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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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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外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轧根于那个世界，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保罗基本上就是我如上所描述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就是白皮肤，所以我通常很少被皮肤白皙的人吸引，尽管保罗的头发在夏天时会被晒成几缕金色，像用过氧化氢漂染过一样，但他的肤色是拉丁人种的天然肤色，哑光感的皮肤，一双雪利酒般的褐色眼睛，与他紧凑的、仿佛精雕细琢过的五官相得益彰。他通情达理、反应敏捷，但并不能称得上聪明；他性格随和，意气风发，但也不能称得上诙谐风趣一只是当时的我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差别。他很有自信，也很有魅力，在一些更有阅历的朋友或更清醒的年轻人眼里，他是有些行为不端的，因为他总是缺钱花，而且会和任何愿意与他亲近的女人谈情说爱，哪怕对方可能是朋友的妻子或女儿。他首要的品质，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很自在”，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这部分对我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这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人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他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阐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这段时间（战争期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入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拾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一一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扎根于那个世界（而我其实还不是扎得很深的那种），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我自己的情况又会怎样？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老年友谊与过去略有不同。人年轻时，友谊主要靠彼此分享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来维系，但对我们而言，正在发生的事就是等待死亡，这当然也算是一种联结，但这种联结缺乏友谊必需的快乐元素。我发现，我目前所拥有的友谊的必要因素，并不存在于当下的处境，而更多驻足于彼此的过去。共同的幽默感，一定程度的好奇心，有了这个必要基础，我们就能为彼此提供奇妙有趣的故事，引发真诚的关心、钦佩和喜爱。刚开始时我想：“天哪，这个养老院里充满了故事！得有人，或者干脆是我，带着录音机四处走动，收集这些故事。”后来我意识到，我所谓的“故事”，显然都是些“仍在继续的人生”，而不是供人消遣的素材。这些人生故事，只有故事的主人有权讲述；它们只能在温暖、共情与相互尊重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成为友谊的养分。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人老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她写回忆录的初衷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她说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看她对老年人提出了何种忠告：“一个老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或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同龄人。享受他们（年轻人）慷慨的付出吧，但仅限于此。”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8: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已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时至今日，岛屿两端的山峰鲁莽地直插大海，已经打败了无数筑路者，因此整座岛屿没有道路环绕。直到1956年，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的道路才倾斜地越过岛屿，可以通车，由于群山阻碍，山路比直线距离远得多。这条横贯海岛的公路，被命名了一个豪华的名字——“皇家大道”，大约是在1900年正式“开通”的，但实际上到了中途就逐渐消失了，只有最初的五六英里在水面之上。简在岛上的日子，要么沿着岛屿航行，要么在经常被洪水或山体滑坡中断的崎岖小径上骑行。即使是连接加勒比海一侧的两个主要城镇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平坦海岸公路，在1972年以前也还根本不存在。如今，有几条狭窄的碎石路从海岸直通山区，农民可以用卡车将他们的产品运下山再装船运走，但是简去日内瓦自家的祖产看望祖母时，还需要在石头小径上骑行九英里。除了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那条路，多米尼克那些狭窄崎岖的道路至今还令人生畏：有那么多森林要清理，那么多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急弯要越过，那么多热带的倾盆大雨会冲走刚建起的一切……但没有钱，没有设备搬运泥沙！全是些探险小径，想要持续维修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很少有白人在多米尼克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简的少女时代，一位精力充沛的管理员鼓动了新一代英国种植园主来到这里，导致白人人口一度飙升·…从1891年的44人增加到1911年的399人＇。但是新一代种植园主很快就放弃了，现在人数已经不足十几个。简的父母把她姐姐送到有钱的亲戚家抚养长大，我非常理解。因为那时候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是不工作的，她们长大嫁人，但多米尼克哪里可以找到能嫁的人？一个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英国对这个岛屿严重忽视，尤其在学校方面，所以多米尼克几乎没有黑人接受过任何教育。不管怎样，种族偏见也不可能让黑人成为白人女孩的丈夫，就算可能，他们之间也不会真的和谐。对白人的教育尽管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即便是最底层的白人女孩也识字。在殖民社会，只要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有的作者依赖编辑，就像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时候阿西尔不得不扮演保姆的角色，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可以说是她哄出来的。她从人海深处把里斯打捞出来，给予里斯极大的理解和同情。阿西尔鼓励她写下去，在生活、精神乃至法律上援助她，那是扔给了她一个救生圈，让衰老、脆弱的她有一丝力气“迎着艰难的命运”，游出酗酒、孤僻、贫穷、偏执、不切实际和精神崩溃的苦海。里斯创作《藻海无边》用了九年时间，漫长又艰辛，如果没有阿西尔持续的悉心呵护，里斯会怎样？她还能完成这部人生最后的长篇小说吗?阿西尔不惜笔墨描写了与里斯紧密相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她的出生地多米尼克，这个加勒比汪洋中的岛屿被火山和雨林填满，极其孤绝，却是她的心灵属地；一个是她晚年生活的凄凉陋舍，“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在这平房里，里斯完成了《藻海无边》，阿西尔“清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的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只有理解了里斯生命起初和终了的两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懂里斯的小说。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自私吗？不，我希望不是，说自私涉及我人性的全部，但我内心确实有一个顽固的自私点，让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需要我奉献全部自我的任何事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同时，她还需要工作和生活有明确的界限，她直言：“虽然我有时会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有限而感到羞愧，但我认为，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并不为这个理念而感到羞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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