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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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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与我们共享。
“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跟那次没有告诉你他在乡下策划的事是一个道理:怕你阻止他。这就是他做事的风格,难道不是吗?事实上,激怒你,惹你生气,也是他的风格。当然,更是他的策略。如果他没有惹你生气,你也不可能惹他生气。这样,他就没有借口离你而去。否则,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只有吵一架,然后突然离开,才合乎情理,既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撒谎。”“我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他同样会把你激怒的。在惹人生气的艺术方面,他堪称大师。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开始筹划这出戏呢?在有些事情上,他的耐性好得出人意料。”“他不信任我。”“不,他在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知者不言。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那么,不说出真情,对我们并不困难。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有说出去的可能性。另外,他在投入一种结局可能很坏的行动之前,会遵循另一条规则:断绝与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一切联系。他一般会采用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来断绝这种联系。他认为,一个被他谩骂和侮辱过的人,当听到他锒铛入狱或被杀死的消息时,内心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请相信我,他要做到这点很难。事实上,他昨天晚上一定感到很难受。忘了关抽屉和戴假发就是证明。唉!但愿他的脑袋里不要冒出什么特别胆大妄为的行动计划,不要产生新的铤而走险的想法。他可能会用这些计划与想法来弥补他的绝望与沮丧。但是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现在连那些侨民也拒绝了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证明自己能单枪匹马做任何事情。他绝不会改变主意。”“既然这样,该怎么办呢?尼古拉斯。”“没事,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他能回来。”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然而,你后来对我说,当时你情绪低落。夜色降临时,一种恐怖的睡意笼罩了你。你倒下呼呼大睡,梦见正占有一个女人。自从到艾吉纳岛那晚之后,你大概做过四次这样的梦,每次都梦得很短,因为你害怕来不及行男女合欢之事,害怕在高潮到来之前就把你带到行刑队面前,这已经成了你的一种心结。但这次却相反,梦的时间很长。好像你拥有无穷的时间,慢慢地进入这个女人的身体,伴着大海平静、柔和的波涛,大海以爱抚的浪花拍打海岸,浪花缓缓退去,返回之前不慌不忙地停留,然后又慢悠悠地再次拍打岸沿。推迟那个爆发的时刻是甜美的,那时刻,为了释放咆哮的海水,大海翻腾,波涛汹涌,延长等待那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的到来是美妙的。此刻它正在来临,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最后海浪袭来,溅起灿烂的浪花。现在海浪愈来愈高,向你涌来,即将把你裹挟而去……“醒醒,阿莱克斯,醒醒!我来了,我们来了!”未来的演员伸出两只手,使劲推你,指着同伴对你眨眼睛,示意赶快动手。你对他怒目而视:“傻瓜,你没有让我把梦做完!”接着又是一阵大骂:“你没有让我把梦做完,你毁了我的梦。”你一边骂,一边把他赶了出去,并把饭盒朝他扔去。他哭着离开了,嘴里不停地说:“疯子,简直是个疯子。他们给你穿上紧身衣完全有道理。”之后,他不想再到你的牢房里来执勤了,请求扎卡拉基斯给他换个工作。你也再没有见到过他。此事你没有在意,现在你对这坟墓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已经觉得你的行军床并不是完全的不舒服,并不觉得你的牢房太小太小。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我特意把它们交给你,是为了向你证明,爱情是友谊,是患难与共。爱情是一种陪伴,由于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责任,你能与你的爱人共享一张床。我可不想要一个只能给我幸福的女人。世界上有许多能使你幸福的女人,如果幸福就是你要寻找的东西的话。要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我有过很多的女人,这五年的监狱生活算是一个间歇。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伴侣。我想找到一个伴侣,一个将会成为我同志、朋友、战友和兄弟的伴侣。我是一个战斗的男人。我将永远是这样的男人,无论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都是,甚至是到了天堂都是如此。我不能接受别的生的方式和死的方式。这个星球上有多少人?三十五亿?好,如果三十四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也就是说全世界除一个人之外都不战斗了,我也仍将战斗下去。