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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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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狭小,两人几乎是身贴身站着,阿凤望向丽萍,忍不再啰唆提醒:“我以前听老人家说过,‘男人要负责任,女人要明事理',做得到的便是好人。我以前认为有道理,但后来觉得这只是温女人的笨。要女人负责任的事情还少吗?又难道男人不需要明事理?做人嘛,应该负责任的时候就要负,要明事理的时候就要明,还分什么男女?”顿一顿,她又说:“记住,以后你交男朋友,不仅要看他是不是对你好,更要看他对其他人好不好,尤其对亲人够不够好。一个只对你好的人,靠不住,因为他随时会对你跟对其他人一样坏。你要揾个心地好的人,就算到了关系恶劣的时候,他仍然愿意维护你,至少不愿意伤害你。当然你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人,做好人。” 丽萍嘟起嘴唇,像孩子般用两只手掌捂住耳朵,嗔道:“哎呀太复杂了。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做人好难啊!” 阿凤道:“谁说过做人容易?”仿佛也是在提醒自己。 丽萍忽然把手里的碗碟搁下,在围裙上拭一下手,然后拉住母亲的胳臂,把脸依偎在上面,撒娇道:“幸好我有个好人妈咪! 阿风笑道:“傻妹猪。好人会变坏,坏人也会变好。有几坏,有几好,自己最清楚。”她轻轻摩挲丽萍的脸庞,柔顺、饱满,阵阵青春气息传到手掌上。她忽然叹一口气,疼惜女儿们还有一段漫长的日子,唯愿她们能够维持善良的心,也能够遇上好的人,对的人,万一跌倒了,甚至做错了,仍然站得起身,拍走衣衫上的尘土,抹去脸上的污垢,继续前行,不至于绝望。她自己这几年生活积极,自从有了开店的主意,奋力赚钱存钱,累归累,但有把握抵达目的地,而家人在旁同行,路途上的每个脚步都让她感到温暖。偶尔午夜梦回,她忆起怀着天恩时的邪恶念头,未免不寒而栗得双手颤抖,幸好天恩的来临,以及子明和女儿们的出现,让她重新燃起生命盼望,像炉里的炭火再次熊熊地、猛烈地烧得旺盛,她自觉有能力既照顾好家人,也一步一步走向目标。她多么渴望人生像厨盆里的碗碟和筷子,所有...
——马家辉《双天至尊》
章回小说在明清两代十分发达,其数量之大,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因此良莠不齐,高下各异。及其末流,即模式化,俗套多,事迹不外男女私情,人物“千人一面”,毫无个性与思想感情的等差和变化。一到《红楼梦》,立即展开了一幅惊人奇丽异彩的“万尺画卷”,数百人物,各个不同,声口、气质、风格、神态,绝无雷同,而且不只是一个无灵魂的空名字,个个如同现实世界,活现其情境于纸上。这则是又一奇迹,又一绝作。 第三,如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雪芹之写人,打破了以往的旧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都坏。《红楼》人物都是如现实中的人,其性与质都是复杂的构成品,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不是有意美化或丑化的绝对化认识与作法。正如鲁迅所说:都是“如实抒写”,不是纯主观概念式的褒扬讥贬。 与此紧相关联的即是立足视点的多元化与感情的多元化。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红楼》艺术的突出特色。在本书中,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僵死点去观察观照人、物、事、境,而是从众多的“点”或“角”去进行的。他写人,各有其处境、关系、甘苦、哀乐,而不是以作者个人的心意去代替的“一面性”写法。例如写宝玉为父亲笞打,牵动了全家的每个人的心魂,无不泪下或痛哭——每个人,包括教子的严父也并非是灭绝人性的“卫道者”,他内心痛苦更大。 再如写迎春房中大小丫环与厨役柳嫂的矛盾争吵,那场对话,令你感到各有其愤怨不平的理据,又各有难言的苦处——作者绝不是“站在哪一边”专为单方硬撑强辩,护张排李。 这一特点,绝不见于以往的小说中,表明了一个极大的胸怀见解,即:大悲悯,大体贴,“众生皆备于我”。 第四,写人的手法纯粹是中华画法的精神体现:传神写照(晋代大师顾恺之的提法)。
——周汝昌《红楼小讲》
所有的这些都在提示着我,提示我不能偷懒。一旦躺平,她可能会问题行为激增,那么这五年的康复努力就会打水漂。假如我不循环往复地和她沟通,并且为她寻找新的互动点,她就可能会回到她的星球上去。比起其他普通孩子,她的进步是缓慢的。我逐渐放弃了对她的不合理期待,不再拿对普通孩子的要求来要求她。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独特的生命。身为她的父母,我能做的就是接纳她的独特,并不企图去消灭这些独特性,让她能来回穿行在两个星球之间,一路畅行无阻。她小时候很需要我,当妈妈的充实感帮我抵御了全职妈妈的身份危机。但现在,我半是欣慰半是忧虑地看到,她越来越独立了。她对于我的依赖越来越少,难道我存在的价值就是每天接她上下学,为她一天煮三顿饭?2023年12月,我在结束了小学一年级的陪读生涯后,突然陷入了人生价值危机中。不需要我陪读后,我如果不去上班,每天就会无所事事。当时我的双相情感障碍躁狂也发作了。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写下了四万字的陪读日记,当时我在朋友的咖啡馆里码字,键盘敲得像在弹钢琴曲,夜深人静还能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树儿需要一个情绪稳定、悦纳自己的妈妈。相比陪伴的时长,陪伴的质量更加要紧。2024年2月,我在四川树儿爷爷家双相情感障碍偏抑郁发作,感受不到和树儿相处的快乐了。我躯体化症状严重,双腿无力。每次和树儿一起走路,我只能看着她在前面意气风发地走,自己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我想,我要尽快恢复生命力,和她一起手牵手并排走。我迫切渴望走出抑郁期,重返职场,成为一个上班的妈妈,更加注重陪伴的质量,一如既往地去爱树儿。
——朱矛矛《树儿》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笛卡尔式理性完全建立在“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生产出的东西,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始终保持在它自身范围内的隐含假定之上”。从而它的最高范型是现代所理解的数学知识,即不是从心灵之外给予心灵的理想形式的知识,而是心灵自身产生的形式的知识,在此特殊意义上,它甚至不需要自身之外的感觉对象的刺激或激发。这个理论确如怀特海所谓“共同感退却的结果”。因为共同感(common-sense)曾经是所有感觉之中的这样一种,由于它,所有其他严格私人性的感觉才适合于一个共同世界,正如视觉使人适合了这个可见世界一样,但现在共同感变成了一种与世界无任何关联的内在机能。这一感觉现在还被称为共同的,仅仅因为它恰好对所有人来说是同样的。现在人们共有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的心智结构,严格说来,心智结构也不是他们共有的,只是碰巧在每个人那里都相同的推理机能。对于“2+2”的问题我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4”,这就是常识推理的模式。理性,在笛卡尔和在霍布斯那里一样,都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变成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即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自身之内发动的过程。这个人的心灵(就仍处于数学范围而言)不再把“2+2=4”理解为一个等号两边处于不证自明的和谐中的等式,而是理解为一种思考过程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2+2”变成“4”是为了生成下一步的加法过程,最终导致无穷大。现代把这种能力称为常识推理,其实是心灵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当心灵与所有现实隔绝而只“感知”自身时,它就开始自动运转了。游戏的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真理”,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大脑结构跟另一个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一样。如果有区别的话,只是智力上的区别,可以像马力一样加以测试和比较。这里,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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