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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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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进行；以这些理论为标准的司法管理制度，不仅是过时的，而且还是彻底反现代的。希特勒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羞耻”。希特勒矢志不渝地道出了他完美的科层制之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这个漫长的交叉询问——据他说，这是“他所知的最为漫长的一个”——中，无论是辩方还是控方，甚至就连三位法官都懒得向他提出那个简单的问题：他在哪个层面承认自己有罪。他的律师是来自科隆的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由艾希曼选定、以色列政府出资（按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所有辩方律师均由战胜国一方法庭出资）聘用。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所以戈培尔曾在1943 年宣布：“我们要么以所有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领袖的身份，要么就以罪大恶极的罪犯身份被载入史册。”）在以色列境外（在商讨《莱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这一论调，与他在以色列国内铺天盖地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在以色列把这场审判称作“一项伟大的思想成就”，而且总是将艾希曼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相提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所以戈培尔曾在1943年宣布：“我们要么以所有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领袖身份，要么就以罪大恶极的罪犯身份被载入史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在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晋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首先，他（艾希曼）认为谋杀的罪名就是错误的：“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抑或如其之后的说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起初，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难以忍受的梦境中。普尔特尼酒店餐厅里一排排墨迹斑斑、紧凑摆放的桌子，一摞摞填写着数字和姓名首字母的表格，被划坏的笔尖，标有“待处理”字样的锡盘，这一切显然对其他人都有意义，对我却没有。我只知道，我所在部门的二个下属分支部门负责把排雷设备从一个海军基地转移到另个海军基地，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些设备，而且似乎转移之前或之后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些设备的任何情况。这些疲惫的中年人严肃谨慎地从事着他们蚂蚁般的工作，多年来，已经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小小的办公室世界，有自己的惯例、必需之事、禁忌和幽默：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绝非令人不快的世界，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或鄙视的世界，但不是我可以想象自己能归属其间的世界。每天晚上，我会离开这里，回到一个铁路工人简易住宅中的一间小盒子般的卧室。他的妻子会给我做一顿分量很大的晚餐，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书。经历了贝克顿和牛津的日子，这种情况虽说有些奇怪，却并不令我沮丧。我只是觉得自己仿佛被悬在了空中，默默等着，看看能否找方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你身后，是中学如监狱围墙般的束缚和家里令人沮丧挫败的亲密关系（当你以为自己很风趣时，就会有家人说“没人喜欢矫情的女孩”），在你前方，则是工作和婚姻中不可避免，但也未必不受欢迎的规矩约束。但此时，此刻，当下，正有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交谈和行动，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段无比灿烂的好时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男性住户匮乏，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寡妇通常比鳏夫活得久，而且，丧偶的男性更有可能被单身女性哄抢，反之则不然，因为许多女性都有一种“软肋”：要么喜欢照顾弱者，要么无论如何都想有个伴儿（在品尝过完全不用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的滋味后，我发现这种“软肋”很难理解）。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在所有参与者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男士。他说，既然在他出生前的成千上万年里，他从未存在过，而他对此也从未担忧过，那为什么死后回归虚无会让他感到沮丧呢？他说这话时，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一边笑一边想：“说得完全正确！”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身体几乎丧失一切能力带来一个好处是，哪怕做成一点小事，你也会特别有成就感。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基塔·瑟伦利这么习惯于书写关于邪恶的文章，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自己生命早期就陷入了如此灼痛的知觉并受困于此，那么她擅长这类写作就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诚然，为了与邪恶对抗而对之进行的了解，我们至今就算有了一些，也并不太多，而且，面对可怕事物时，我们的恐惧和沮丧常常将可能有的兴奋掩饰了起来。但是，如果任由这些理由阻止我们去了解腐败发生的机制，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我看来，基塔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历了那一切的大约二十五年后，依然想要一个解释，没有比深人透视这个特定邪恶人格更好的机会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阿西尔退休后反思，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出版业从业者属于知识精英阶层，我们认为的“好书”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这种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当下的出版界“更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多伊奇出版社遇到的困境、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的出版人、读者看来，有令人熟悉的沮丧。