这跟梯恩梯没有关系,在一个战斗着的男人的一生中,梯恩梯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再说了,我不喜欢梯恩梯。我不喜欢暴力,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暴力。我永远不会像有些人一样,以他们国家的名义,或以某种该死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去炸毁一辆载满儿童的汽车。我不相信战争,不迷信流血的革命。我坚信,它们只能起到更换主子的作用。我讨厌枪声和爆炸声。我告诉你吧,我喜欢加富尔式的人,而不喜欢加里波第们。但当自由受到威胁时,那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当……”那声音,那眼神,就仿佛那声音、那眼神中有一个魔鬼。这是一种冷酷而又清醒的、无法抑制的欲望,是那种让某人感到困惑、使其心神不宁的欲望。受这种欲望驱使的人,他可以以他信仰的名义干出任何荒唐的事情,他可以摧毁自己与别人的生活,牺牲自己与别人的感情,葬送自己与别人的才智。不过,你的话中却包含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爱的表白,它们抵得上床上的一千次拥抱,销魂的一千个良宵,珍贵的一千朵茉莉,等于一千句“现在我爱你,今后也永远爱你”。头天夜里我梦见的那只恐龙,那只一边咆哮,一边践踏大树犹如踩扁小草的洪荒时期的恐龙,其实并不是什么恐...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这个着装像个男人的女人理了理被汗水浸透的长发,没有马上下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有点害怕。然后,她毅然跨出车门,走向她的命运之约。我一点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没有看过你的一张照片。我甚至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你是年轻还是年老?漂亮还是丑陋?高还是矮?发色浅还是深?此时我突然想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明知认不出你来,但我还是在人群中寻找你。但突然我把你认出来了,因为顷刻之间我们的目光就碰到了一起,并且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因为这个瘦小的、长相难看的男人,这个小黑眼睛闪亮闪亮的男人,这个一脸的黑色络腮胡在苍白病态的面容上显得十分抢眼的男人,......不过,说出下面这句话的声音是属于你的:“你好,你终于来了。”这是一种那样的声音,甫一听见,就会使人永远失去平静。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生命的存在失去了人性的内涵时,明天也就不成其为新的一天了。你已经被关了一个月了,有时你分不清生和死的区别。你感觉自己还活着,仅仅因为你还在呼吸。首先是那间牢房,它潮湿而阴冷,因为他们不给你生炉子。牢房弥漫着一股难以忍受的臭味,因为便桶两天才倒空一次。看守们进来时,不是屏住呼吸,就是用手绢捂住鼻子与嘴巴,满脸憋得通红,赶紧转身,跑到外面去呕吐。你对臭气已经习惯了,但只要门一开,外面的空气透进来,你马上就会感到两者真是云泥之别。你有时甚至会恶心得连一口饭都咽不下去。没有床更加重了痛苦。尽管在宪兵司令部和吉纳岛时的情况也一样,但你现在并不甘心像条癞皮狗似的躺在地上,更何况地面冰冷,砖头上长满了青苔。这种环境对治你的感冒、咳嗽确实不利。你也没有枕头。“你们至少要给我一个枕头吧!”你曾经对他们这样怒吼道。但帕佐拉科斯——这是监狱长的名字——却假装没有听到,他担心上司会指责他心肠太软。你把上衣卷成一团,当作枕头。身上没穿上衣,你冷得发抖。你不想被活活冻死,于是不睡觉,从地上爬起来,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可不一会儿,你的腿就酸了,只好重新躺下,或坐下来,背靠着墙。你的牙齿在格格打战,等待着太阳升起。实际上,你是看不见太阳的,因为他们在窗子外面钉上了一块木板。但你仍能感觉到它的温暖,你对温暖的渴求胜于对食物的期盼。你根本不在乎吃的东西,因为搁在地上的那个饭盒让你感到恶心,更何况你戴着手铐根本就没法吃。手铐!最大的折磨就是手铐:你仍旧戴着手铐。第一天你以为他们会把手铐给你解开。心想,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戴着手铐坐牢吧,他们是不会强迫犯人戴手铐坐牢的,肯定是他们疏忽遗忘了。是的,他们忘了给我解开手铐。当看守进来给你倒便桶时,你伸出胳膊对他说:“小帕帕多普洛斯,手铐,你们忘记给我解开手铐了。”但看守根本不予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帕佐拉科斯向你解释说,关于手铐,上面有明确指示。“从8月13日起,我就一直戴...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生命的存在失去人性的内涵时,明天也就不成其为新的一天了。你已经被关了一个月了,有时你分不清生和死的区别。你感觉自己还活着,仅仅因为你还在呼吸。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我看见他们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来到集会地点,真像一群牲口,那些对他们空许诺言、威胁恐吓的人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因为不需要认路,所以连眼睛都不睁一下。这条充满羊群的通向辛特格玛广场的道路是当权者选定的。此时,他们在雅典的辛特格玛广场高呼卡拉曼利斯万岁;而彼时,他们却又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高呼墨索里尼万岁,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高呼教皇万岁,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高呼希特勒万岁,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高呼女王陛下万岁,在巴黎的协和广场高呼戴高乐万岁,在莫斯科的红场高呼斯大林万岁,或赫鲁晓夫万岁、勃列日涅夫万岁。