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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回想毕业以来的种种遭际，认为大学所赋予的不是“通往财富显赫地位的通行证”，而是教会她懂得知识本身的价值。( 她沮丧道:当下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迫切需要学识的时代。”)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D.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在成为作家的路径上，两位女性同样面临着令人分裂、丧失自我意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简·哈里森在几年前表达过相似的观点。1913 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人”，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遥远的过去，我们很难追踪到儿童的足迹，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声响。大多数情况下，在考古工作者接触到他们之前几百年，他们的尸体就已经被食腐动物啃光了，而他们的骨头也太脆弱，无法在考古记录中残留下来。然而，偶尔会有一丝意料之外的线索出现。克诺索斯的线形文字B泥板留下了他们稚嫩的手印，那是一群把泥板拍平，以供大人们书写的幼童。克里特岛哈尼亚的一座坟墓里，埋葬着一个19岁的卑贱女子，和她躺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足月的胚胎，很可能是她的孩子。在这名妇女的手骨中间，掺杂着一根婴儿的腿骨。显然，有人认为让母子两人一起进入来世是件很重要的事。迈锡尼人的坟墓告诉了我们他们大部分的生活信息。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小孩子的坟墓却很少，而且由于史前普遍实行集体埋葬，再加上无数次的盗墓，对于找出婴儿的安葬形式，我们已经缺乏信心。一些坟墓非常简朴，另外一些却堆满了礼物。有的埋在墓穴里，有的埋在坑（在松软的岩石上凿的小洞）和石柜（石头砌成的长方形坟墓）里，有的甚至埋在地板下、墙后或者楼梯里。有个年纪大约五六岁，公元前17世纪死于迈锡尼的贵族女孩周围摆满了陶瓶。她浑身珠光宝气：一条有蓝色吊坠的水晶项链，左手小指有一枚盘丝金戒指，头上戴着金质的玫瑰花环，太阳穴附近围着一圈半宝石，有玛瑙、紫水晶和水晶。另有两具幼儿尸体埋在环形墓圈A的3号竖井墓(Shaft Grave III, Circle A)中，他们的身体上贴着没有任何修饰的金箔。幼儿的尸体早已不见，曾经是他们脸部所在的地方分别覆盖着一块更加精美的金箔。一些儿童的尸体周围好像放有玩具，也许人们认为这些玩具是友好精灵的化身。许多儿童墓穴还挖出了迈锡尼人的“奶瓶”。这些瓶子的构思都非常精巧，对于刚断奶的婴儿来说最为合适。许多瓶子里面残留有蜂蜜和乳制品，然而最近对残存在这些粗糙陶器内壁的有机物的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带有壶嘴的罐子装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药酒。米德亚出...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人们相信，如果国家能够控制丧德、堕落的女子，也就是疾病传播的媒介，那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男性携带者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在哥德堡，就像在斯德哥尔摩、巴黎、汉堡、柏林等欧洲各大城市一样，从事性交易的妇女有义务在警方那里登记姓名和住址，并定期接受妇科检查，以确保她们没有疾病。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牛金星感慨地说：“少年时想从举业上飞黄腾达的同学们都饱尝了世路坎坷，落得灰心丧气 ，更莫望能为良相，你到果然成为良医了。”
——姚雪垠《李自成》
李自成原来担心吴三桂会从进人关内的辽东百姓中再征召二三万丁牡人伍，如今放心了。他揭开茶碗盖，喝口香茶，忽然想起来一个重要问题，放下茶碗，赶快问道： “吴三挂既然忠于明朝，不肯向我投降，他就应该率领三军为崇祯帝后发丧，痛哭誓师，立刻兴兵复明，传檄远近才是，为什么不呢？” “这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等待时机。， “等待什么时机？”“他一则等待满洲方面的动静，二则要看一看北京与畿辅的人心向背。如今他不但知道满洲正在调动人马，还知道我大顺朝在北京和畿辅有些事。”
——姚雪垠《李自成》
还是就照这样，昧着良心，像强盗似的开始掠夺您这个孤苦无依的人！这时候我灰心丧气了，小宝贝，也就是，我开始不由得觉得我这个人毫无用处，觉得我本人比我的靴底好不了多少，我认为妄自尊大是有失体面的，恰恰相反，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个不体面的、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派的人了。是啊，我既然不知自尊自重，全盘否定了我的好品质和我的人格，那就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就堕落了！这已经是命中注定的，我并没有错。起初我只是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接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小说里讲的都是我怎么在地下室里花了一辈子时间去忽视那些边边角角里的道德沦丧、不富足的生活环境、无法适应活物以及因虚荣而起的愤恨——上帝保佑，这无趣透顶，小说里需要有英雄，而我的中篇里却故意集齐了所有反英雄的特点，而最主要的是，整个小说只会带来极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全都远离生活，我们全都不完美，或多或少都有各种问题。我们甚至已经与生活疏远到了如此地步，有时候突然感觉对真正“活的生活”只感到某种厌恶，而因此当有人跟我们讲起 “活的生活”时，我们就无法忍受。须知我们己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几乎把真正“活的生活”视为一种辛劳，几乎是一种任务，而且我们都暗自认同这一点，还是按着书本说的做更好些。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胡乱折腾、为什么会任性安为、为什么会期期汲汲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恣意妄为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可能回感觉更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问题随之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我始终确信，不但很多的感觉，甚至每种感觉实际上都是病态的。我坚持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这个。