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去太平间的路上，我不断回想在许多书本上读过的关于死尸的描述，它们看起来如何空洞，看起来完全不像死去的那个人，美丽的脸孔如何被死亡的严峻宁静所凝固。我这么回想着，因为我觉得我们将会站在尸体旁，等待服务员揭起盖着的床单让我们看，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被带到一个很小的房间，一面镶着厚玻璃窗，窗上挂着便宜的灰绿色缎子窗帘，窗帘一拉，放在玻璃另一面的尸体就露了出来。她躺在一个盒子里，身上盖着紫色丝绒的床单，一直拉到脖子。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哦，可怜的小玛丽亚！”它看起来并非与自己无关，也没看到什么严峻的宁静，躺在那里的，就是可怜的小玛丽亚，头发有点乱，脸上脏脏的，看起来似乎正处于巨大的慌乱和沮丧中，好像被一些不便言明的东西击倒了。想到她已经死了，似乎是一种安慰，因为她对自己外观如何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我最喜欢的在黑夜漂向大海的意象，被如此清晰地证明完全看为胡说八道，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玛丽亚的尸之后，体充分说明，就算最快速的死亡也很恶心。我看过两次老人的遗体，很难认跟活着时候的面貌对等，是因为缺了灵魂吗？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被前所未有的沮丧冲击，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好的东西，我却来得这么迟，这么艰难，也不知道下一次返回将是什么时候。我不清楚后来四重奏的作者有没有去成卢浮宫，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销声匿迹了，这种事情很常见，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回想与他见面时短短的聊天，直到太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和我身边的人总是在遭遇类似的事，痴迷过的东西，终于等到亲手触及之时，已经太迟，我们被一起卷入不可挽回的衰败期。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以后便知道不可能是巧合，我们在谷底往更昏聩处下滑，而一旦看清了现状，要以什么态度继续活着呢，谁都说不出来。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在她的印象里，职场上的我讲话犀利，偶尔说大实话，但并没有伤人之心，不喜欢八卦，不爱打探消息，喜欢一个人待着做事。她说：“我发现人都是有一面必有另一面，你对人际关系看起来比较钝感，但其实你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洞察非常敏锐。但如果你对人际关系特别敏感，可能你就丧失了观察记录的天赋。我看明白之后就非常接受：这就是这个人的特质。”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也许是刻意营造抑或群体心理暗示，在大厂，汇报，有超越这个词本身的更多含义。谁获得了汇报机会，至少能够说明他是那段时间被重视的人，而一直丧失机会的人会有危机感。因此，似乎每个人都在争取汇报、学习汇报，在每次汇报前都自带神秘的紧张感与汹涌的力量感。—— 在职场，很多人能通过机敏的方式向各层级leader展示自己的能力。适时在群聊中抛出一个新颖问题，引发讨论；在leader提出问题时，给出中肯建议，引起注意。他们总是不过分张扬又游刃有余，在恰当时机完成一次工作小汇报。

——张小满《大厂小民》

伍尔夫接受马格丽委托之后，开始意识到这种文学形式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她一直以来坚信作家应当被允许赦免的那些社会责任。她感到自己无法去探知罗杰对家人、对那些风流韵事的矛盾态度，沮丧地写道：“人们怎么用委婉的方式谈论二十位情妇？”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13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可是现在梅克伦堡广场44号的这间房子里挤着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新的风向。卧室和起居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私人空间更是无从谈起。要是访客上门，所有一切都会暴露在他人的审视之下。这样的房屋结构让H. D. 觉得没有任何遮蔽，只能任人侵入。她感到房间像是一处“舞台布景”，许多人事来了复去，而她找不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间布卢姆斯伯里的寄宿屋不再是助她挣脱传统家庭生活桎梏的自由之所。它仅仅是对原本将与阿尔丁顿、他们的孩子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屋子的一种残酷扭曲。房东太太明显的谴责之意也让她无地自容—有一次空袭来临时，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穿着睡衣跑到了楼下客厅。她也一定知道，原本就住在广场后面格雷律师学院路上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因为未婚同居，被坚决要在自己领域保留体面尊严的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在楼梯上，每当其他房客从她身边经过时，都会投来探询的目光，为此，她想方设法地避开他们。她不愿成为布卢姆斯伯里寄宿屋居民之间无聊的八卦谈资。但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这一切。最后，她把主卧室让给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自己则撤退到库诺斯那间狭小的阁楼，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姿态。她在这里孤身度过漫漫长夜，身上裹着那条初来欧洲途中、坐在甲板上用过的旧毛毯。这似乎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让步。但这时H. D. 已经丧失了全部自信。梅克伦堡广场44号像是“即将倾圮、往她身上压去的四堵墙”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政府宣战后不久，伍尔夫写道:“当下的世界空洞、虚无一切都丧失了意义—— 一场草率的屠杀，像是一手拿着玻璃瓶，一手拿着锤子。为什么一定要摧毁这一切?没有人知道答案。”“我想,”伍尔夫在日记中沉思，“军队是身体;我是头脑。思考就是我的战斗。”这一宣言或许因为没有考虑到军队中也有头脑而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但在这场乌有之战中，对伍尔夫而言，工作提供慰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保留一些连贯性。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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