谁出来,他们就喊谁万岁,谁在台上,他们就喊谁万岁。他们从不为平民百姓欢呼,从不想可以做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而不做温驯的绵羊。只有在他们的葬礼上,只有他们不再捣乱的时候,人民才会为平民百姓鼓掌。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习惯是可耻的顽疾,因为它使人们欣然接受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死亡。出于习惯,人们可以和自己厌恶得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学会对镣铐的适应,顺从社会的不公,默认痛苦的遭遇,使人们对悲伤、孤独和其他的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习惯是一种最有害的毒剂,因为它悄声无息、缓慢地进入我们的肌体,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生长。当我们在我们的体内发现它时,为时已晚,我们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与之适应,我们生活的每一种行为都受到它的限制,已经无药可治。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习惯是可耻的顽疾,因为它使人们欣然接受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死亡。出于习惯,人们可以和自己厌恶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学会对镣铐的适应,顺从社会的不公,默认痛苦的遭遇,是人们对悲伤、孤独和其它的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习惯是一种最有害的毒剂,因为他悄无声息、缓慢的进入我们的肌体,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生长。当我们在我们的体内发现他时,为时已晚……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做个英雄真难。那是何等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愚不可及,徒劳无益啊。有谁为你是个英雄感谢过你吗?他们会为你立起纪念碑,以你的名字来为接到和广场明明嘛?即使他们这么做了,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纪念碑、接到、广场会弥补你失去的青春、没有生活过的生命?不,够了,这是在亵渎生命。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经人转述的话绝不足以让我们评判说话人的任何一方面,不论是他的观点、样貌、穿着还是举止。男人的基本问题源于经济、种族和社会,但女人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问题源于她们的性别:女人。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向下的自由不可取)没有任何美德,包括智慧、善良,比勇气更吸引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美德像勇气这般有气魄。这世间我最爱气魄,而勇气正是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想一位女性能够获得的最好赞扬就是:“你真有魄力,你是个伟大的人。”是否有魄力并不取决于性别。上帝啊,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唉,可是一个文明如何能在一百年内得以重生(佛罗伦萨)如果不相信人类、不爱他们、不为之申辩,也许我们回到家中,真的会向孩子们扔出手中的炸弹或许登月的成功让我们忘乎所以,又或许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那条鱼,它从没意识到自己离开海洋之后会变成人类。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在抵达另外一个星球之后,会有什么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当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弹。这片土地上没有大龄的未婚女子,也不存在因爱而生的婚姻。在这里,我们思维当中理所当然的事被颠覆,在这里,将近六亿人口中的一半是女性。据我所知,她们常年生活在罩袍之下,不,那不是罩袍,它更像一张床单,像一块裹尸布,把女人们从头到脚厚厚地包裹起来。除了这名女子的丈夫、孩子以及和她一样死气沉沉的女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隔绝在这块布之外。这块布的名字有很多:purdah,burkan,pushi,kulle或者djelabah,但毫无例外都是在眼睛的位置有两个小孔,或一块高两厘米、宽六厘米的细密网纱。透过两个小孔或网纱,穆斯林女人就像是透过监狱的栏杆一般望向天空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座巨大的监狱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构威了这个广欧边的伊斯兰王国。 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女人和男人一样,以一种储的方式生活着,找不到公正和常识之间的平衡。