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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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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看成两种分离的东西,虽然很流行,却是完全错误的。你可能会说,我知道“思想离不开现实”,但我要强调的观点比这还要深入一步,是说“现实离不开思想”。如果离开了思想,根本不存在“社会”现实,当然也谈不上去理解现实。 注重现实的人大多强调现实利益,但是利益到底是什幺呢?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你才能确定什幺是重要的。由此可见,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 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一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 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我们这本讨论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就是着眼于分析、诊断和反思、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才是 “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但肯定有人会说,我就是喜欢买买买,我这样做很愉快,而且既然大家都心甘情愿,那又有什幺问题呢?为什幺不能接受它呢?有什幺必要大动干戈去质疑和批判呢? 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很有必要,因为不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生活使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控制,而且要发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首先,革命行动需要主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潜力的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可如今,革命的主体似乎已经消失了。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控制方式有效地压制了社会革命的思想理念,也消解了革命所需要的行动者。革命的主体似乎消失了,至少变得难以辨识。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我们这本讨论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就是着眼于分析、诊断和反思,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我希望你在开始探索西方现代思想之前,先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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