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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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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如果你“折腰了”,你就失去了尊严,没有获得承认。但赐予你“五斗米”的那个人却因此获得了你的承认。所以,人们获得承认的过程总是蕴含着斗争。福山的这个观点其实借鉴了早期学者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阐释。在某种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中,为了“获得承认”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开始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奴隶承认奴隶主,满足了奴隶主的承认需求。但奴隶没有获得承认,就开始反抗奴隶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始终有不同阶层和身份的群体加入这场斗争。福山相信,这种斗争比阶级斗争更加根本。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的火车头也就停下来了。对福山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告“历史终结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事实上,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其次来看看两个维度,我认为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这个代际转变当然有历史变迁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我们提到了自由主义是一个大家族的说法,它就像家里有一大堆孩子,都去学校上学,有的特别会考试,有的会打篮球,有的会跳舞,但同时呢,有的数学不好,有的语文不好,有的和同学关系不好。于是这个大家族三天两头就会听到表扬和赞赏,也受到接连不断的批评和抱怨。这就解释了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幺自由主义一直在“死亡”。其实是因为,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多样性造成了它的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我们就从“上帝死了”说起。这句话几乎成了尼采的品牌标志,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句欢呼——尼采这个基督教的反叛者在欢呼上帝死了,人类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上帝,现在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他还质问:“我们这些最残忍的凶手,如何才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啊?”你听听,这根本就不是欢呼,“上帝死了”完全可以是一句沉痛的宣告,而且尼采指控人类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那问题就来了,尼采不是反基督教吗,为什幺他对“上帝死了”这件事好像很痛心?又为什幺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先看第一个问题,尼采为什幺痛心?这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尼采做的事情就像是对一个从小被收养的孩子说出了他的身世真相。这个真相当然会对孩子造成沉重打击,但是这件事又太过重要,孩子应当知道真相。“上帝死了”这件事比身世问题更严重。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那幺尼采为什幺又会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解读尼采是学术界最麻烦的工作之一,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尼采,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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