她们有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透过囚笼搬的罩袍打量着天空和人群。这些罩袍禁锢着她们,就像裹尸布包裹着尸体。而另一些女人则活得像驯兽师,穿着红色外套,佩戴西式盘扣,手里握着啪啪作响的马鞭。我见过祈求进人收容所的穆斯林妇女,也见过在射击比赛中与男性同场竞技并获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可我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怜悯。我还见过帮助自己国家降低新生儿出生率的印度女医生,也见过那些如同被大头针钉在墙上的蝴蝶般一动不动的东京艺妓,可我依然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恐惧。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茫然无措,因为我不确定两者中的哪个更...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衡量一段爱情不应在两人做爱之时,而应在其后。当你想念独自一人的生活时,你会因为爱情放弃孤独。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存在的只有人生旅途的旅伴,你可以凭借理智选择和包容你的同伴,并与他走完人生旅程,然而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忘记,你们只属于自己,你们只是暂别了独居的生活。我也曾用我成熟理智的思想为自己选择过“旅伴”,不论我们谁先放手,每当与对方告别,我都会痛苦得难以呼吸,但又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轻松。然后我转过身,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自己未来的路。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旅行,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学医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我学医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喜好,而是出于对这门学科和这个职业深深的钦佩与敬仰,以及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科学领域的崇敬之情。毫无疑问,如果我坚持下去,如果我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和十六七岁时的犹豫不决,如果我没有那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报社的工作上,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医生,而且是好医生。因为当我真的想做一件事时,我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到底、做到最好。可是如果我真的成为一名医生,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幸福,能否体验完整的人生。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这片土地上没有大龄的未婚女子,也不存在因爱而生的婚姻。在这里,我们思维当中理所当然的事被颠覆;在这里,将近六亿人口中的一半是女性。据我所知,她们常年生活在罩袍之下,不,那不是罩袍,它更像一张床单,像一块裹尸布,把女人们从头到脚厚厚地包裹起来。除了这名女子的丈夫、孩子以及和她一样死气沉沉的女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隔绝在这块布之外。这块布的名字有很多:purdah,burkan,pushi,kulle或者djelabah,但毫无例外都是在眼睛的位置有两个小孔,或一块高两厘米、宽六厘米的细密网纱。透过两个小孔或网纱,穆斯林女人就像是透过监狱的栏杆一般望向天空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座巨大的监狱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构成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伊斯兰王国。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女人和男人一样,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着,找不到公正和常识之间的平衡。她们有的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透过囚笼般的罩袍打量着天空和人群。这些罩袍禁锢着她们,就像裹尸布包裹着尸体。而另一些女人则活得像驯兽师,穿着红色外套,佩戴西式盘扣,手里握着啪啪作响的马鞭。我见过祈求进入收容所的穆斯林妇女,也见过在射击比赛中与男性同场竞技并获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可我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怜悯。我还见过帮助自己国家降低新生儿出生率的印度女医生,也见过那些如同被大头针钉在墙上的蝴蝶般一动不动的东京艺妓,可我依然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恐惧。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茫然无措,因为我不确定两者中的哪个更糟糕。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无用的性别》并不是一部小说,它是我应《欧洲人》要求,在三十天内环游世界后写下的一部报告文学。