请回答我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常常会发生那样的事：好像故意似的，当我，不错，正是当我最能感觉到我们一度常说的“一切美好而崇高的”所有精妙之处的那个时候，我却有时竟会感觉不到而做了那些丑恶的行为，那些…是的，总而言之，那些虽然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做，但仿佛故意似的，正是在我感觉到完全不应该做的时候恰恰会做了的事…我越感觉到“善”和一切那种“美好而崇高的”时候，我也就越是堕落进我的泥潭里，越是完全不能自拔。可是主要之点在于，这一切仿佛不是偶然出现在我身上，而仿佛是必然如此的。这仿佛是我的最正常的情况，而绝不是疾病和堕落，所以我终于丧失了跟这种堕落做斗争的意愿。结果使我儿乎相信（也许是真的相信了），这似乎就是我的正常状态。可是起初，最早的时候，在这番斗争里我忍受过多少苦痛呀！我不相信在其他一些人身上会是这样的，因此毕生把它当作秘密隐藏在心头。我感到过羞愧（甚至可能至今还在感到羞愧哩）；羞愧到了如此程度，我居然感到了某种秘密的、不正常的、有点儿卑鄙的乐趣。这种乐趣就是，有时在彼得堡一些最叫人讨厌的夜里，回到自己的角落，便特别强烈地感到今天又做了卑鄙的事，而已经做过的事怎么样也无法挽回，因此内心隐隐地咬牙切齿地责备自己，折磨自己，最后折磨得使痛苦变成某种可耻的、该死的乐趣，而且最后变成了断然的、真正的乐趣！是的，变成了乐趣，变成了乐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步。”'这具体表现为：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地下室手记》于是应运而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裤子上有一块很大的黄色污渍。我预感到，单是这块污渍就会把我的人格尊严降低十分之九。我也知道这样想很低级。“但是现在顾不上想不想啦；现在应当面对的是现实。”我想，心情十分沮丧。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当时，我荒谬地过分夸大了这些事实，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浑身忽冷忽热，一阵阵哆嗦。我绝望地想象，这个“卑鄙小人”兹韦尔科夫一定会高傲而又冷淡地迎接我；那个蠢货特鲁多柳博夫一定会用蠢笨而又露骨的蔑视看着我；那个小爬虫费尔菲奇 金为了讨好兹韦尔科夫一定会恶劣而又放肆地冲我嘻嘻窃笑；而西蒙诺夫肯定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雪亮，他肯定会瞧不起我的低级的虚荣心和意志薄弱，而主要是—这一切是多么渺小，多么不登大雅之堂，多么庸俗啊。当然，最好根本不去。但是这又绝对办不到：如果什么事开始吸引我，我非整个人一头扎进去不可。如果不去，以后我将会一辈子嘲弄自己的：“怎么啦，胆小了，害怕现实了，发怵了！”相反，我非常想向这帮“废物”证明，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胆小畏缩这种寒热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还不由得时时幻想独占鳌头，战而胜之，吸引他们，促使他们喜欢我一哪怕“因为我思想的高雅和无疑的风趣”呢。他们将会撇下兹韦尔科夫，他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满脸羞惭，而我将压倒兹韦尔科夫。然后，我说不定倒会同他言归于好，把酒言欢，你我相称…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一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正如赵静蓉所说：“个人，无法找到在集体生活中的归属感，从而导致认同无法完成。由此带来的，是‘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破裂。自我主动自二觉地与他者疏离，主动抛弃作为自我认同之对照物的他者，因此造成信任感的丧失和认同的焦虑。更为甚者，是自我在服从集体审查的前提下，把‘我’认同成‘他者’。”否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嘲笑停止了，但敌意依旧存在，形成了一种冷冷冰冰、紧张兮兮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正因为如此，我国才会有这么多“豪放不羁的人”，他们甚至在极其堕落的时候也从来不会丧失自己的理想；虽然他们不会为这一理想动一动手指头，虽然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强盗和窃贼，但他们依旧十分尊重自己最初的理想，而且内心非常诚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请你们给我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是的，恰恰就在我最能意识到我们一度常说的“一切美与崇高”的所有精妙之处的时候，好像故意似的，我却偏偏意识不到，反倒做出那样一些丑陋的事情，那些……是的，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也许所有人都在做，然而仿佛故意似的，偏偏在我最清楚地意识到完全不该去做的时候却恰恰做了的事情？我越是深切地意识到善和所有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陷入我的泥潭越深，直至承受灭顶之灾。可是，主要的问题却在于，这一切似乎并非偶然出现在我身上，反倒像是理所当然。仿佛这倒成了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非疾病，也并非中了邪，因此，我终于丧失了与这一邪魔作斗争的愿望。最后，我几乎相信（也许真的相信了），这大概就是我的正常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本是个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怪人”，“狂人”，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具体表现为：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地下室手记》于是应运而生。 《地下室手记》中的无名主人公是个四十岁的退休八品文官，他智力发达善于思考，常常分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四十岁时、他得到了一小笔产，就退休了，从此在地下室整整生活了十年。他一生坎坷，被人蔑视，遭欺凌，充满痛苦、屈辱和怨恨，他为自己的软弱而苦恼，但他又深深意识到：“人类所有的问题，似平的确就在于，人无时无刻不在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非管风琴上的销钉！”因此，他力图确立自己的个性，却又找不到正确的途径，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定，因而整部小说贯穿了他对身份的焦虑以及身份无法认同的苦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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