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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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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见。对于这个问题，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清楚记得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但是这些转折点却与灭绝犹太人一事中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与历史上的转折点，不尽相符。（他总是记不准确战争爆发的日期或者入侵苏联的时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忘记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感”的话。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每当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每当听到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而今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不存在集体罪责这种东西，而且也不存在集体无辜。因为一旦承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从谈及有罪或无辜。这当然不是要否认诸如政治责任这样的东西。政治责任完全不同于集体中个体成员已经实施的行为，因此既不能放在道德语境中评判，也无法诉诸刑事法庭。每一个政府都要继承前任政府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每一个民族都要继承该民族过去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过去是功还是过。拿破仑在大革命之后夺取了法兰西政权，当时他曾说：我将对法兰西从圣路易到公安委员会时代做过的一切负责。但他强调的只是所有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无非是：每一代人生来就处在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既分担父辈的罪孽，也受惠于历代祖先的功绩。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种责任，这种责任不关乎个体，而且当一个人说对父辈或同胞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罪，只能是个比喻的说法。（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怀有负罪感，还是对某件事情的确应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从道德层面看都是错误的。）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国家之间特定的政治责任，这一点完全可以想象；而无法想象的是，这样一个法庭会成为一个宣判个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刑事法庭。刑事法庭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判定个人有罪还是无辜，如何对被告和受害者双方都给予正义的判决。艾希曼案也不例外，尽管法庭在这里遭遇的是一种在任何法律书籍中都找不到的罪，一种在任何法庭上（至少在纽伦堡审判之前）都没有见到过的罪犯。这份报告探讨的，只是耶路撒冷法庭在何种范围之内满足了伸张正义的要求。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 ，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请让我从"对犹太人的爱"或者从Ahabath Israd开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个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这位领袖主张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不可分割，……"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相信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相信的是犹太民族！"因为这一句话太叫我意外了，……但是我不是能这么回答吗？即"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怎么样的善呢？"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阿伦特给肖莱姆的回信纽约 1963年7月24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只是赞成现在的我所追求的，以此来替换参与的事情，或者如果假设什么时候会把成功的抵抗作为唯一的机会去实行的话，我已经不能和自己共存了。我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已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了。从而，我必须实施不正当、与实施这样的不正当者（指我自己）一起生存。与这相比，倒不如我希望现在蒙受不正当，进一步在被强制参与了的事例中付出被处以死刑的代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义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色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角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因为此时，我也刚准备好接受任何在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影响。我已经到了某个阶段，开始隐隐约约地、大多数时候是私下地，对抗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规则，这种对抗并没有多么执拗或理性，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对抗的：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家，我喜欢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正是保罗，带着他那简单明了、充满激情的论断一譬如“你要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以及“我讨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自然处世的人”一出现，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往我的和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中学毕业之前，我曾经相当有规律地写过段时间的诗歌。在牛津时又写过五六首，二十多岁时又断断续续写了三四首。这些诗并不怎么样，我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写好，但都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被我的意志力强拉出来的。它们代表着我人生经验中的强烈情感，是我“真实”生活的凝练，是非常隐秘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此类经验值得交流，所以当诗歌的灵感不再来拜访时，尽管遗憾，但我并不痛苦。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这段时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这段时间（战争期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老年友谊与过去略有不同。人年轻时，友谊主要靠彼此分享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来维系，但对我们而言，正在发生的事就是等待死亡，这当然也算是一种联结，但这种联结缺乏友谊必需的快乐元素。我发现，我目前所拥有的友谊的必要因素，并不存在于当下的处境，而更多驻足于彼此的过去。共同的幽默感，一定程度的好奇心，有了这个必要基础，我们就能为彼此提供奇妙有趣的故事，引发真诚的关心、钦佩和喜爱。刚开始时我想：“天哪，这个养老院里充满了故事！得有人，或者干脆是我，带着录音机四处走动，收集这些故事。”后来我意识到，我所谓的“故事”，显然都是些“仍在继续的人生”，而不是供人消遣的素材。这些人生故事，只有故事的主人有权讲述；它们只能在温暖、共情与相互尊重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成为友谊的养分。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人老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她写回忆录的初衷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她说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看她对老年人提出了何种忠告：“一个老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或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同龄人。享受他们（年轻人）慷慨的付出吧，但仅限于此。”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8: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时至今日，岛屿两端的山峰鲁莽地直插大海，已经打败了无数筑路者，因此整座岛屿没有道路环绕。直到1956年，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的道路才倾斜地越过岛屿，可以通车，由于群山阻碍，山路比直线距离远得多。这条横贯海岛的公路，被命名了一个豪华的名字——“皇家大道”，大约是在1900年正式“开通”的，但实际上到了中途就逐渐消失了，只有最初的五六英里在水面之上。简在岛上的日子，要么沿着岛屿航行，要么在经常被洪水或山体滑坡中断的崎岖小径上骑行。即使是连接加勒比海一侧的两个主要城镇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平坦海岸公路，在1972年以前也还根本不存在。如今，有几条狭窄的碎石路从海岸直通山区，农民可以用卡车将他们的产品运下山再装船运走，但是简去日内瓦自家的祖产看望祖母时，还需要在石头小径上骑行九英里。除了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那条路，多米尼克那些狭窄崎岖的道路至今还令人生畏：有那么多森林要清理，那么多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急弯要越过，那么多热带的倾盆大雨会冲走刚建起的一切……但没有钱，没有设备搬运泥沙！全是些探险小径，想要持续维修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很少有白人在多米尼克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简的少女时代，一位精力充沛的管理员鼓动了新一代英国种植园主来到这里，导致白人人口一度飙升·…从1891年的44人增加到1911年的399人＇。但是新一代种植园主很快就放弃了，现在人数已经不足十几个。简的父母把她姐姐送到有钱的亲戚家抚养长大，我非常理解。因为那时候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是不工作的，她们长大嫁人，但多米尼克哪里可以找到能嫁的人？一个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英国对这个岛屿严重忽视，尤其在学校方面，所以多米尼克几乎没有黑人接受过任何教育。不管怎样，种族偏见也不可能让黑人成为白人女孩的丈夫，就算可能，他们之间也不会真的和谐。对白人的教育尽管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即便是最底层的白人女孩也识字。在殖民社会，只要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有的作者依赖编辑，就像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时候阿西尔不得不扮演保姆的角色，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可以说是她哄出来的。她从人海深处把里斯打捞出来，给予里斯极大的理解和同情。阿西尔鼓励她写下去，在生活、精神乃至法律上援助她，那是扔给了她一个救生圈，让衰老、脆弱的她有一丝力气“迎着艰难的命运”，游出酗酒、孤僻、贫穷、偏执、不切实际和精神崩溃的苦海。里斯创作《藻海无边》用了九年时间，漫长又艰辛，如果没有阿西尔持续的悉心呵护，里斯会怎样？她还能完成这部人生最后的长篇小说吗?阿西尔不惜笔墨描写了与里斯紧密相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她的出生地多米尼克，这个加勒比汪洋中的岛屿被火山和雨林填满，极其孤绝，却是她的心灵属地；一个是她晚年生活的凄凉陋舍，“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在这平房里，里斯完成了《藻海无边》，阿西尔“清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的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只有理解了里斯生命起初和终了的两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懂里斯的小说。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同时，她还需要工作和生活有明确的界限，她直言：“虽然我有时会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有限而感到羞愧，但我认为，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并不为这个理念而感到羞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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