它想要告诉公众,世界各地的女人都以一种无用的方式活着,换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方式。无论她们身在女人和一头骆驼差不多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女人过于举足轻重的国家,比如歌颂女权的美国。在意大利,女人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骆驼,又有点像美国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九七三年,我采访了巴列维,并在随后的文章中骂他是“狗娘养的”。于是霍梅尼给了我这次采访的机会,认为我会把他写得很好。当然,此次前去采访,我的身份不会是霍梅尼的好朋友。我已经为此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巴尼萨德尔先生说服了伊玛目,让我能够马上得到接见。明天我们将前往圣城库姆。是的,明早八点。我们的会面定在明天下午三点,开车过去需要五到六个小时。我准备好了吗?有合适的服装吗?服装非常重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伊玛目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女性的采访,此次破例有重大的意义,但如果当中有什么差错,也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我带了一条黑裤子,一件领口很紧的长袖黑衬衫。”“还不够。”“我还带了一块黑头巾,能一直盖到肩膀。”“不够。”“还有一件黑色的披风,长度到脚面。”“不够。”“怎么会不够?”“你得穿卡多尔。”“可我没有啊。”“我会把我妻子的卡多尔给你。记住,不能涂红色指甲油,伊玛目会生气的。”“当然。”“不能擦粉,不能涂口红,伊玛目对此很反感。”“没问题。”“不要喷香水,不能有任何轻浮的言行,否则伊玛目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挑衅。”“好的。”当时我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欢天喜地,就算让我剃光头,我也一定会答应的。库姆,霍梅尼的圣城,我没有忘记发生在那里的点点滴滴,没有忘记由于我是一名女性而被所有旅店拒绝接待。为了采访霍梅尼,我必须换上卡多尔;为了换上卡多尔,我就必须脱掉身上的蓝色牛仔裤;为了脱掉蓝色牛仔裤,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辆我们从德黑兰一路开来的车,但随行的伊朗翻译和他的西班牙妻子阻止了我。“您疯了吧,女士,您一定是疯了。在库姆做这样的事儿可是会被枪毙的。”我们一路寻找合适的地方,在到达前朝的王宫时,一位看守人出于怜悯接待了我们,把我们领到了觐见室。在那个大房间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圣母玛利亚,为了顺利生下耶稣,与约瑟躲进冰冷的马棚,被棚中的驴和牛温暖着。...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谁说战地记者是男人的工作?之所以有人这么说,只是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参战的是男人而已。但事实也不总是如此,比如圣女贞德就是女人。尤其在我亲历时间最长的那场战争——越南战争中,就有许多女人参与其中,而她们都是出色的、非凡的士兵。记得某个下午,我随一队美国士兵前往中央高地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的队长对我说:“希望不要碰见那些姑娘们。”我说,姑娘?“是啊,那些越共的女孩,她们是最勇敢、最危险的,她们可吓得我要命。”既然女人能参加战争,那我看不出女人不能报道战争的理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的书在美国销量很好,尤其是最近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nato,1975)。不过有些记者始终不明白,这本书里的故事只是文学虚构与创作。因为书里的女性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定的形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某些记者认为我就是书里的那个女人。他们相信我就是她,那个未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如此愚蠢,故事里的女人最后死了,可我还活着)。于是那些好事之徒开始猜测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些记者觉得书中孩子的父亲是阿莱科斯,其中一位甚至认为这是我的意思。这件事本身没有使我心烦,真正让我生气的是,一次文学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普通的个人历史。作家有权利、有义务虚构故事,或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正是其与记者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性作家,想必就不会有上面那些糟心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那个愚蠢的美国记者猜中了事实,我确实失去了和阿莱科斯的孩子。就算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又有什么特别的呢?一般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三年,他们迟早会拥有或者不幸失去一个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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