，为一切事物的因。人所碰到的事情之中只有少数是由神造因，多数都不是的，因为人生中好的事情少而恶的事情多，好的只有归原于神，恶的须另找原因，不能由于神。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中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著名英雄的痛哭勾消，把这种痛哭交给女人们，交给凡庸的女人们和懦夫们，使我们培养起来保卫城邦的人们知道这种弱点是可耻的。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 人难能的是这“闻道”。我们谁不自信聪明，自以为比旁人高一着？但是谁的眼睛能跳开他那“小我”的圈子而四面八方地看一看？谁的脑筋不堆着习俗所扔下来的一些垃圾？每个人都有一个密不透风的“障”包围着他。我们的“根本感”像佛家所说的，是“无明”。我们在这世界里大半是“盲人骑瞎马”，横冲直撞，怎能不闯祸事！所以说来说去，人生最要紧的是“明”，是“觉”，是佛家所说的“大圆镜智”。法国人说“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我们可以补上一句“了解一切，就是解决一切”。生命对于我们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对它还没有了解。既没有了解生命，我们凭什么对付生命呢？于是我想到这世间纷纷扰攘的人们。——1947年
——朱光潜《厚积落叶听雨声》
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试创造成功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potentiality）才大。这种可能而未能的状况就是无言之美。世间有许多奥妙，要留着不说出；世间有许多理想，也应该留着不实现。因为实现以后，跟着“我知道了！”的快慰便是“原来不过如此！”的失望。
——朱光潜《厚积落叶听雨声》
人生第一乐趣是朋友的契合。假如你有一个情趣相投的朋友居在邻近，风晨雨夕，彼此用不着走许多路就可以见面，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闲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你不嫌他有一点怪脾气，他也不嫌你迟钝迂腐，像约翰逊和鲍斯韦尔在一块儿似的，那你就没有理由埋怨你的星宿。这种幸福永远使我可望而不可攀。第一，我生性不会谈话，和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坐不到半点钟，就有些心虚胆怯，刻刻意识到我的呆板干枯叫对方感到乏味。谁高兴向一个只会说“是的”、“那也未见得”之类无谓语的人溜嗓子呢？其次，真正亲切的朋友都要结在幼年，人过三十，都不免不由自主地染上一些世故气，很难结交真正情趣相投的朋友。“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虽是两句平凡语，却是慨乎言之。因此，我唯一的解闷的方法就只有逛后门大街。
——朱光潜《厚积落叶听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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